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刘青峰:清代思想与中国近代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0 次 更新时间:2019-07-24 08: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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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 (进入专栏)   刘青峰  
才进一步设官辅佐以治之;当官的,是分君之身、分君之职而已。因此,我当官是为天下、为万民,非为君王之一姓。

  

   黄宗羲说:“臣之于君,名异而实同”,君臣是由分工不同所得的名份,实是为治理天下;因此,不能把天下人民视为皇上囊中的私物。虽然葛洪和鲍照言(字明远,约415—470)早在东晋时就提出无君论观点,但他们否定君权的理据是以回到先秦道家的无君无臣的小社会自然状态,并没有理论创新,而黄宗羲则是从社会分工角度来谈君臣的设置,为千古第一人。

  

   更为难得的是,黄宗羲提出了一套监督公权力的制度设计。《明夷待访录》中的《学校》篇,文字很好读。黄宗羲提出学校不仅要养士,也要教育和培训君臣;储君或天子年至十五岁便应随大臣一起到太学就读,郡县各级官员也要拜各地学官为师。为了防止君王把天下作为一己之私,他主张把学校变为士人议政机构,“公其是非于学校”。为了防止学校功能变质,他提出由布衣和退任官员主持郡县的公议,如有人稍涉干预清议,诸生可共起更换之。

  

   黄宗羲反对皇帝家天下,以绅士公议来限制君权,并提出以现存官立学校机构作为相应的制度设计,这些都是空前的、有建设性的理论创新。除此以外,在涉及封建、宗族、土地等制度安排的大政方针上,他都做出了分析、批评及建设性提案。

  

   二百多年之后,黄宗羲的这些思想受到重视。清末新政,特别是在立宪的政治改革中,采取了划分出公私两个领域之二分的意识形态,儒家伦理退到家与家族私领域;绅士作为私领域中家和家族的代表,参与公领域的各项新政,包括经济、教育改革和预备立宪。在公领域能全面引进西方制度和各项改革举措,正有赖于打通公私领域的合法之绅士公共空间的存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公私领域的划分,对绅士参政议政的设想,虽不能与西方的议会制相提并论,但仍可以说它开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方案。我们把清末由绅士主导之改革的公共领域,称为绅士公共空间。

  

   如此,我们也就不必奇怪:为什么黄宗羲被视为中国的卢梭(法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刘师培(字申叔,1884—1919)在1903年出版的《中国民约精义》中评《明夷待访录》时说:“其学术思想与卢氏同,本此意立国,吾知其必为法美之共和政体矣。”钱穆先生也认为这本著作“发明民主精义”。

  

   其实,更准确地讲,黄宗羲并没有讲社会契约论,但他提出的以家作为基本细胞,在家以外由绅士参政的政治思想,在清末可以接引西方的共和主义,既可以学习西方现代价值,又保持了家庭内部对儒家伦理的认同,成为清末第一次共和民主尝试中,绅士公共空间建构时的本土思想资源。


戴震的常识具体主义,揭示“以理杀人”的逻辑


   气论哲学是否有意义有一个前提,是承认普遍之理的存在,在儒学中称为“实理”。实理本是理学针对佛、道两家喜谈空理玄理而提出来的。实理经船山等发挥,到晚清成为普遍之理的代名词,如康有为在戊戌政变之前撰写的《实理公法全书》。

  

   但是,从原理上讲,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理在气中的命题,这就是任何理都是具体的,压根儿不存在普遍之理。戴震对理气的看法代表这一倾向。戴震的气论有两个要点:第一,强调分理,否定普遍之理,天道只是个名而已;第二,特别注重气所代表的情,并由此来确立人与人的相处之道。

  

   作为考证大师,戴震的纯哲学著作不多,主要有《原善》《绪言》和《孟子字义疏证》三篇。《原善》是他的早期著作,探讨何为善。劳先生在分析《原善》时说,戴震一会儿用仁、礼、义说善,一会儿用天道、明德、分理去说善,但都没有讲清楚善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因为戴震未能深究价值论之基本问题。劳先生还指出,戴震注重从殊别义来论性,不得不用与善对应的具体对象来代之,这便会带来混乱。其实,不承认有普遍性,正是戴震哲学的特点。戴震哲学的最完整表达是《孟子字义疏证》,《绪言》只是其哲学之大纲。

  

   戴震一辈子都在做考证,但他认为考证只是抬轿子,轿中人才是目的。《孟子字义疏证》中,戴震通过考辨《孟子》的字义来论证圣人讲的道德是什么。这本书有什么重要发现呢?全书在开篇提出作为全书总纲的气论:任何理都是具体的,他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接着论证,气之产生万物,是顺不同的气而融聚、分成不同的存在,它们具有各自的分理;理只不过是分理规则之名;除具体的事物之外,再没有其他的理义可言;所谓气者,就是那些实物之名,而道,只不过是气流行之名而已,从而否定了普遍之理的存在。

  

   和船山一样,戴震认为只有佛老思想才强调存在一个寂然不动的普遍天理,这是他们共同反对的。但与船山不同,他并不停留在气本位的普遍之理上,而是强调在理在气中架构上所得到的理是具体的,所谓普遍之理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只是一个个具体之理的抽象名词而已。据此,在谈人与天理关系时,戴震批判“程、朱乃离人而空论夫理”,在他看来不违背、不爽失人之常情的就是理,他说,“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

