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机遇与挑战——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9 次 更新时间:2019-07-29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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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涓 (进入专栏)  


7月27日,第十四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高层论坛:高质量发展与现代治理体系”在成都开幕,江小涓院长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机遇与挑战: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各位校友院友:


大家上午好!作为主办方,我首先要表示一下感谢和欢迎,感谢市委、市政府对这次论坛的高度重视,感谢罗市长出席论坛并致辞,也感谢王岩、彭刚两位校领导莅临论坛,感谢所有嘉宾,也感谢支持单位、协办单位和所有媒体朋友,非常感谢大家前来参与。


我今天的题目是《机遇与挑战:中国经济向何处去》,有四方面内容跟大家分享。


01 中国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过去四十年的增长,是将近10%的增长,同时也是波动的增长,有多次到谷底,然后又到高点。这次我们已经经历了十年的下行,可不可能再翻回去爬到比较高的点?我们讲是比较困难的。


经济下行可能有多种解释:有宏观经济政策是否恰当、经济发展的问题、人口红利的问题、国际环境的问题,还可以列出来很多问题。


我们先看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这是宏观经济的三个主要的变量:投资、消费、出口。近几年,净出口的影响已经比较小了,经济增长和消费的关系,看上去是反向的,经济向上走的时候都是消费贡献比较低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不能说消费和增长成反比,实际上消费的贡献是比较稳定的。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出,投资是拉动高增长的主要因素,所以增长速度愈高时,消费的贡献就愈低。宏观经济来看,再持续拉高难度是很大的,也不是合理选项。


还有三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劳动力上升、引进技术的减少和服务经济的到来。我们看从人口红利角度讲发生了什么变化?2012年开始劳动人口净增长是负数,与经济向下走是高度契合的。人口红利的来源是抚养率,抚养率越低就说明有很好的劳动力供给,往后四十年是一个高抚养率。而且是老人抚养率特别高的高抚养,这种高抚养率与儿童为主的高抚养率相比,整个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和抚养的心态都是不同的,是非常重要的变化。


另外一个角度是,服务业比重上升,服务业从2012年开始成为第一大产业,2015年开始服务业超过50%。国际经验看几乎没有例外,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往下走。


我们挑了和中国可比性比较强的经济体,箭头所指的就是服务业超过50%的年份或者那一段年份,红色是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蓝色是经济增长率。一旦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之后,经济增长就是一个喇叭口,服务业比重继续上升,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


为什么服务经济为主的时候经济增速会下来?因为服务业是一个面对面、人对人、同时同地的产业,所以它能够利用高效设备提升劳动效率的机会很少,然而不同产业的劳动者要求近似的报酬,服务变得非常昂贵。服务业如何低效率高成本?比如1984年买这台电视机,17寸黑白电视1000块,当时保姆价格是500元一年,那时候可以讲中国是制造为主的年份,到2018年,32寸彩色平板1000元,保姆变成了每年5万块钱,这时候服务和制造业的比重是2:98。其实我们消费结构有变化吗?仍然是看一台电视和用一位保姆,其实消费结构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从价值上来讲好像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很多发达国家,当服务业变成主导产业之后,同样的资源投入,但是产出效率明显降低,所以我们讲这是高成本低效率的发展时代。


中国会不会遵循其他国家的轨迹?到了服务业为主的时期,无法将增长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我认为,转为一个中高速增长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6%作为增长的下限,就是大家认为这个阶段难以维持更高速度。


02 全球化条件变化,共赢空间扩张缓慢


过去四十年全球化发展非常快,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导致全球产业链的形成,但是这个变化在减速。


我们看这个图,每个图上两个柱子,蓝色部分是98到07年这十年的增长速度,红色部分是08到17年的增长速度,可以看出全球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与前十年相比,现在十年速度有明显回落。后两个图是中国的表现,同样可以看到这十年在明显减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过去四十年中,全球价值链切割转移,由于技术、运输条件和信息条件的变化,很多产品可以切割成不同部分,在不同国家生产,这张图是全球价值链的分割进程。跨国公司直间接贸易是全球价值链的标识,1980年的时候在全球贸易中间只占1/3,到2000年骤然增加到75%,到2010年的时候继续在扩张,增加到80%。但是到2016年的时候这个数据非但没有增长,而是在下降。因为一个产品被切割在不同国家生产,最后组装起来的部分和程度,是有限度的,如果没有很好的新技术变化,这个过程有天花板会减速。


前边的变化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既然有明显变化,从发达国家转到发展中国家一定会有冲突,转走了总是不高兴。我们看这条曲线,这是我国出口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经由最高接近40%,调回到20%不到。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正常的数值,超过7千万人以上的大国出口占GDP比重平均是不到18%的。同时,外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下降,现在五六十万亿投资,1千多亿外商投资,所占的比重仅有1%~2%,90年代中期占17%,完全不能相比。所以我们总的看法,提升全球化程度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中国将呈现大国的常态,开放的重要性相对降低。


03 新技术、中国优势与超越经验


如前面两部分所讲,似乎从内部外部条件看、国际经济看,中国经济必然进入一个速度下降的阶变?与前些年相比,明显回落大概是避免不了的。不过,从国情特点和技术发展看,我们有可能比别的国家表现好一些。


