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7 次 更新时间:2019-07-23 22: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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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 (进入专栏)  
这种服从构成为道德的真正基础。所以也可以说,社会的基础乃是宗教信仰。国家在历史上和地理上乃是一个民族的载体,它体现了人的社会功能,并且它是世代沿袭的。这就形成为种值得人们尊敬的传统,其中包含着人类世世代代智慧的精华。所以我们应该珍惜传统,决不可轻率地加以否定,乃至砸烂。传统是我们赖以进步的基础。现实生活中的丑恶是必不可免的,补救之道乃是我们应该向传统中去寻求智慧。传统是不应该砸烂的,也是不可能彻底砸烂的。但是法国大革命却以暴力把漫长的历史所积累的美好传统给摧残了;它以蛊惑人心的口号摧残了人的权利和法制的秩序。

  

   柏克和卢梭虽然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立场,但在一个根本点上两人又是一致的。两人都是充沛的热情更多于严密的理智,两人都是浪漫主义思想的先行者,两人都美化了自己的理想国,也都美化了人性;不过一个是面向着传统,一个是憧憬着自然;一个是以现实生活进行论证,另一个则是以法理进行论证。传统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它却只能是不断地成长、演变和调节它自己以适应新的情况。现实世界中总是好与坏、善与恶互相掺杂并交织在一起的。如果一味追求纯之又纯的完美理想,其结果反而只能是欺人之谈并且从而会导致专制和腐化。这样,法国大革命就成为了一场以暴易暴,即假纯而又纯之名以行其专制与腐化之实。柏克拥护英、美革命,是因为英、美革命是以维护和发扬传统中的美好价值为目的的。但法国大革命却是以破坏传统为目的。法国大革命所标榜的自由,其实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而不是适应于传统和符合自然秩序的自由。自由是要受特定现实条件的制约的,首先就是传统。这里,看来柏克似乎也忽视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即暴力行为虽然最终是通过人的品质和德行、思想和心理而表现出来的,但它却又有其更深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原因。柏克过分地强调传统的力量与作用,也正有如启蒙哲学家们之过分强调理性的力量与作用一样,都不免失之于一厢情愿。到了19世纪历史学派的兴起,便专门以历史事实去驳斥天赋人权论。不过,单凭历史事实并不能就证伪法理学的原理,正有如单凭法理学的原理并不能就证实或证伪历史事实一样。双方是在不同层次上和不同的思维轨道上进行操作的,所以双方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可以判断是非的共同基础。历史学派并没有驳倒自然法学派所提出的理论,正有如自然法学派并不能否定历史学派所提出的事实。双方的真理,在各自的出发点上都只能是“自明的”,亦即无法进行证实或证伪的。

  

   过分地推崇传统,使得柏克的思想带有一种宗教式的虔诚;但是假如我们把“宗教信仰”一词换成为其他的术语,例如换成为“团结一个社会的思想凝聚力”之类的词句,那么似乎可以承认柏克的观点中有些因素是有着普遍的意义的。当时,法国启蒙哲学家们对于理性——正犹如下一个世纪大多数思想家之对于科学——的完美和万能抱有无限的信心,以为理性就足以为人类创造出地上的天城。柏克却以为完美在现实之中是永远不可能存在的,所以人们不应该沉耽于启蒙哲学家的理性梦想,而应该清醒地看到:现实政治的任务只在于怎样能使人们避免或者纠正现实生活中的错误或弊端。在这方面,传统的智慧则是我们所能倚赖和加以利用的唯一武库。否则的话,人类远也没有改善的希望。

  


   以上的两种观点看起来似乎两歧,一方只谈法理,另一方则只问现实。在此,我们似乎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即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妨把我们的认识分别归结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的产物,即历史的思维方式和非历史的思维方式。某些事物我们一定要放在一个历史的坐标系里,我们一定要知道它们的历史背景,才可以得到理解,否则就无法理解。这即是人们所谓的“要历史地看问题”。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对于这种思维方式只能说是熟悉得太过分了,好像是不联系到历史,事物就无法理解的样子。固然,理解事物有时候需要联系到具体的历史背景,这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但它却并非是我们唯一的思维方式。此外,也还有一种非历史的思维方式。

