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刘青峰:清代思想与中国近代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8 次 更新时间:2019-07-24 08: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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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 (进入专栏)   刘青峰  

  

   程朱理学作为清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在清初和清末曾受到两次大冲击。第一次出现于明末清初的首次西学东渐时期,当时的观念变化还局限于儒学内部,儒生用气论哲学对理学进行反思和清算,催生了新思潮,形成颇为独特的中国近代传统。第二次大冲击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面对不可抗拒的西方现代文明,有着两千年历史的传统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产生动摇,程朱理学亦受到全面质疑。

  

   本文认为,虽然这两次大冲击性质不同,却有着某种同构性: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剧变时期形成的那些民间思想,沉潜二百年后,在19世纪第二次大冲击来临时被激活,成为接受现代思想的本土资源。因此,分析明清之际儒学的大变迁,有助于理解中国近现代接受外来思想的结构。

  

   目次

   一、明末清初士人的亡天下之痛及思潮大转向

   以礼代理、经世致用

   二、新修身模式的结构和意义

   代表人物:顾炎武、颜元、李二曲

   考据学及其分化

   格致之学和中国科学主义的源头

   三、气论哲学对儒学的重构:中国近代传统

   王船山的气论:唯物论和进步观的起源

   《黄书》和汉族民族主义

   刘宗周的气论心学:慎独和狠批私字一闪念

   黄宗羲的气论:《明儒学案》和《明夷待访录》

   绅士公共空间的本土源头

   戴震的常识具体主义,揭示“以理杀人”的 逻辑

   醒得太早的人:中国式自由主义的原型

   四、清代思想演化的大趋势

   深层结构的支配性

   清代官方哲学的僵化

   推动思潮变化的两种动力

   波澜壮阔的近现代来临

  

   在清初和清末,作为官学的程朱理学受到过两次大冲击。

  

   第一次大冲击发生在晚明到清初。同期曾出现了第一次西学东渐,但是那时西方现代社会尚在形成中,还谈不上学习现代价值;观念变化仍局限于儒学内部,儒生用气论哲学对理学的反思和清算,催生了新思潮,形成颇为独特的中国近代传统。

  

   第二次大冲击发生19世纪中后期,不可抗拒的西方现代文明来临,动摇了行之两千年之久的传统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这时程朱理学才受到全面质疑。

  

   我们认为,虽然这两次大冲击的性质完全不同,却有着某种同构性。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剧变时期形成的那些民间思想,沉潜二百年后,在19世纪第二次大冲击来临时被激活,成为接受现代思想的本土资源。因此,分析明清之际儒学的大变迁,有助于理解中国近现代接受外来思想的结构。


一、明末清初士人的亡天下之痛及思潮大转向

  

   亚洲内陆草原民族对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作用,是近年来中外研究的大热点。

  

   南北朝时期由诸多非汉民族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国家,及至隋唐帝国的建立,李唐君主有鲜卑血统,同时具有天可汗和中国皇帝两种身份。元、清统治者更是如此,一方面是作为军事同盟共主的大可汗,统领蒙、藏、回各族;另一方面是代表儒家天道的中国皇帝,建立官僚系统,统治汉人地区。蒙元灭宋,满人亡明,分别建立了元、清两个大帝国。

  

   蒙元和满清对中国本土地区的征服和统治,除了武力之外,都是以程朱理学为统治正当性根据,推行科举制、选拔汉族官员,维持着家国同构此一大一统帝国的统治模式。元、清两朝的政治阶层划分上,汉人都处于低等级,但是,汉族士人对两个新政权的整体态度却判然有别;思想史上,在明清之际还出现了对宋明理学的大批判和反思。

  

   对比宋元和明清两次易代之际汉族士人的不同反应,可以使我们对明清思潮的大转向有点实感。

  

   “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这是大书画家、宋宗室王孙赵孟頫(字子昂,1254—1322),在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殿前自表心迹的诗句。“皇元”是忽必烈依汉法起的国号。宋末元初,像赵孟頫这样不再眷恋故宋、选择“且将忠直报皇元”的文臣武将不在少数。如金元之交的理学家郝经(字伯常,1223—1275)曾说“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这是汉族儒生仕元的根据。按儒学以文化及伦理为本位的普世主义,只要夷用夏礼,夷就是中国。

  

   与此相对照,明清鼎革之际,帝王死社稷,儒臣死守城、死封疆,不包括家属,殉明士大夫就达三千八百多人,为历代之最。未身殉而选择自我放逐的明遗民为数更众,出现了历史上蔚为奇观的明遗民现象。这就自然会令人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明儒不接受“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的满清新政权?