我们现在是什么状况呢?我们是在网络数字时代进入服务经济阶段,服务业之所以不能支撑增长,是因为以往技术主要应用于制造业,不能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现在的新技术如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打破了时空同步、同时同地的要求,大大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而且新技术还能融合制造与服务。


一百多年以来,教育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但现在有远程教育以后,慕课可以极大提高教育服务的效率。如果没有网络技术,只有现场听众开这个会,有了网络转播技术,可以有百万、千万的听众来参与。所以这就使得服务的面对面、现场这种状况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慕课就是很典型的案例。再例如金融服务的效率,现在借助互联网和智能技术,个人和小微的贷款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未来还会发展什么技术呢?还将继续发展融合制造和服务的技术。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有特别的优势,网络的特点是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一部网剧100万人看和10亿人看几乎没有差别,边际成本非常低,规模大就是优势,流量就是生产力,优势非常突出。我们制造业规模非常大,这是生产型服务业特别大的基础优势。中国由于制造业基础好,由于规模大,创造了很多互联网时代的制造业新发展模式,这张图是一个唯中国才有的云工厂模式。


恰好在网络时代、数字时代,中国到了以服务业为主的时候。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比较低,它既然要同时同地就不可能远程贸易,所以服务业以前不可贸易;但是现在网络时代,网络空间的服务贸易交易成本很低,规模经济非常显著,所以有可能成为服务贸易中的一个很强盛的竞争者,从我们实际表现来看也确实是这样,表现出较强竞争力。


左上图是国内最早发展的远程保安公司,美国的商场、高档住宅,中国的保安人员看监控视频,看到有问题一个电话就打过去,我们劳动力成本是当时美国劳动力成本的1/24,极有竞争力。接着发展到第二张图、第三张图,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成为全球领先的服务贸易形式。最后一张图是去年看过的一个给大国公司做全球采购和财务的企业,规模已经很大,中国将来的服务贸易将会有更多优势。


04 政策新需求:适应于引领


面对新变化,政策要做什么呢?研究公共治理,经济调节等重要方面。针对上述变化,有什么新的政策导向,看这张图,发展的特点和政策需求左右一一对应。


第一,宏观调控政策要把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经济时代的相对高速增长,宏观调控政策做什么呢?把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如果我们确定认为经济速度很难再支撑的话,可能就只能转向提高质量。但是有了前边讲的网络和数字技术时代,中国经济应该有新的增长来源,对比其他国家就可能有相对更好的增长表现,宏观调控还是要把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第二,产业结构政策应采取制造业与服务业中性的政策。服务业提高效率并能与制造业更多地融合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孰重孰轻来回较劲。现在的服务和制造是很难分开的,比如我们现在来说5G,5G首先是一个信息服务,但它那么高通量、低延时,要是没有巨量的物联网落地连接万物的话,没有什么用处。我们聊天说话不需要那么高通量,一定和产业互联网、生产制造及很多落地场景结合起来才能行。所以服务一定会与制造连接。同样如果制造不上网、不用云、不联通的话,很难的。将来发展是更柔性、更融合、更连通的发展,可以不提谁优先谁跟后,就是一个中性政策,通过市场确认关系。


第三,技术开发政策应当将技术开发更多交给市场,政府提供应用场景。大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但应用场景企业不可控、发展受限。比如自动驾驶,企业可以做出所有需要的机器,但是法律、路面、交通管制,相关配套的一些规则,都需要一个整体空间场景的设置,这不是企业能做的。技术开发现在可以更多交给市场,政府在技术落地应用场景方面多做一些事情,这和我们前些年讲的不一样。以前我们讲应用可以交给市场,开发是企业做不到的,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四,产业组织政策应该规模效应和竞争效益并重。国内的产业优势,我们有大市场,这样对产业组织来讲形成什么诉求呢?我觉得应该鼓励大平台企业发展和鼓励竞争并重,这在一个很大的国家才容易做到。现在平台企业需要一个大的规模才有竞争力,但是如果没有竞争的话,所有的企业都可能做恶。所以我们两方面都需要做,中国完全可以在两者中做到比较好的平衡。


第五,国际竞争政策应该总体中性并趋向国民待遇。中国会回到中等程度的国际化,这是一个量的问题。从质量的改变,我们正在从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在垂直分工的时候我们是做中低端,别人做高端,所以要支持国内产业升级。我们现在很多产品其实是水平分工,中国有消费者愿意买苹果手机,很多国外消费者愿意买华为手机,在这些领域政府不用操心太多。


第六,国际收支政策要统筹考虑贸易、储备和投资问题。较长时间内我们还会存在着一个贸易顺差,但是会缩小。要统筹考虑贸易顺差、国际投资和国际储备的问题。因为如果国际贸易盈利比较多的话,要么就对外投资,要么就拿储备到国外去买国债,这三种东西要平衡好,并不是特别强调哪一方面。


第七,公共服务政策可以选择性地发挥市场作用。有了互联网之后,很多一些公共服务从市场失灵转向市场相容,而且效率更高、服务更优、价格更低,并更多地在那些市场仍然不能为的领域使劲。市场可以作为的地方政府后退,做好标准评估、监管等工作。


第八,科技治理政策要引导形成有效共治。新技术带来许多新问题,影响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公共治理政策应当研究如何引导各方形成有效治理。


我的时间已到,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么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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