  

   他还说,人所有的有为行动都是受欲望驱动而做出的,无欲就无为,只要有为之举是正当的,就合于理。如果人人无欲无为,理又何在?饮食男女这些人欲,是人存在的前提,如果具体的理则规定得太苛刻,就绝了人的生生之道;由此他推论出“理者,存乎欲者也”。

  

   在儒学中,善是好的普遍化,义是为善之举,既然戴震否定了理的普遍性,那么,他又如何重新定义什么是善和义,以及如何协调具有不同欲望和利益追求的个人之间的冲突呢?戴震指出,善是人人的欲望和情感都得以实现,天下之事都能“欲遂情达”,只此而已。每个人内心都认同的理,就是义;怕就怕把伦理规则当做一种固定不变的意见去宰制百姓。那么,人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应该怎么做,才算是有道德的行为呢?他提出心之同然,也就是“以我之情挈人之情”原则。他说,道的本义是行,气化流行,生生不息就是道;天理与人情相通,从个人的情感可以得到天理。没有普遍之理可循,要在分理,即具体情景下,以自己的感受之情来体会他人之情,就会有正确的处置行为;在做任何影响他人的事前,你要认真静想,别人这样对我,我能承受吗?

  

   戴震认为人人均可“欲遂情达”方可称为善的标准,并以这个标准揭示出理学以理杀人的逻辑。按三纲五常,凡尊者、长者和贵者,以理去责压卑者、幼者和贱者,即使错了也合于纲常;如卑者、幼者、贱者据理争辩则被视为大逆不道。戴震说,讲孝道,讲尊卑,固然不错;但尊卑忠孝只是具体案例概括出来的名称而已,不能拿这些抽象之名来套用具体案例,应该在具体情景中来判断对错。父亲和儿子吵架,说不定在具体情境里,儿子是对的。只讲儿子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父这个普遍之理,而不看儿子为何不服从的具体情景,就有可能以理杀人。

  

   戴震批评这种以尊压卑、以上压下、不分辨事情原委隐情的现象,是后儒“冥心求理”的产物。这种僵硬的礼绳之理,甚至严于申韩之法,他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造成多少人获不罪之罪呵,故戴震言道:“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戴震生活在雍、乾时期,对普遍之理可以杀人有切身体验。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不正是用儒家天下主义之理来置人于死地吗?戴震用气之条理的具体性否定了普遍之理,揭示出理学家把儒家伦常视为不可易的普遍之理,本身就蕴含着以理杀人的逻辑。

  

   戴震以气的具体条理——分理为正当性最终标准,主张应该按照具体的分理,根据具体情况、不同情境,从个别出发,根据以情絜情和心之同然两条原则,具体地处理每一个具体问题才是正途,戴震着实提出了一套不同于理学的义理观和处世准则。因此,我们可以称戴震哲学为常识具体主义。在中国儒学史上和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型中,这一思维模式极为重要。


醒得太早的人:中国式自由主义的原型


众所周知,胡适(字适之,1891—1962)是20世纪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式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台湾周昌龙先生对胡适的反礼教,有一个很好的说法,他认为胡适并没有全盘否定儒学,而是开出了礼的自由化先河。而我们认为,戴震哲学的常识具体主义,一方面,揭示了理学以理杀人的逻辑,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反吃人礼教、反传统的最强音;另一方面,戴震开出礼的自由化路径,为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型开辟了道路。所以,戴震哲学成为20世纪中国式自由主义的本土资源。

  

   胡适成为新文化运动旗手时并不知道戴震的著作。1923年,有一次胡适逛旧书店,找到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他在饭馆里一边吃饭一边翻看戴震的书,一看就放不下了,他的这个徽州乡前辈可真了不得呵。本来,他认为自己的思想来自于杜威的实用主义,看了《孟子字义疏证》才发现,自己所有想法和想要讲的,戴震全部讲了。

  

   其实,杜威并没有否定普遍规则的真实性,而胡适和戴震一样,是通过否定普遍规则的存在走到常识具体主义的立场。胡适后来写《戴东原哲学》,又跟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发起纪念戴震逝世两百五十周年大会,表明他认定戴震哲学对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化太重要了。

  

   从戴震到胡适,他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传承,但他们的思维模式是一样的。戴震讲道德情理都是具体的,主张礼的自由化;而胡适提倡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常识具体主义一脉相承,也可以说胡适就是现代戴震。我和青峰写过一篇文章,称戴震为“五四”以后中国式自由主义的典范。在中国思想史上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只要深感普遍之理的压迫,就会倾向常识具体主义,并不需要师承。

  

   王元化先生(1920—2008)是另一个当代例子。元化先生曾涉胡风案受到迫害,20世纪80年代他身为上海市宣传部部长,却投入新启蒙;1989年以后元化先生成为一个反对激进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他的思维模式也是否定普遍法则,认为任何普遍法则都有可能遏制自由。今天中国主张自由主义的学者大多仍然承袭着这样一种思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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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4期思想栏目(第6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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