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刘青峰:清代思想与中国近代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3 次 更新时间:2019-07-24 08: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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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 (进入专栏)   刘青峰  
台湾东海大学丘为君教授要我为他的《戴震学的形成》一书写序,我在序中引用了一位俄国诗人的诗句:“他起来的时候,四周皆为黑暗”,这是一个醒得太早的人。事实不是这样吗?戴震提出这种哲学的时候,几乎没人懂他在讲什么。在今天,当代中国式自由主义者已忘记了理学那一套思辨的形而上之理,但就坚持以常识具体主义和否定道德普遍法则规则(讲情景式道德)而言,他们的思维方式与戴震一脉相承。

  

   在戴震的传人中,以被称为一代通儒的焦循((字理堂,1763—1820)最有影响。儒学很注重划分正统和异端,儒者常攻击不同于己见的人为异端。焦循在《论语通释》中有“释异意”条,重新定义何为异端。他认为,杨、墨两家之所以被视为异端,并不在于他们各自主张的内容是什么,而是他们过于偏执于自己的主张并排斥与其相反的主张;如果杨、墨在坚持各自学说的同时,只要杨子能思兼爱之说不可废,墨子能思为我之说不可废,这两种学说也就符合孔孟的忠恕之道,而不会被视为是异端了。焦循用容忍不同的理之多元性来界定孔孟价值核心的忠恕之道,这已经相当接近于胡适自由主义的宽容原则。

  

三、清代思想演化的大趋势

  

深层结构的支配性


   明末清初王船山、刘宗周、黄宗羲、戴震在儒学发展中都做出了理论创新。王船山提出类似于唯物论和进步观的思想,黄宗羲提出接近于现代政治原则的思想,戴震否定普遍之理和抽象的儒家纲常,这些新思想无不是由明末清初盛行的气论哲学催生出来的。常识理性是气论哲学成立的最终根据,气论哲学强化了常识理性。理在气中、理随气变,随着作为实然的气的意义之差异和不同的侧重,作为应然的理必定会发生分裂。这正是气论哲学可以重构儒学、开出近代传统的原因。

  

   我们可以从王、刘、黄、戴各自对气的不同定义,作为他们建构各自理论的出发点,其道德推演是由普遍到个别或由个别到普遍的两种不同方式,得到表1:

  

  

   从表1可以看到,虽然王、刘、黄、戴的气论哲学建构出不同形态的儒学,但是理学的四种深层结构依然成立。王船山的气论,是以气代表质料、变化等常识为出发点,道德推演模式是从外向内,属于理学式的第一系。刘宗周气论式心学的出发点与阳明一样,是人的自然情感,心是一气流行,道德推演方向亦是从内向外,属于第二系。黄宗羲的气论强调一理万殊,万殊归一理,也是以人之常情(理之万殊)为出发点,道德推演模式中有普遍的一理,又注重内外互动及合一,是理学第三系的思维模式。

  

   戴震的气论以气之条理都是具体的这一常识出发,否定了普遍之理,道德推演模式是从个别到一般,它是新出现的第四系。宋明理学有四系,气论哲学也有不同推理模式的四种类型。虽然气论哲学有不同的类型,但它们都具有常识理性的深层结构,思维模式仍是一元论。


清代官方哲学的僵化

  

   前面曾讲到的明清之际思想大转向下产生的近代传统,以及格致之学和作为学术主流形态的考据学等,都属于民间思想和学术,相当繁荣,贡献卓著,但都不是清廷官方意识形态。清兵一入关,立刻宣称天下得之于流寇而非朱明,厚葬崇祯帝,又定程朱理学为官学,四书五经为士子科考内容。

  

   这是为了确立满清对中国本土统治的正当性,维护大一统天下秩序,保持对辽阔地区的控制。天下大定后,为了强化汉臣的忠君观念,乾隆帝诏令国史馆修编《明季贰臣传》,把那些曾在明清两朝都曾当过官的一百二十余人打入另册,其中包括对清廷打江山有赫赫功勋的洪承畴((字彦演,1593—1665)、祖大寿(字复宇,?一1656)、冯铨(字振鹭,1595—1672)等人。

  

   清代有个曾静(1679—1735)。他曾受到吕留良(字用晦,1629—1683)反清复明遗著影响,鼓动川陕总督反清失败而被抓,造反被抓,照理讲杀头就是了,但雍正并没有杀曾静。曾静在狱中写了个《归仁录》,后来与雍正的对话合编为《大义觉迷录》。雍正是如何义正辞严地大骂曾静等叛逆者是无君无父的禽兽的呢?雍正说,无可讳言,满人是夷狄,但“夷”不过是指某一方域,孟子不早就说过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吗,满人是夷有何不妥?“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满人接受了儒家伦理,就是华夏,汉人不接受儒家伦理就是禽兽。现今我大清一统天下,所承之统,为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像吕留良那样的逆贼“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

