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社会学家视野中的历史具有双重意义，首先是作为本体性的对象，其次是作为方法。就前者而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判断对于社会学者无疑具有震撼效果，它精准地揭示了社会学者研究历史现象的真实动因。对于社会学者而言，任何社会结构或者社会现象都不是非时间性地存在的，而是具有历史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一方面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另一方面又存留于人对历史的不断重建和认知之中。就后者而言，比较是社会认知的基本方法，比较可以是各种抽象的理念型或者平均类型，也可以是对过往现象或他者的想象和再建构。
史学对于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而言毋庸置疑是最为重要的，但在我国这几十年的社会学研究史中，其价值似乎非常有限，大陆社会学基本上是在非历史的语境下进行自我建构和研究：理论上走向抽象主义而忽略中西比较或者西方社会学思想背后深刻的历史基因和脉络；质性研究虽然似乎高度重视语境的作用，但往往把语境理解为共时性因素的结合；定量研究基本上在一个米尔斯所谓的抽象经验主义的逻辑下运作；在课程体系中，历史的价值仅仅表现在思想史、社会史、社会学史等几门边缘性的课程中，很难进入社会学者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想象力（肖瑛，2014b）。
可喜的是，近10年来，一些社会学者开始意识到我国社会学研究的这种偏颇，积极呼吁并在人才培养和研究上推动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对民国社会学史的重视和发掘就是例证。特别是2012年以来，学者、学术期刊、学术会议相互配合，推动着社会学对于历史学和历史问题的重视，譬如2012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杂志合作主办“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学前沿：社会学的历史视野”学术研讨会，一批青年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聚集一堂，就如何在历史视野中开展社会学研究提出方法论上的可行性，并就一些实质性论题做了深入的探讨；2012年以来，《社会》杂志有意识地刊登历史社会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并在2014年开辟“历史社会学”专栏；《开放时代》杂志对中国革命史的关注已经长达10年。
二、核心论题
鸟瞰2011—2014年这短短4年我国社会史和历史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虽然议题众多，但主要聚焦于如下几个方面。
（一）总体性社会科学何以可能
渠敬东（2013a，2013b）提出重建总体性社会科学的命题，并尝试从所有制、经营权和治理体制机制等三个角度建构对近30年我国乡镇企业研究成果的总体性把握，这一命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经验问题，是社会学与历史学如何勾连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学前沿：社会学的历史视野”研讨会上，学者们对“总体性社会科学”问题做了多重阐发，都认为重建总体性社会科学必须处理好中西古今的内在关联问题。具体言之，就如李猛所说，既向中国传统进展，又重新发掘、发现西方经典在社会理论中的意义；要理解传统社会，必须关注“传统社会是如何理解自身的”问题、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双重努力，以及重新确立对待中国传统的态度问题；中西古今的结合点就是比较文明分析。而这样的研究路向，关键是警惕去社会学化的危险，不能忽视经典作家在建立总体社会科学的努力中对内含的关于社会构成的实在和条件的论述。就中国学术传统对于重建总体性社会科学的意义问题，渠敬东指出，民国时期社会科学的最高代表王国维和陈寅恪开创了两个研究传统：一是坚持在经学中构建中国文明的系统，二是回到作为民情的历史概念之中。这两个传统构成中国社会学与所有人文学科巨大张力的根源，影响着民国时期的社会学研究。因此，社会学应与关于“民情”的史学建立关联，经验性和历史感地研究“当下”的“民情”（转引自刘亚秋，2013）。
从经验角度看，杨清媚（2013）对陶云逵的研究、侯俊丹（2014b）对陈黻宸新史学思想的研究、孟庆延（2013）关于如何把土地革命的命题放置在“理解共产主义文明”这一总体性论题下开展研究的思考，都可以算是基于总体性社会科学思维来从事学术研究的尝试。
