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吉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 次 更新时间:2019-07-26 22:5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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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吉胜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经历了40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被国际学界普遍认可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中国学派。然而,学术研究和理论构建本身也是一种实践。根据实践理论,话语促进实践,实践会强化或弱化话语,话语与实践一起促进形成某个实践共同体,影响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进而影响未来行为体的话语与实践。中国学者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实践也受所在实践共同体的影响。因此,研究实践共同体内的话语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经历了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以及如何来发展中国学派的话语转变和实践转变。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国际实践是理论创新的重要资源,同时,需要重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思考中国学派的核心问题以及如何建立理论关联。中国学者也需要思考国外学者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要评判,如中国学者对“理论”所持的标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与困难等,从中为进一步创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获得启示。

   关 键 词:话语  实践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特色  中国学派

  

   国际关系学科自1919年创立后发展已近百年。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为人们描述、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多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主导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尽管从2007年开始,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就研究了“为什么没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具体问题。①2014年,阿查亚明确提出需要发展全球国际关系(Global IR),②以使这个领域更加包容、多元、多样。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相比,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起步更晚,真正开始研究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尽管之前中国也有一些零散的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教学与研究。③从改革开放到今年整整40年,尽管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创新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被国际学界普遍认可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中国学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创新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笔者受国际关系实践理论的启发认为:行为体的行为受话语的影响,话语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直接影响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实践反过来也影响话语。具有相似话语与实践的人们会产生共有知识,形成一个实践共同体。这样的实践共同体反过来会进一步影响未来共同体成员的话语与实践。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这种逻辑同样存在。对于中国学界,围绕某个问题所形成的学术共同体所建构的话语环境同样会影响学者的相关实践、理论发展以及知识演进。那么中国学界持怎样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话语,经历了哪些实践?外国学者又如何评价?他们的话语与中国学者的是否相同?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发?鉴于此,下文首先探讨话语、实践、实践共同体之间的理论关联。之后,系统梳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实践。在此基础上,对比中国国内和国外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导话语,并提出未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以及发展中国学派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 话语、实践、实践共同体与知识传播

  

   话语是分析社会过程、实践和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话语促进实践,实践反过来也会强化或弱化某些话语。话语与实践一起会促进形成某个实践共同体,影响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不仅仅形成表象性知识(representational knowledge),也建构背景知识(background knowledge)。学术研究是一种实践,研究某个具体领域的学者形成一个具体的实践共同体,学者的话语与实践受共同体的影响,同时也建构共同体本身。也正因如此,共同体外的声音有时会被忽略。对于创新性或创造性研究而言,跳出共同体之外,倾听共同体之外的声音,尤其是一些不同的评论和批评,观察和反思共同体之外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话语促进实践。话语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言语行动,话语决定了具有社会意义的事情是否有效。④如果没有沟通和话语,人们就无法区分行为与实践。语言传达意义,是把实践转化为社会行动的枢纽和引擎。语言自身是以“话语实践”的形式展现行动或是实施行动。不同的言辞与行为方式能够创造相互依赖的路径。后结构主义甚至认为话语起核心作用,因为不可能在话语外思考实践。按照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观点,话语本身应该被视为实践,它可以产生一系列语言结构。这样的结构对我们“谈论客体”是必要的,比如命名、分析、分类以及解释在社会世界和物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一方面,话语不仅仅是一种经验性工具,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使用中的语言”。⑤话语促进实践,既强化实践,也指导实践。话语本身是实践形成过程的一部分。话语把一个领域建构为具有特殊政治认知特点的领域,诸如法律、政治、艺术、宗教、意识形态以及道德等。⑥另一方面,实践也经常是话语性的,经常伴随言语行为发生,而不是发生在话语实践之外。⑦实践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语言表述形式,或者按照福柯的观点是一种声明(statement),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话语文本,而是行动中的话语。话语作为在空间、关系、社会语境或是场域中所使用的意义结构能够建构社会实践,强化或弱化某些行为实践,尤其是知识和权力的实践。也就是说,话语是行为体生产知识和传播知识的重要媒介,同时也建构社会结构,产生观念倾向和权力效应。

   其次,实践反过来会强化或弱化某些话语。实践把话语世界与物质世界联系在一起,并使话语和制度具体化。实践启动了某种话语的生成,塑造了某种能指结构。话语尤其强调与行为在社会语境下的内在关系。实践依赖于背景知识,知识如同意象、信念等一样,先于实践。同时,背景知识也是实践性的,背景知识引导行动。⑧实践不仅实施行动,同时也包含和展现背景知识和话语,并物化这样的知识和话语。⑨话语依赖重复的行动或是“常规”,否则就会逐渐消失,因为话语是社会的,是在一个共有知识或是想当然的背景下“发挥作用”。荷兰语言学家特奥·范莱文(Theo van Leeuwen)把社会实践定义为社会规范做事的方式,⑩实践推动世界向前,并把世界联系在一起。如果说话语形成或是建构常规实践的话,那么实践本身也会促成话语的形成和话语的固化。正如西奥多·沙茨基(Theodore Schatzki)所言,话语是存在(being),实践是成为(becoming),是话语的来源以及话语的最终归属。(11)通过实践,人们会形成特定的实践知识,实践知识反过来会强化或弱化某些话语。

