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希雨:朝鲜核问题的由来、发展与中国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政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6 次 更新时间:2019-07-30 08: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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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希雨  

  

   摘 要: 朝鲜核问题从 1990 年代初期开始持续发酵,成为牵动半岛局势以及朝美关系起伏变化的关键变量,这是由朝鲜内部的政治因素与战略考虑以及朝鲜半岛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复杂尖锐的安全矛盾相互作用共同促成的。研发并拥有核武器,是朝鲜最高决策者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做出的战略决策。在朝鲜半岛从冷战时期到后冷战时代的特殊背景下,朝鲜对核武器及弹道导弹的开发,经历了三个阶段,目前正进入第四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新阶段。2018 年以来朝鲜重新启动无核化进程,并为此先后展开的中朝、朝韩、朝美一系列峰会,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其国家战略中心的重大调整而做出的新时期战略选择,这不仅使错综复杂的朝鲜核问题再度被纳入了对话谈判解决的正确轨道,而且给曲折艰难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从最高政治层次注入了强劲动力。中国始终把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以及推进半岛无核化作为自己在半岛的两大战略目标,主张政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在实现半岛无核化的同时,建立起半岛永久和平机制。


一、引言


   自朝鲜和韩国 1992 年 1 月正式签署并于 2 月发表 《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1994 年10 月朝鲜和美国谈判签署并实施 《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以来,朝鲜核问题几经进展又几度陷入危机,甚至滑向战争边缘。2018 年以来先后展开的中朝、朝韩、朝美一系列峰会,不仅使错综复杂的朝鲜核问题再度被纳入了对话谈判解决的正确轨道,而且给曲折复艰难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从最高政治层次注入了强劲动力。虽然 2019 年 2 月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朝美第二次峰会无果而终,但有关各方并未关闭对话大门。在朝美对话遭遇暂时挫折、朝鲜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处在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提出 “四个支持”,即: “支持朝方继续坚持半岛无核化方向”“支持北南持续改善关系” “支持朝美举行首脑会晤并取得成果” “支持有关方通过对话解决各自合理关切”。朝鲜半岛问题错综复杂,归根结底就是 “核”与 “和”两大问题。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建立半岛永久和平机制,是中国长期追求的两大战略目标和长期坚持的两大原则,这两点从未因半岛形势的复杂化而改变,因为这不仅涉及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大国担当和大国责任,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能否以和平方式实现半岛无核化,事关中国在东北亚这个至关重要地区的战略利益。

  

   本文试图从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内在与外在动因来分析朝鲜核问题的发展演变过程,结合中国对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基本思路,分析阐述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具体政策。


二、朝鲜核问题发展变化的内因和外因


   朝鲜作为一个经济并不发达、国土面积和人口均属小国的国家,从秘密建设核基础工业,到公开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使得朝鲜核问题逐步演变成牵动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安全格局跌宕起伏的战略性问题,这是由朝鲜国内长期的政治和战略因素,以及朝鲜所处的外部安全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逐步演变而形成的。

  

   这个演变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 战略决定与技术积累阶段 (1950 年代中期到 1980 年代末): 最高决策启动人才培养与核工业基础构建

  

   朝鲜下决心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是上世纪 50 年代由金日成主席亲自做出的战略决定。尽管朝鲜战争停火后,朝鲜国内百废待兴,但金日成主席明确提出: “朝鲜国家虽小,但别国拥有的东西都应该有,包括原子弹。”这一战略选择直接催生了朝鲜同苏联在 1956 年正式启动了核工业开发合作,并有计划地向苏联派遣大批核专业留学人员。而美韩 “共同防御条约”生效后,美国从 1958 年开始,把能搭载核弹头的 “诚实约翰”导弹等战术核武器不断部署到韩国,到 1967 年时,列装驻韩美军的战术核弹头已高达 950 枚。韩国境内不断增加的美军核武器,进一步刺激了朝鲜靠拢苏联加快核基础开发的步伐,1959 年,朝苏签定 《核能合作协定》。

  

   客观地看,在冷战条件下,面对美国在韩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安全威胁,朝鲜加紧靠拢苏联以获取核开发能力,是内政外交的必然选择。但朝苏双方在核合作方面,既有共同兴趣但又具有不同的战略考虑,因此,朝鲜核计划启动之初,是从民用核技术,即和平利用核能开始的。从朝鲜方面考虑,依靠苏联提供的人员培养和技术/设备援助,可以开发自己丰富的天然铀资源,并发展建立起军民两用的核工业基础,并籍此积累可用于生产核弹头的易裂变材料。从苏联方面考虑,为了同中国竞争在朝鲜的影响力,在苏中分裂加剧的态势中拉朝向苏联靠拢,对朝提供其所热切需求的核合作,自然成了有力杠杆。但苏联援助朝鲜发展民用核工业,同朝鲜的目标差别很大,加之朝鲜受制于国内资源与技术制约,因此从 1950 年代中期核开发起步,到 1980 年代中期建成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发展速度相对较慢,所取得的技术成果也基本局限在民用核能设施以及初级的核医疗研究领域。到 1980 年代末期朝核危机爆发前,从硬件设施上,朝鲜已经累积起一定规模的核 “家底”,大体包括: 位于平壤北部宁边地区的一座可用于发电的五兆瓦石墨重水反应堆,为该反应堆生产燃料棒的核燃料加工厂,以及一座加工处理乏燃料棒的后处理设施。此外,在苏联的援助下,朝鲜还拥有一座实验性医用同位素加速器,并于 1980 年代末开始兴建分别为五十兆瓦和二百兆瓦的更大的重水反应堆。所有这些,都属于民用范畴。但是就人才培养而言,苏联在这个时期为朝鲜培养了数以百计的核工程技术人员,朝鲜核武器计划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徐相国、韩仁锡、丁根、李升基、崔学根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民用核设施的建设以及源源不断的核武器技术的人才积累,使朝鲜具备了进行核武研发的基础性条件。