（二）经典概念的再思考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创造的一个理解中国社会构成和运行机制的经典概念，对这个概念的解释和再造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一道蔚为壮观的景观。与以往的相关研究不同，吴飞（2011）、周飞舟（2015）等学者把差序格局放置到西周以来的礼治传统中考察。基于丧服制度的结构及其演变，吴飞（2011）认为，“尊尊”和“亲亲”逻辑实际上构成了中国最早的立体的差序格局形态，从而补充了最初形态的“差序格局”的平面化不足。肖瑛（2014a）在吴飞、周飞舟和阎云翔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对“差序格局”的构成逻辑进行了丰富，把差序格局类型化为社会等级意义上的与社会心理意义上的，又把前者区分为亲亲意义上的和尊尊意义上的，并进一步尝试建立起它们之间的转化关系。罗琳（2013）和肖瑛（2014a）还试图指出，在急剧的社会变革期，差序格局出现了从传统社会的自然意志形态向现代性意义上的理性意志形态转变的趋向。杭苏红（2012）通过对西汉外戚受爵的研究揭示了实际政治生活中“亲亲”的差序格局对“尊尊”的权力等级的凌驾和改变，呈现了“内圣外王”不仅作为一种知识精英的自我修养目标，而且作为一种以家的模式来改变和重建国家模式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吴飞等学者关于差序格局的再研究。
何蓉（2014）对“均”做了观念史的爬梳，同一个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并不一致，但它们会构成人们的思维方式的重要语境，并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人们对相关概念和思想的理解，从而使中国人对于现代性意义上的正义的理解也具有了中国特色。但与何蓉以及侯俊丹这种在中国文化传承及其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发现一个概念的实质性内涵的变化不同，姚中秋（2014）似乎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渴望通过西方概念来为本土文化的现代性正名，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受束于这些西方概念本身的内涵，这种简单的套用对于更为真切地理解具体文化类型及其交流后果似乎缺乏积极的学术意义。
如前所述，“民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概念。“民情”（mores）是孟德斯鸠与托克维尔用以分析特定社会的情感结构的核心概念。渠敬东（2013a，2013b，参见刘亚秋，2013）把“民情”同体制、知识等因素结合起来作为治理机制研究乡镇企业的治理体制，可被视为这方面研究的一次尝试。侯俊丹（2014a）从清末在应对太平天国运动中民间力量的转化这一经验现象来考察“民情”变动的机制，并把“民情”的转变同中国的现代化连接起来，有效地延长了社会学的解释链条。
（三）社会学史与民国社会学传统的再发现
民国时期，一批从海外学成归国的青年社会学家积极参与到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当中，他们在城市与农村开展社会调查，深入思考社会学的本土化路径，甚至发起中国社会的改造试验。1980年以来，恢复后的社会学并没有很好地重新思考和接续这份历史遗产。直至近年，一批学者开始发掘社会学的民国传统，重新编辑和出版了一些民国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并展开了对民国社会学家与社会学史的研究，如宣朝庆（2011）对定县实验中乡绅与平民教育会之间冲突的再现、周晓虹（2012）对孙本文的介绍、杜月（2012）对瞿同祖早期与后期思想的比较研究、杨清媚（2013）对陶云逵人类学思想中的德国成分以及这些成分对于陶云逵的人类学思想之形成的作用机理的研究，都为激活中国社会学的传统做出了努力。
（四）公共性：传统与现代
公共性是一个社会的本质，但不同社会的构成逻辑是不一样的，这也决定了公共性在具体语境中的不同形态和运作机制。自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展开对国民性的反思以来，公共性就是其中至为核心的一个维度。围绕这个舶来的概念，形成了多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如姚中秋（2014）坚持认为儒家思想中不仅有这些概念及其实践的重要地位，而且其理念和实践具有相较于西方的独特逻辑和优势；任锋（2014）对儒家政治哲学中“公共性”的形成和流变的梳理及其在近代中西碰触中所产生的紧张的分析，可以被视为姚中秋观点的一个注脚。任文利（2014）则以中晚明时期的朝廷内部的信息传播和议政载体《邸报》为对象来讨论在帝制内部，儒家士大夫们对于政治公共性的不懈追求。
与上述三位鲜明的儒家立场不同，刘怡然（2014）、黄柏莉（2014）和汪华（2013）关于公共性的研究显然是以西方现代性思想为参照的。汪华的研究集中在1927—1937这10年间上海社会保障建设情况，洞察的是公共服务问题。刘怡然对清末民初上海义演现象的分析表明，虽然义演并没有带来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但对“公共社域”（public communal domain）的催生作用却是明显的，由此促进了一种新的公共性的生成，对20世纪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黄柏莉（2014）则发现广州公共空间的构成与维持跟政府的理念和治理能力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使以公园与茶楼为代表的公共空间具有平民化和世俗化的特点，另一方面则由于社会变动政府能力衰弱而难以实现公共空间秩序的有效维持。
（五）社会变迁中乡村权力结构之演变