  

   雍正这一套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如果儒生承认儒家伦理是普世的,好像不能不接受儒家天下观。但是,清兵一入关,一手大开杀戒,扬州十曰、嘉定三屠,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另一手大兴文字狱,以缄天下之口,康熙朝著名的庄廷隴((字子襄,?一1655)《明史》案,诛杀九族,身在汾阳的顾炎武闻之痛心不已。因庄廷攏明史案,诛杀近百人,牵连数百人充军流放。

  

   但是,在明末清初,民间思想已大大超越了程朱理学,清初顾、黄、王等民间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仍然认同儒家伦理,但亦可以拒绝清廷的天下主义。如按戴震从具体情景和心之同然出发,雍正的天下主义正是典型的以理杀人。不要说当时士人不能接受,我们也不能接受。

  

   文字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对整个社会的伤害,影响深远。直到清末,龚自珍还说士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在清代,正因为官学的压制,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失节事大、饿死事小”的禁欲主义深入到基层,形成社会风气。表彰节妇烈女的贞节牌坊在清代建得最多,仅浙江镇海县就立有47座贞节牌坊。疑为不守贞妇女而受家法处置的,更是难计其数。

  

   清代的思想学术图画是分裂的。清初民间思潮超越了天下观和理欲观,近代思想传统和格致之学都很活跃;此后,长期占据学术界主流的考据学硕果累累。需要指出,程朱理学沿袭了元明的官学地位,固然有其日益僵化的一方面,但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官方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事功能力,清初及清代后期两次经世思潮兴起,都以官方哲学为理据并有官方权力的支持配合。

  

   19世纪中叶,在清廷内外交困之际,太平天国内乱起于内,西方列强进逼到国门,出现了像曾国藩、左宗棠(字季高,谥文襄,1812—1885)等一批驾信理学、又重经世的儒臣儒将,他们是挽救清王朝于危亡的理学经世派。1895年甲午战败后,今文经学兴起,清初形成的民间近代思想传统和格致之学同时备受推崇,预示着中国20世纪初的思想大变。

  

   如何能看清楚从清初到清末的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思想的分分合合呢?这就需要分析以下两个基本因素的组合:一个是推动儒学变化的内在动力,另一个是外部因素,即社会大变革对道德意识形态事功能力的需求。


推动思潮变化的两种动力

  

   所谓内部动力,是指在常识理性支配下,儒学内部不同思想派系之间争论引起的变化。如理学内部的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争,以及明末清初气论哲学对理学形而上层面的否定,建构新的观念和修身模式,还包括此后出现的考据学等。外部动力是指社会大变动对占主流地位的观念系统的冲击,如在明末和清末内外交困的政治危局对儒学事功能力的需求,格致之学、经世之学兴起等。思想演变的内外两种动力,常常同时存在,共同起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巨变的冲击下,主流思潮也会发生巨变。这样的情况在明清之际和清末反复出现。

  

   我们可以用外部动力为横坐标,内部动力为纵坐标,做出图4示意图,以描绘从明中叶后期到清末儒学思想变化的趋势,它呈现为反之字形曲线,由OA、AB和BC三段组成。

  


  

   OA为第一阶段,对应着从晚明到清初的儒学演化趋势。此一时期,一方面是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争论,另一方面是王朝更替,清兵入关,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都很大。理学无法响应社会大变动对道德意识形态产生的事功需求,因此被民间儒生抛弃。这反映在图4中就是OA箭头向上走,内部和外部压力两重压力都较大。

  

   这一阶段,在内外合力推动下,出现经世致用、格致之学的第一次高潮。同时,气论哲学兴起,破除了理学的形而上层面,出现了以礼代理、经世致用的潮流。同时,气论哲学建构出不同的新形态,即中国近代传统。这一阶段是思想最为混乱,也最为活跃的时期。

  

   清初,清廷作为新兴统治者本身就具有极强的事功能力,程朱理学被定为官方意识形态,是为了维护其大一统统治,此时民间思潮和官方哲学是对抗的。当清王朝迅速进入太平盛世,对道德意识形态事功能力的需求便减弱了,从图4而言就是横坐标趋小。明遗民及其思想越来越边缘化,思想变化的第二阶段来临:横坐标变小,纵坐标变大,OA变为AB。这一时期,程朱理学是官方意识形态,民间学术思想主流从学术经世走向乾嘉考据,两者并无冲突,并行发展。

  

必须注意,乾嘉考据作为学术思潮是从第一阶段OA演变脱胎而来。以礼代理及各种经世之学,经学经世也好,史学经世也好,格致之学也好,都会提出考证经典真伪和意义的需求,考据学在这种历史需求中应运而起,常识理性推动下的思想发展分为格致和考据两个方面推进。考据的主要对象是儒学经典,作为理解和鉴别经学工具的小学(文字和版本的训诘、音韵、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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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4期思想栏目(第6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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