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爽:对中国生育“男孩偏好”社会动因的再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03 次 更新时间:2006-11-15 10: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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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爽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部分中国育龄夫妇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文化诠释和制度分析,说明了生育“男孩偏好”的文化根源和制度基础。指出:在中国社会,男孩具有女孩所不具备的价值、特别是家庭和社会价值;同时“男孩偏好”是一种源于家庭制度和个体社会行为模式、制度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因此,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从根本上说反映了制度与文化的冲突,要扭转它需要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

  关键词:出生性别比;男孩偏好;制度分析;生育文化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出现了持续攀高且居高不下的异常现象,引起了国内外的密切关注。从世界范围看,在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大国出现这样大范围、长时间的出生性别比失常,前所未有。应该说,人口出生性别比本身并不是一种复杂的人口现象,但是直接导致其失常的生育“性别偏好”(在中国是“男孩偏好”)及生育选择行为背后所蕴涵的社会经济文化动因却异常错综复杂。尽管近些年我国一些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引致出生性别比失常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特别是对统计瞒报与漏报、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以及非法收养等直接原因进行了调查分析。但是相对于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现象及直接原因的认识来说,对生育“性别偏好”和生育选择行为的理论阐释和研究仍相当薄弱和零散。笔者认为: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的内在动因主要是生育“男孩偏好”及相应的生育选择行为,而后者是十分复杂的文化现象,有着深厚的社会底蕴。只有通过在文化层面上对生育“男孩偏好”有深刻理解,才能了解和清晰社会群体在生育上的行为模式和生活理念,进而准确地判断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的现实与未来,有针对性地采取社会干预政策及措施。本文将对此做出努力。

  在人类社会,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涵盖着人类社会生活和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的动态范畴。在文化人类学家的眼中,文化可以从外至内分为物质、制度和精神3个层面(容观,1999)。3个层面彼此相关、相互渗透并间接传递,共同构成特定的文化现象。

  人类的生育文化非常典型。“性别偏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是通过上述3个层面,使人们去适应社会环境并表达他们在生育上的社会需要或问题,进而解决由此所涉及到的人与人(心理)、人与社会(关系)及物质与精神上的“互动、协调和整合的关系”。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在现代社会,生育文化在物质层面上的涵义,主要体现在科技进步和新技术应用对人们生育观念和行为的影响。生育辅助技术的出现及发展,胎儿性别鉴定和生育选择的易获和便捷,正使得这种影响变得越来越直接和重要,给人类带来了新的伦理道德挑战。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国社会中并非仅存在于偏远、落后农村的生育“男孩偏好”及群体性的生育行为选择,既有物质(技术)层面的内涵,也有着制度层面的影响,更有着精神层面的意义。这样,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生态学的视角,为我们深入到社会、文化等更深层面认识和分析出生性别比失常现象提供了合理的思路和有力的工具。

  

  1 生育需要与孩子价值新解

  

  中国被视为世界上生育“男孩偏好”最为强烈的国家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社会迄今仍是以“父权、父系、父居”为基本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主要的社会制度安排,而且也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生育需求和动机中,生男不仅关系到能否“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而且还连接着百姓的人生意义和生命的“终极价值”。

  生育行为源自生育需要,生育需要产生生育动机和动力。在特定社会环境、社区氛围和家庭类型的影响下,这种内在的生育动机和动力被转变为外显的生育行为、包括对孩子的性别选择行为。因此,理解人们的生育需要,是理解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关键。

  我国学者曾经对占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的生育需求做过相当深入的分析(穆光宗、陈俊杰,1996)。通过这一分析我们看到: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的生育行为背后有着十分复杂的“生育需求层次结构”。这一结构按照层次依次从内向外解释为“终极价值的需求”、“继嗣需求”、“情感需求”、“续梦需求”、“社会需求”和“经济需求”。其中,除了反映人生意义、回应男性单系继承传统、满足父母的心理和精神愉悦需要以及社会评价和家庭社会地位的外在约束外,很长时间以来,“经济需求”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夫妇“多生、早生、生男孩”的最基本动力。

  众所周知: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人类的需要可分为生理的、安全的、社交的、自尊的和自我实现5个层次(引自时蓉华,2004)。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解释人类的生育需要。可以说,人类的生育需要作为一种最基本、也是最复杂的社会需求,体现在马斯洛所提出的人类需要的各个层次。性是人类基本的“生理需要”,尽管发达的现代社会已经有能力将性与生殖完全分离开来,但是生殖需要本身也是一种生理需要则是毋庸质疑的,更何况直到今天性与生殖的天然联系也并没有被人类所抛弃。从“安全需要”中对生活稳定和未来保障的需要中,我们看到了“养儿防老”和男性劳动力价值的影子:“社交需要”中的归属感、信任感和“自尊需要”中的人生价值感、他人的尊重与赞赏等,更是都直接与是否能够生育、是否能够生出男孩来的社会评价相关联。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也在个体是否能够趋于完美等方面体现着生育的价值、生男孩的价值。