   再次,话语与实践一起可以形成一个实践共同体,实践共同体会继续影响未来成员的话语与行为,行为体在实践过程中会形成共同的利益、知识、话语和认同。伊曼纽尔·阿德勒(Emmanuel Adler)把实践共同体定义为一些思维相近的实践者,他们由于学习和应用某些实践的兴趣非正式或是在某个语境下聚合在一起。(12)在一个领域的知识建构了人们的思维相似性,即在这个共同体中的人创造了一种学习的社会结构和一种共享实践,形成该共同体发展、共享和保持的知识。(13)社会知识是由实践共同体产生,由话语和行为体的各式行动所构成。这些知识作为实践者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的背景知识会指导未来实践,实践共同体因此为行动提供了规范和认识基础。理性不仅存在于人脑之中,而且存在于这种不断积累起来的背景知识中,而理性思维和理性行为的能力首先来自背景知识。具体而言,实践共同体由施动者构成,他们通过各种网络渠道、跨越不同的地域和知识流派,通过知识和权力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产生影响。

   最后,学术研究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实践,会构建实践共同体,影响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学者们围绕某个具体问题思考、交流、研讨、写作、发表。通过这样的学术实践活动,形成具体的实践共同体,促使形成某些预期、研究倾向和身份。学术研究领域的实践共同体本身就包含一个学习的过程,学者总是基于一定的背景知识进行学术研究,在研究、思考后形成自己的新观点,生产新的知识,而其他学者首次接触这样的观点,会将其作为一种新的表象性知识加以学习、消化。有些表象性知识经过长时间积累,会慢慢沉淀转化为背景知识,内化为一种意识,或是形成一些习惯,甚至形成行动和认知规范的固定模式,指导和协调行为体的行为,影响其未来的研究话语与实践。当然,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实践共同体除了知识的积累和传播之外,有时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比如产生研究的路径依赖。学者们有时会无意识地按照共同体所塑造的路径进行研究,甚至会忽视与共同体外的思想交流、忽视共同体外的意见和最新进展等,而处于自己习惯的舒适区。此外,共同体内的成员也可能会产生重复性或相似的研究。也就是说,共同体内的实践可能会自我欣赏、自我维护,导致实践的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跳出该实践共同体的视域非常有益,对一些创新性和创造性的研究尤其如此。

   国际关系本身也是一系列话语实践,由不同的实践共同体构成。马歇尔·比尔(Marshall Bier)认为国际关系是一系列话语实践,而并非是由共同的术语、范式或是方法论聚合在一起的“独立领域(sovereign territory)”。(14)辛西娅·韦伯(Cynthia Weber)把国际关系理论描述为一个文化实践的场所,人们在这里编织解释世界的故事,赋予国际政治实践以意义,关于国际生活的意义被不断交流、建构和重构。(15)如果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作为一种特殊的学术实践的话,那么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的活动与互动构成了一个实践共同体,尽管很多时候是无意识的。该实践共同体会强化相关的知识和话语,有时也会造成学者们的研究路径依赖或是知识固化。如果要更好地创新,审视共同体内外的话语和实践尤为重要。

  

   二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实践与创新的不同话语

  

   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创立于1919年,1949年后中国开始重视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及对外交干部的培养。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首先成立国际关系科(外交系),1955年在外交系的基础上成立外交学院,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亲自负责外交学院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课程的建设,并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外交学院成立国际关系理论课题组,写出《国际斗争基本理论》一书。(16)在1963年之前,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就已经开设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部分专业课程,如外交学院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的国际斗争基本理论和国际关系基本理论课。(17)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多采用宏观视角,意识形态色彩突出,如反对帝国主义、国际统一战线、批判修正主义等,(18)同时与中国当时的外交战略联系紧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本呈停滞状态。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还是根据所处的世界环境提出了一些思想理论和战略学说,如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和“中间地带”概念,周恩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求同存异等理念,体现了中国观察和审视世界的独特视角,无论是对世界政治还是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都产生了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才真正开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具有鲜明的话语指向和实践特色。中国学者始终在沿着两个路径进行,一方面是学习、借鉴和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另一方面是努力发展自己的理论,而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理论。第一阶段是1978年到1989年,该阶段重点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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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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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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