侯俊丹（2014a）的研究以太平天国运动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影响为对象，她发现，太平天国运动催生了士侠合流及其武装组织化，破坏了基层社会基于宗法和儒家伦理构建的基本秩序；纵使战后中央政府力图恢复社会的传统连接机制，但因民情在战争中的变化而不再可能，从而为中国社会下一步的现代化创造了客观条件。渠桂萍（2013）对从清初到清末以至民国期间，我国乡村权力结构演变的轨迹做了分析，发现社会变动对于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权力构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宣朝庆（2011）关注的则是定县实验中平民教育会力量的进入给地方乡绅权力带来的消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定县实验这种植入的现代化进程破坏了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造成乡绅与平教会乃至国家的激烈冲突，并直接导致了乡绅权力的式微。
虽然李洁（2013）和罗琳（2013）的研究必须放置到社会革命的话题下展开才能彰显作者的本意，但宣朝庆、李洁和罗琳的研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即植入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后果，而且当把这些研究同渠桂萍以及侯俊丹的研究联系起来时，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时间链，即从清末到1949年甚至改革开放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乡村权力结构在不同力量的影响甚至支配下变动的基本线索和逻辑。
（六）把革命史带入社会学研究
中国近现代革命史是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其所发生的原因、机制、转折、后果以及各种林林总总的细节，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开放时代》以“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为题先后主办过八次学术研讨。
近年来，应星及其学术团队尝试把中国革命史带入社会学领域之中，其目的是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观照下理解“现代政党国家是如何建构的”这一基本问题。应星从陈寅恪早年的华夏农耕文明在尚武民族包围和冲击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动的问题意识中获得启示，将自己的问题意识简略地界定为：“共产主义文明自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发生了怎样的遭遇？中国从苏联和共产国际那里拿来了什么样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在中国的实践中发生了什么变异，给今天留下了什么？为回答这些问题，应星努力打通中共党史与社会史，中共党史与苏联党史、共产国际史，中共党史与国民党党史之间的隔离，并突破国外学者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形成的集权主义、社会革命以及文化和地方精英等三种主导范式，而借鉴历史长编法，对中共党史作长时段的政治史研究，先对事件、人物、时间和空间作总体史的勾画，再对关键的制度史结合地方史展开研究，然后对新出现的政治术语作语言学的追溯，并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情势，相关的社会思潮及社会史、地方史的研究成果，探索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正统的生产逻辑，其与外来思想和制度的吸收与改造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其中沉淀的复杂的地方传统及历史行动者的创造结晶”（转引自刘亚秋，2013）。关于万安暴动的论文是这种旨趣的第一个成果表征（应星、李夏，2014）。该文把万安暴动的领导人物曾天宇的个人生活和精神气质同中共早期的组织形态以及社会环境结合起来研究，揭示了中共早期组织形态中存在的三重张力：职位关系与个人因素之间的张力；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方领袖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革命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的张力。土地革命始终是中国革命史最为核心的部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这方面有过非常多的、不同视角的阐述，孟庆延（2013）对海内外关于中共领导下的土地革命的研究在问题意识、范式和议题等方面的转化做了梳理和分析。