  上述两个理论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1)人类的需要是复杂、多样的,各个层次的需要并存并相互依赖和重叠;(2)各类需要的满足方式和途径可以是不同的,在低层次需要尚未获得完全满足的条件下,人们也可能去追求高层次(或深层次)的需要;(3)各类需要的满足可以从外部获得,也可以从内部获得,但一般规律是从外部获得的满足会逐渐内化;(4)尽管人类同时存在各类、各层需要,但是不同需要对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而只有那些最迫切的需要才可能成为行为的主要动力。这就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目前中国众多育龄夫妇、特别是农村育龄夫妇的生育“男孩偏好”提供了理论根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生育行为涉及到各类需要,具有层次结构。其中有些层次的需求关联的是生与不生的问题,即生育价值本身,与孩子的性别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有些需求,在特定的社会氛围中,则直接关联着某一性别后代的重要性,如继嗣的需求、自尊的需求、经济的需求和安全的需求等。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中,生育是一个天经地义、责无旁贷的人生责任和义务,因为它不仅关联着人们的切身利益,而且已经长期凝聚固化成大众行为准则和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因此,在中国,有近99%的女性都有着做妻子和母亲的经历,它满足着国人从生理、心理,到经济、社会,再到信仰、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复合型社会需要,无可质疑。而在中国迄今的社会现实中,人们不仅要生育,而且要进行生育选择。这种选择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要生男孩。

  从生育“男孩偏好”看,它至少反映着两层涵义:一层就是男孩具有女孩所不具备的某些个体“价值”,国外学者将之称为“固有的价值”(Lee H T ,1982);另一层就是生育“男孩偏好”在中国社会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价值取向。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人对男孩的需求主要缘于男孩和女孩所具有的不同价值。这种孩子的价值具有多维性和多层次性(在国内外这种价值分析通常也通过孩子的成本-效用分析来表达)。对此国内外学者都有研究(Fawcett J .T ,1977;Lee H.T,1982;Arnold F andKuo E.C,1984;Ahn N ,1991;李南、马科斯·费尔德曼、什瑞帕德·图加普卡,1999;罗丽艳,2003;闭健辉,2004)。

  国外学者(Fawcett J .T ,1977)总结概括了学术界对孩子价值研究的成果。指出:孩子的价值可以分为一般的正价值和负价值。前者主要包括对父母和家庭精神的、经济的、家庭延续、自我丰富等正向的价值;后者则主要包括机会成本、生理代价、经济成本和精神付出等负面的价值。孩子的价值还可以间接地体现在大家庭和小家庭的价值上,前者包括多后代的益处、儿童存活的保险效用等;而小家庭则包括更好的孩子质量、更好的母亲健康等等。我国学者罗丽艳(2003)对孩子的成本-效用做了非常好的拓展分析,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框架。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深入分析现时期中国社会中的生育“男孩偏好”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其一,仅就作为生育主体的父母而言,孩子的价值(或称成本-效用)也可以分为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就个体价值来说,主要体现在家庭内部,即通过生育孩子,父母可以获得孩子在其心理愉悦、精神寄托、经济支持、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效用;而社会价值,则主要是指父母通过生育孩子,可以获得外部社会和他人的正面评价、可以维护家庭的社会地位、能够体现人生价值,具有归属感等等。从目前学界对孩子价值的认识看,对于个体价值比较关注,但是孩子对父母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涵义则往往被忽略。而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随着社会变革,这种社会价值评价的作用正显得日益重要。

  其二,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在孩子的价值(成本-效用)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特别是在孩子的效用方面。如果说生养男孩和女孩,在没有“性别偏好”或“性别歧视”的前提下,其成本、包括生育孩子的货币成本、父母付出的机会成本、生理和心理成本以及社会支付的自然成本和社会成本,对生男孩还是生女孩还都没有显著差别的话,那么生育男孩或女孩带给父母和家庭的效用,在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塑造下,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例如:在经济效用、保险效用、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生命延续的效用、家庭继嗣和姓氏传递的效用以及父母获得的社会评价效用等方面,女儿是无法替代儿子所起的作用的。这是中国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精神文化导致不同性别的孩子具有不同价值的必然结果。

  其三,马斯洛有关人的5个层次的需要为人们所共知和熟知,但是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却不那么被人关注。这就是“行为是由优势需要所决定”的。根据马斯洛的这一思想我们看到:人的多层次需要不是有无的关系,而是并存和偏重的关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存的各层次需要所占的权重不同,对人行为的影响不同。

  具体看一下目前我国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选择。应该说,就整体而言,在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生育的“安全需要”(即孩子的经济价值和保险效用,包括“养儿防老”、家庭经济状况改善等)虽然仍很重要,但是与过去相比已经在逐步弱化,而“社交需要”和“尊重需要”(即社会评价、“传宗接代”等等)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在观念上,集中表现在人们生育目的的重心,已经从增加劳动力、“养儿防老”的考虑,逐步转向享受“天伦之乐”、“传宗接代”等非经济方面。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现阶段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得普通百姓没有更多的途径体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因此社会评价对于他们的生活和人际关系、家庭地位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他们对“社交”和“尊重”的需要。而生育不同性别孩子所带来的十分不同的社会评价,成为促使育龄夫妇进行生育性别选择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1990年全国妇联进行的“中国妇女地位调查”中,女性反映她们所感受的各种歧视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生女孩的妇女受歧视”,尤其在农村地区更甚(顾宝昌、罗依,1996)。

  另一方面,我国相对发达和不发达的地区同样存在出生性别比失常和生育“男孩偏好”的事实告诉我们:也正是由于生育需要的多层次性,使得不同类型地区育龄夫妇生育性别选择的主导动力不同。例如: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广东省和江浙等发达地区夫妇的生育性别选择动力,可能更多的不是因为经济需要或者安全需要,而主要是精神和社会需要的体现;但在一些边远、落后农村地区,以生男孩为导向的生育选择行为,对安全需要和经济效用的考虑可能权重就更大一些。

  总之,要很好地理解和认识育龄夫妇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不仅要从个体的生育需求和孩子的价值入手,而且要特别关注社会需求和社会评价对育龄夫妇生育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我国江浙地区和广东省等在社会经济发达以后人口出生性别比依然很高和同样失常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2“男孩偏好”在中国社会是一种制度化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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