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骏:日本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及其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 次 更新时间:2019-07-28 16:51:01

进入专题: 经济治理   日本  

陈友骏  

  

   【内容摘要】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深度改革与急速调整阶段。在此背景下,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在全球泛起,双边及多边经贸合作框架不断涌现弱化了以WTO为基础的全球自由贸易秩序,而美国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等均成为阻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主要困扰因素。受自身“政治大国”追求的驱动,同时也基于填补政治空白、开辟中日博弈新疆域以及形成“以外促内”倒逼机制等多方面战略考虑,日本积极参与并试图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同时也试图植入“日本式经济治理观”。为此,日本在全球规则制定层面多维度出击,组建日美欧经贸“铁三角”,试图通过小多边合作,引领制定自由贸易新规则;主动引领并积极推进区域性经济合作安排,做大自身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基本盘与支撑面;构建内外联动机制,为推动及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创新性要素和动力。受此影响,在国际经贸新规则制定等问题上,日本未来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间的主导权之争将趋于激烈,对此需要从中美日大三角及全球经济发展环境的大背景下综合考量,审慎应对。

  

   【关键词】  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日本式全球经济治理观  中日竞争与合作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深度改革与急速调整阶段。对于任何一个深度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体系,同时又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开放性经济体而言,这既是危机,也是机遇。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得益者和全球重要的开放经济体,日本也同样如此。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生态也同步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格局演变。2009年,民主党取代自民党走上执政神坛,在经过三年多的短暂执政期后,最终未能抵挡住自民党的反击,政权旁落。2012年底,由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再度掌权,其对内推行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对外奉行积极主动的外交战略。在努力修复并巩固日美同盟这一外交战略基础的同时,安倍政府又竭力扩大日本对外战略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意欲加速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作为其中的突出表现,安倍政府聚焦日本的全球经济治理战略,不仅正面应对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度改革与急速调整所带来的“双刃剑”效应,更试图借机从一个旧秩序的参与者或维护者,转变为新体系的建设者和引领者,进而构建日本在全球经济治理新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形成重要影响力。

  

   本文拟以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以及积极发挥战略主动为主线,深入探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现状与困境、日本的政策举措,以及中日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等。


一、日本的全球经济治理观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二十国集团(G20)功能的强化为标志,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发展进入加速期。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努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调整趋势渐显,并不断朝公平、公正、均衡的方向发展。当然,困难和矛盾也在凸显,若干战略性困境也逐渐显现。首先,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沉渣泛起,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有序运转和平稳改革造成严重冲击。毋庸置疑,美国特朗普政府是这股逆流的发起者与推动者,具有极强的负面性和示范性,引发其他一些国家盲目跟风,致使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偏离正常轨道的风险急剧上升。其次,双边及多边经贸合作框架不断涌现以及WTO改革进程的缓慢推进等诸多因素叠加,致使原有的多边经济合作框架发生动摇,未来以WTO为基础的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上升。再次,以美国挑起贸易摩擦为代表的中美冲突的加剧,进一步强化了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前景的不确定性。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在经贸领域的摩擦很容易在政治领域产生“蝴蝶效应”,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战略稳定。以此为背景,悲观主义与投机主义的焦躁情绪在全球范围内呈现一定程度的蔓延之势。

  

   上述三方面战略性困境的出现,引发日本国内政界、经济界及学界人士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议题的激烈讨论,其中不乏聚焦于对以往经验和教训的再思考。与此同时,2019年又恰逢G20峰会移师日本大阪。作为东道国,日本自然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一千载难逢的政治机遇,希望凭借成功主办G20峰会,在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深深刻上日本烙印,弘扬“日本式全球经济治理观”[1]。由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再度激发了日本社会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思考与探索。综合日本国内的各方面观点,日本意欲彰显的“日本式全球经济治理观”包含方式、角色、议题等若干具体内容。

  

   第一,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已是刻不容缓的全球性重要课题,但就改革的方式而言,并非采取“完全摒弃”“另起炉灶”的战略方针,而应以渐进性完善的基本态度,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作为战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日本总体上对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尤其是对包含于其中、日趋成熟的自由贸易体系较为满意。因此,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进程不应建立在“完全摒弃、另起炉灶”的基础上,而应该以“日臻完善、精益求精”为基本宗旨,逐步有效推进和落实相关改革议题。当然,日本的这一观点,源自多个重要战略判断,其出发点与落脚点完全来自日本的经济利益及国家利益。

  