集体化和去集体化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两种最为基本的政策，围绕这两种政策展开的研究产生了诸多成果。罗琳（2013）与李洁（2011）的研究围绕农村集体化展开，汪华（2012）和贾文娟（2012）的研究则围绕工厂展开。罗琳通过对柳青的文学作品《种谷记》的文本分析，揭示了在早期集体化努力中，“公”与“私”之间的分化、组合和转化逻辑；这种分化、组合和转化虽然破坏了农村旧有的经济伦理，但并没有成功地建立起新的团体格局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公民合作模式，而以“公家—代理人”的新差序格局取而代之。李洁（2011）的口述史研究也表明，集体化时期公权力对农民的生活方式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了重构，但并没有成功地对新公民进行塑造，而只是实现了对农村资源的全盘控制。汪华（2012）对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工人参与工厂管理的研究也揭示了类似的问题：社会主义改造为工人参与工厂管理创造了条件，但是改造的结束又封闭了工人参与工厂管理的空间。贾文娟（2012）基于对一个国营企业的口述史研究则发现，解放初期，工人地位的提升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的激励，能够明显促进工人的劳动热情，但是，随着这些条件的常规化，以及指标化管理方式和管理官僚群体或者个体对国家的取代，工人的生产热情开始下降，弄虚作假现象开始抬升。贾文娟的发现与罗琳的发现有着某些惊人的相似，即当抽象的“公”转化为代理人个人或者群体的“公”名义时集体化生产所可能产生的问题，这是一个典型的周雪光（2014）所关心的委托—代理困境。
论及革命史，不能不说爱情。张杰（2011）通过分析1923年那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来呈现当时年轻人的时间观念的现代化，黄文治（2013）则力图展示鄂豫皖苏区1923—1932年阶级斗争动员话语下女性解放与性秩序变动之间的现实纠缠。
（七）名与实：长时段的历史考察
相比于上述大多数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短时段特点，周雪光（2014）与徐冰（2014）的研究则是长时段的。周雪光从对“黄宗羲定律”的批判性思考入手，试图回答中国历史上财税制度为什么一直处在“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循环中难以自拔这一历史问题，并以此揭示中华帝国运作的基本逻辑。在他看来，帝国的治理逻辑有三重维度，第一是委托与代理，第二是正式与非正式，第三是名与实，在这三重逻辑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并存转化处于核心地位。这三重逻辑不仅决定了中国财税制度的周期性循环难以被超越，而且影响着帝国其他方面的运行方式，但又为帝国超越危机创造了条件。帝国的这种逻辑延续至今，只不过在信息社会背景下，其适应性会出现困难。周雪光对名与实的解读相对比较确定，名即至高无上的象征性权力——皇权，实则指在官僚体制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实际权力。徐冰（2014）也在讨论这一范畴，但其问题域与周雪光殊为不同。徐冰把“名”界定为官方公开宣称的意识形态，“实”则为各种时间点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名”与“实”作为一个总体性范畴，既可以表现为费孝通所谓的皇权与绅权的双轨制，也能够呈现为制度与基于私利的工具性行动之间的紧张，等等。一言以蔽之，如何实现各种名与实之间的平衡是中国社会的总体性秩序之维系的基本问题。
三、总结与思考
历史社会学的论域是宽阔的，除上述主题外，王星（2014）对中国工厂师徒制的详尽分析、雷鸣和李宏图（2013）对日本制丝行业劳动力市场稳定化背后的非正式制度之作用机理的讨论，都是对这个领域的丰富和发展。
浏览2011—2014年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趋向的各种表征，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历史转向的学术自觉已经初步确立并将继续传播和深化，促进社会学的解释力的提升。仅从方法论角度看，与方法论主义者着力于从理论层面上探索本土化的理论途径不同，历史社会学者虽然有自己的理论思考，但更倾向于基于具体的个案来讨论在社会变革期不同思想是如何交汇、冲突和融合，从而形塑新的既扎根本土又具有一定超越性的理论的。这种发现中国社会理论的构成逻辑的方法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讨论中国化或者本土化的路径。杨清媚（2013）关于陶云逵人类学思想中德国因素与本土因素之间的关联的研究，何蓉（2014）关于我国近世社会正义观的构成逻辑的分析，周飞舟（2015）从丧服制度发现中国传统的社会理论建构逻辑，渠敬东（2015）以康有为、陈寅恪、王国维等为个案对于中国近世思想之演变的探究，侯俊丹（2014b）对陈黻宸思想的构成逻辑及其与内生性中国社会理论建构的关系的分析，既是对这一方法的遵循，也是对它的再造。这种方法论，借用杜月（2012）对瞿同祖前后期思想的比较研究的发现即可以说清楚：不是从义理而是从具体的社会条件出发来探讨学说或者观念的演变机制，并从这种演变机制中反观社会的变动逻辑。李洁（2013）的口述史研究进一步提醒我们，单纯依赖对某些学说或者教条来观照现实现象是有缺陷的，同一个行动，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建构逻辑，会被赋予不同的“名”，厘清这些建构逻辑，呈现其展开逻辑的多样性，需要社会学者对“历史”本身有着多样化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