  

   在宋元和明清两个易代之际,儒生士风和操守观的大转变,固然有其政治的和社会的原因,但从思想史来看,不能不说与程朱理学的普及和僵化有关。

  

   程朱理学在元代才开始立为官学,到明代中期已陷入僵化,士子反感其对个人精神的钳制,纷纷转向阳明心学。在宋明理学内部,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虽有不同的道德论证模式,但都强调道统和天理的一致,士子维护道统的使命感也提升到天理层面。道德优越感的绝对化,使儒生在维护明王朝正朔、强调华夷之辨,排斥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上更为执着,更为注重名节;在党争和士人小集团内斗中,他们更注重个人思想和品性的纯正。

  

   明清之际的朝代更替大概也就是三四十年,不算太长,但是满人入关后大肆屠城、留发不留头的剃头令,留给汉族儒生的心灵创痛和历史记忆,是史无前例的。许多儒生认为大明不该亡而亡,思考明亡原因。

  

   那亡的是什么呢?

  

   顾炎武提出“亡国亡天下之”辨,他说,汤武式易姓革命是亡国,而仁义尽失,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则是亡天下!在明清之际的儒生看来,亡的不是一姓之尊的朱明王朝,满清君临天下是三千年华夏伦理秩序的殒灭,天崩地解,日月无光。这是何等痛彻心扉!他们深怀亡天下之痛,沉痛反思,深深自责。明清之际有不少儒生把明亡的罪责算到宋明理学头上,反思矛头直指理学自身的问题,引发思潮的巨变。

  

   明末清初儒生对理学的反思,集中在什么问题上呢?除了朋党之争和清谈误国之外,矛头主要指向理学的空谈心性,反思集中在空谈心性中的“空”上。这个“空”,是指宋明理学中的道德形而上层面。

  

   为什么王学末流如此可憎?顾炎武指出,“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造成了“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为什么刚健有为的儒学会堕落到空谈心性?王船山认为,因为理学掺杂了佛学,他说:“近世小人之窃儒者,不淫于鬼而淫于释”,所以才有“以良知为门庭,以无忌惮为蹊径”,其流毒“祸烈于蛇龙猛兽”。黄宗羲也认为,理学的“儒释之淆乱久矣”误国。

  

   中华文明属于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文明类型,道德的特点是强调实然不能否定应然,儒生道德境界的追求与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实践本来是两码事。但是,明清之际的儒生认为,华夏之所以亡天下,就是因为理学被佛学侵害而变了质,失去了儒学天行健、务实的特质。也就是说,在明末学界有关心性论的大辩论中,隐藏在理学结构中的那个由接引佛教而来、形而上的道德境界层面凸显出来,使它不再处于实然不能质疑应然的保护伞下,必须要从儒学结构中清除佛学的这一层面。

  

   但是,批判、打掉宋明理学道德境界的形而上层面,并没有改变儒学的道德论证模式和基本结构。这样,我们可以从打掉天理境界层面后儒学的变化,来分析清代思想的走向了。


以礼代理、经世致用

  

   理学中,无论是程朱的“性即理”,还是陆王的“心即理”,都有一个形而上的天理境界层面。这个形而上的理,是理学各派系整合各自观念系统的枢纽,也是儒生修身实践追求的目标:或冥想寂寥的天理境界,或体悟心外无物的心体。

  

   明中叶以后,气论哲学开始兴起,这是明清之际反思、粉碎理学的形而上、境界层面的理论武器,它把理学的理在气先来了个颠倒,变为理在气中。气论哲学既是解构理学天理世界的利器,也是建构或开拓儒学理论发展新方向的基础。打掉理学的形而上境界层面是什么意思?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首先,是儒生修身方式上的大改变。理学的修身理论和方式,受到中国特有的常识宇宙观支配。士人的修身首先要认识天理,才能明白道德实践的理据和意义。程朱与阳明的修身模式有所不同。先看程朱式的修身,它有两个要点:一是运用常识格物穷理,二是苦读经典并汲取书本知识,两者融会贯通,去冥想天理世界。天理经过气的填充,就是符合天道秩序之道德规范的礼。理解了天理,儒者就能根据礼而自觉地履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实践。图1给出了程朱式道德修身的展开方式。

  

  

   而阳明心学把心体视为天理境界,修身可以简化为致良知,其修身模式为图2所示:

  

  

图1和图2中,常识理性是道德论证的最终根据,天理是整合观念系统和修身实践的枢纽。而一锤子打掉作为枢轴的境界层面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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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4期思想栏目(第6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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