田飞龙:大阪G20和解的意义与限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2 次 更新时间:2019-07-30 10:31:56

田飞龙 (进入专栏)  

   到底是G20,还是G2?这在当代全球治理领域是一个关键性、敏感性议题。尽管“G2”的概念早有人炒作,但中国似乎不愿意陷入这一概念陷阱,尤其是这一概念隐含着演变为“修昔底德陷阱”的重大风险。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偏向于平等协商和多元共治,因而实质偏向于“G20”,因为这样的全球治理框架更有国际政治代表性,也更能够为世界各国尤其是G20内部的多元化强国所接受。中国历来奉行多边主义,自然不可能简单认同“G2”的去多元化框架。但从客观实力及影响力而言,在任何多元框架中,“G2”都有着举足轻重和结构性、方向性的意义。    

   大阪G20同样如此。尽管此次峰会的议题仍然是多元的,议程也是多元的,但最引人瞩目的必然是中美贸易谈判,是习近平和特朗普的“二人转”。从会议结果来看,中美元首共同决定重启贸易谈判,各自释放出相当程度的善意。比如习近平表示将增加美国产品进口及加快国内有关管制制度改革,并回忆包括“乒乓外交”在内的中美友好的历史情节,而特朗普则表示愿意尊重中国的核心关切及平等诉求,愿意考虑华为问题的解决方案,愿意继续推进贸易谈判直到达成协议。此次元首会晤没有任何具体贸易协议,但确实实现了重要的政治和解,消除了某些“脱钩论”的严峻对立及阴谋论推断,共同推进了两国无比艰难的贸易谈判进程。  

   中美和解的战略性意义是凸显的:其一,对世界经济而言,这是一个利好消息,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有可能获得中美合作因素的再保证;其二,对中美之外的广泛第三方而言,这也是一个利好消息,不必为了中美升级贸易战甚至更高冲突而选边站队,生意可以继续一起做,基本和平与发展共存的良性秩序有望得到维持;其三,为中国改革闯关及继续发展提供进一步的时空条件,长远来看有助于民族复兴,有助于中国继续修补技术和制度漏洞,强健经济和政治体格,为应对未来更强烈复杂的国际政治挑战做好准备;其四,和解有助于特朗普回应国内选民压力及连任预期,也有助于缓和美国对华敌意,尽管难以从根本上消除这种敌意;其五,中美和解后的协议框架可能成为美国与其他贸易对手谈判的基准,而不是过分“美国化”的美墨加协议成为基准,因此中国的坚持也就具有了代表国际社会共同维权及争取正义的战略性意义。      

   这一和解是中国坚持原则和斗争换来的。如果按照美方原初协议照单全收,中国将被迫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及接受美国过于苛刻、不平等的监督机制及单方制裁权。中国的立场必然是其国家利益和政治体制基本原则的反映,可以有具体利益权衡下的妥协,但不可能放弃政治自主权及长远发展利益。当代中国政府不是晚清政府,中国与世界的新关系也完全不同于晚清外交格局。美国所面临的谈判对手不是曾经的“东亚病夫”,也不是1980年代受其保护的日本,甚至不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而是文明基础深厚、民族复兴意志饱满、全球治理意愿凸显的复兴大国,有着作为世界“主要列强”的硬实力和超越传统列强范式的文明政治取向。美国应当也不得不逐步适应中国的这一新角色。从特朗普的峰会立场来看,美国在中国的自主抗争下已经在调整和尊重的方向上有所改进。

   但我们不可能就此乐观期待中美贸易战的终结,也不可能就此期待美国重返多边主义全球治理框架。大阪G20的中美和解必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其一,“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主义并未更改,美国在内部选举政治及中国抗争下的暂时性妥协不能理解为结构性转变,因此未来任何贸易协议都不可能作为中美关系的唯一可靠保证;其二,中国民族复兴的国家性目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目标不可能改变,随着中国技术主权的升级以及全球治理的实践性成果,中美围绕全球治理权的争夺将更加激烈,缓和的空间及余地不大,除非美国选择承认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的正当性;其三,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在积极寻求自保性框架,不希望在中美持续性冲突中利益受损,随着第三方力量的增强与政策的自主化,中美协议的调控力和影响力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其四,美国经济刺激效果可能逐步消退,“特朗普经济学”尤其是关税主义可能面临挫折与失败,从而刺激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矛盾上升,推动其进一步的逆全球化与民主民粹化,这些来自美国的风险因素可能再次波及中美协议及全球治理稳定性;其五,一定程度和概率下的地区战争风险(比如伊朗、乌克兰等)有可能在经济下行严重时爆发,大国之间的脆弱和平可能遭遇危机,全球治理共识与制度基础将进一步遭受侵蚀。      

   总之,大阪G20和解带来了中美贸易协议新的契机,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发展带来利好影响,更为中国全面改革开放赢得短暂但关键的战略机遇期。然而,中美结构性竞争态势已经形成,二战后国际法秩序及全球治理框架面临美国因素的倒退性影响,这导致此次和解效应必然是有限的,甚至是短期的,可能存在反复性和不确定性。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更加理性自觉,因此无论是贸易谈判还是后协议的风险应对,中国会更加自信、自主和从容。或许世界和平发展的关键已经转移到美国角色的变迁上,即美国可否真正接受中国崛起事实及中国模式正当性,放弃单边主义和唯一霸权诉求,转型为21世纪和平发展的建设性力量。美国若转型成功,中国之幸,世界之福,否则将陷入长时段的高风险斗争及不确定性之中。即便出现最糟糕情形,中国发展及全球治理前景仍将渡尽劫波,柳暗花明,因为中国所代表的和平发展价值与路线是正义且富有生命力的。                    

        

  

   (原载中美聚焦网2019年7月27日,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驻站研究员,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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