  

   正是由于朝鲜在 1950 年代中期到 1980 年代后期近 30 年期间,朝鲜并没有把它拥有的天然铀矿资源以及有限的核设施直接用于开发核武器 (事实上,位于宁边的乏燃料后处理设施就可以提炼武器级钚材料),因此就连一直密切跟踪监查朝鲜核开发计划的美国情报部门也认为,朝鲜虽然已经建成重水反应堆等核设施,但并不表明朝鲜已经建造了开发核武器的设施以及生产了可用于制造核弹头的易裂变材料。

  

   朝鲜的核开发长期局限在民用领域,并不是因为朝鲜不想开发核武器,而是由于在核开发初期,朝鲜的唯一技术与相关物资来源国苏联对于朝鲜核开发的严格制约。在苏朝核合作中,苏联希望朝鲜只发展民用核工业,因此一直限制向朝鲜提供涉及军用领域的核技术与核材料。进入 1980 年代,当朝鲜在苏援助下建设第一座重水反应堆期间,苏联就不断敦促朝鲜签署 《不扩散条约》 (NPT),并以此作为继续帮助朝鲜建设重水反应堆的前提条件。1985 年 12 月,在苏联的强力推动下,朝鲜正式签署 《不扩散条约》。但是对于朝鲜的这一重大举措,朝鲜官方媒体集体沉默,不做任何报道,而苏联官方媒体则给予高调宣传和报道。这种反差,非常微妙地反映出朝、苏双方对于核合作的不同目标。对于有关签署 《不扩散条约》之后的 18 个月内,必须签署 《核保障监督协议》的规定,朝鲜一直采取拖延策略,直到 18 个月的 “最后期限”,朝鲜终于公开了自己立场,不顾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正式拒绝签署 《核保障监督条款》,朝鲜这一立场以及后来的事态发展深刻说明,朝鲜核计划虽然是从民用项目起步,但朝鲜决策层从一开始,就为开发核武器做好了技术铺垫并预留了战略空间。

  

   (二) 战略迂回阶段 (1990 年代初到 2005 年): 无核化外交与核武器开发并进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朝鲜顶着国际压力拒不签署《核保障监督协议》(NUCLEAR SAFE-GUARDS),到 1993 年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赴宁边现场核查钚提取情况,种种迹象显示朝鲜正在突破 NPT 红线,秘密提取和积累可用于制造核弹的钚。后来朝鲜又进一步开发浓缩铀,使得朝鲜同时拥有两种易裂变材料来制造核武器,奠定了核武国家的物质基础。但迫于国际环境压力和条件限制,朝鲜在这一时期的核开发战略,走了一条迂回前进的外交倡导无核化、实际推进有核化的道路,即: 利用无核化目标为外交杠杆,打开朝美接触与谈判的大门; 同时,无论在美朝双边谈判还是六方会谈多边外交中,都不停地推进核武器开发计划,不断增强自己的核实力地位; 而不断增强的核武地位,又有效提高了朝鲜在无核化外交中的谈判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朝鲜始终在有核与无核的“核门槛”前保持战略模糊,从而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无核化外交与秘密核武开发双轨并进的路线。

  

   而美国在 1990 年代初期,鉴于朝鲜已经开始从宁边核反应堆乏燃料中秘密提取钚材料,并威胁退出 NPT,因此开始日益聚焦朝鲜核问题,而这个时期,恰恰也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给朝鲜半岛安全格局带来深刻变化的时期。

  

   一方面,朝鲜半岛朝韩之间的政治外交平衡被彻底打破,出现了不利于朝鲜的巨大倾斜。冷战时期以中国、苏联和朝鲜为一方,美国、日本、韩国为另一方,形成两个完全对立的战略三角。中、苏两国在国际社会各个场合以及涉及半岛的每一个国际问题上,尤其是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舞台上,均全力支持朝鲜,在外交上拒不承认韩国; 而美国拉着日本一道,在任何涉及朝鲜半岛的问题上,都完全支持韩国排斥朝鲜,外交上也拒不承认朝鲜。1975 年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交叉承认”的建议,第一,美国和日本同朝鲜建交; 同时,中国、苏联必须同韩国建交; 第二,朝、韩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这个出自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之手的建议,其实是颇具建设性的。但是在当时的战略态势下,该建议遭到了朝鲜的坚决反对和明确拒绝,因而中、苏、朝—美、日、韩政治三角不得不延续下去。

  

但是随着 1980 年代后期冷战形势缓和,苏联同韩国实现了邦交关系正常化; 冷战结束后,中国也开始对自己在半岛的 “一边是盟国一边是敌国”的冷战政策,进行根本性调整,从而到 1992 年,中韩也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苏、中在冷战结束前后分别同韩国建交,使韩国未经 “交叉承认”就“无条件”地先后获得了苏联以及中国的承认,而朝鲜只是在冷战结束后与韩国同时加入了联合国,却迄今未能获得美国和日本的外交承认。这种巨变,不仅使朝鲜和韩国在国际政治与外交格局中的均衡被打破,更重要的是在军事安全领域,冷战时期朝中苏的 “三角同盟”不复存在,而美韩同盟及美日同盟构成的 “战略三角”则得以持续并加强,半岛安全态势出现了完全不利于朝鲜的逆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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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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