   首先是“生命线理论”,即自由贸易是日本国家存亡的生命线。[2]对于连粮食和能源都无法实现自给自足的日本而言,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为其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便于日本生产出优质商品并在国际市场上销售获利,同时用赚取的利润购买世界的商品和服务,因此,自由贸易体系是关乎日本国家存亡的生命线,直接等同于日本的国家安全。[3]毋庸置疑,在战后全球经济发展史上,自由贸易的普及与推广和全球经济治理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冲突,相反,正是因为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所提供的正能量,才促使自由贸易在战后能够迅速展开,并逐步从双边走向多边,从区域走向全球,最终推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维护国际政治相对稳定。作为主要得益者之一,日本对此有清醒认识,并将自身经济发展与公正公平的自由贸易乃至积极合理的全球治理紧密绑定。

  

   其次是“经济放缓威胁论”。经济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出现放缓、弱化的趋势,其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亦在增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经济全球化从高速推进期进入调整期,呈现出速度放缓、内容变化、格局分化、规则重构的新特点。”[4]对此,日本国内普遍存在担忧情绪,担心全球化的放缓会影响日本经济的对外经济发展乃至国内经济的复苏进程。实际上,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复苏一定程度上就依托于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速度。持续向外转移过剩产能及积极利用投资对象国的丰富经济资源等,重塑了日本企业的竞争优势,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开拓了广阔的消费市场,为日本企业赢得了丰厚利润。与此同时,企业的海外巨额盈利回流国内,又为日本经济复苏创造了宝贵动力。因此可以说,日本经济是与经济全球化互为一体的,日本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当然,在经济全球化转入调整期之后,日本企业向外扩张的速度有所减缓,在海外市场获得的经营利润也将同步萎缩,以往回流国内的那部分企业盈余自然也会随之减少。这样一来,日本经济增长的总体态势或将放缓,复苏进程也将受到制约。

  

   第二,就日本应该以何种角色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此轮改革而言,引领者角色与积极动力源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且在日本国内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实际上,日本经济产业省早在2006年编写的《全球经济战略》报告中就指出,日本的对外经济战略必须建立在一定的问题意识基础之上。其中,如何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并构建超越国境的经济圈,如何从长期的角度形成与日本战略期待相符并且又能激起国际社会共鸣的国际秩序等,均是日本构思或制定对外经济战略的基本出发点。[5]由此可见,21世纪初日本对外经济战略的视阈就已经覆盖了“经济圈”这一战略概念,而所谓“能激起国际社会共鸣的国际秩序”显露了日本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渴望与期待。从这一层面来看,日本希望主导并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态势,以及此后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并且在美国退出的背景下担当起TPP的引领者角色,促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最终达成,完全是日本对外经济战略的“雄心”使然。此外,欧美国家经济的整体性疲软以及南北差距逐步缩小的不争事实,也正在蚕食欧美国家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角色的传统优势;中美经贸冲突引发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进程中的政治真空也在逐步扩大。有鉴于此,作为排名仅次于中美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认为可以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足够的政治空间,游刃有余地参与甚至引领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进程。对此,日本学者田所昌幸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作为国际经济秩序维护者的七国集团(G7)已无法发挥指导作用,同时中国也不能提供新的秩序框架,因此就出现了领导者“真空”的尴尬局面;日本应抓住这一战略机遇,超越美国,竭尽所能地维护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6]安倍也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日本必须争当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引领者,这实际上可以视为对上述观点的政治背书。

  

   第三,就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议题设置而言,日本的基本观点是偏西方的,自身提出的亮点并不多,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希望在未来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目标中融入对经济效率要求的不懈追求,可视为“日本式全球经济治理观”的主要亮点。作为资源贫乏的岛国,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一直面临资源和能源匮乏的困扰。换言之,在资源和能源相对有限的客观条件下,若要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就唯有不断提升经济效率,战后日本经济的成长过程也验证了这一理论假设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与此同时,日本之所以强烈希望将提升经济效率加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议程,也存在着难言苦衷,即残酷的“少子高龄化”社会现实,逼迫日本经济必须进行彻底的结构性调整,完全放弃对人口红利等经济增长动力的追求,转而寻求通过技术革新方式,以提升效率的根本手段实现经济的复苏增长。美国学者古德曼(Matthew P.Goodman)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日本的劳动人口将从1995年的8 500万骤减至21世纪中叶的5 500万,因此,为了支撑日本的经济增长,其需要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productivity),而不仅只是更好的流动性(liquidity)。[7]由此,日本希望将效率问题融入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进程,既显示出日本对经济效率问题的重视,希望其可以作为“日本式全球经济治理观”的创新点和闪光点,被其他国家积极采纳,同时也意味着其希望将自身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联系起来,形成内外联动的双向互动机制。


二、日本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动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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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展望杂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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