  

   我们对许多科学问题和艺术问题的认识或理解,完全不必要采取历史的思维方式。例如毕达哥拉斯定理(我们中国人正名为商高定理的),我们只能凭纯粹的逻辑推理来理解它,我们完全不必知道在历史上毕达哥拉斯是不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也无须知道他是在什么具体条件下、又是为了谁的利益才提出以他命名的这条定理的。又如阿基米德原理,其发现的经过固然也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大约中学生在课堂上都听到老师讲过。但是讲这个历史故事只不过在于引起学生的兴趣,它对于理解这个原理本身,却完全是不必要的。这些道理的是非真伪,你只能就其道理本身去加以理解或评论,你用不着去“历史地看问题”。又如,红学家毕生皓首穷经地在考据作者究竟死于哪一年,究竟埋骨于何处。一个读者哪怕是对曹雪芹这位作者的家谱和起居注背诵得滚瓜烂熟,历历如数家珍,也无助于他对《红楼梦》本身的理解。毕竟对《红楼梦》的理解或体会,其唯一的依据就只能是《红楼梦》这部艺术品本身。真理可以是摆事实,也可以是讲道理;而讲道理,归根到底,却无须去追问客观世界是否存在有此事实。客观世界并不存在几何学上的“点”,当然也不存在直线圆等等,但是谁能因此而否定欧几里德几何学的伟大价值呢?道理是更高一个层次的东西,对它的是非真伪的判断,并不取决于客观世界存不存在如此这般的一项事实。

  

   孟子论诗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故而我们的理解似乎一定要知人论世。这当然是一种有益的思维方式,但无论如何,这决不是唯一的思维方式。我们的知识或认识,有很大一部分是超历史的超时间的。真理并不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它只问正确与否。大体上说,真正追求真理并不一定需要置身于一个历史的框架之内进行思维。我们不必一定要总是历史地考虑问题。大多数人也是在这样做的,只不过在理论上缺乏这样的自觉而已。我们背的历史包袱太重,总觉得不能割断历史;殊不知我们大部分对真理的思考,都是抛开历史框架在进行的。30年前,历史学界曾有过一场有关历史主义的争论,一时甚嚣尘上,其后又转入了无声无息。我不清楚当时所谓的“历史主义”究竟指的是什么?因为这个名词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涵义。无论如何摆事实与讲道理毕竟是两回事。事实本身如何并不能论证道理就应该如何。我们充分理解历史背景并不等于我们就阐明了道理。

  

   当然,我无意反对历史的思维方式。它对理解历史是必要的,因而对历史学是必要的。但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它就是人们唯一的思维方式。追求真理更主要的是要靠非历史的思维方式。让我们还是把历史的思维方式还给史实,把非历史的思维方式还给道理。无论是纯粹理性还是实践理性或判断理性,都不需要借助于历史的思维方式。纯粹理性的例子,如我们上面所提及的欧氏几何。实践理性的例子,如:你不能把人作为工具;这条准则(正如人权)假如是不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而普遍有效的,就不能满足于只加以历史的阐明。判断理性的例子,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你不必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国破家亡的诗人在颠沛流离之中所发的感触;“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你不必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远戍的词客在写出自己心碎的恋情;你听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乐,你不必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位艺术家在民主革命失败之后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感伤与沉郁之情。你就是知道了这些,也无助于你对这些艺术品的理解和领会。我们是通过它们自身(per se)来理解或领会它们的,而不是靠对它们的历史背景的知识。否则,你就(像卢梭所说的)是在“争论事实”,而不是在“探讨权利与理性”了。

  

   我们中国的传统历来是过多地习惯于历史的思维方式,总以为只有以客观世界中所存在的事实为出发点的理论才站得住脚。我们不大习惯于非历史的思维方式。这样,实际上就限制了自己的思路和视界。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但是它们也并不必然就互相排斥。历史学派的思路也许更适合我们中国的思想习惯。但是我们过去在接受法理学派的天赋人权论时,似乎也并没有遇到什么不可逾越的困难。假如能同时对这两种观点兼容并蓄的话,那或许就更能够丰富我们所接受的人类思想文化的遗产。

  

   本文选自《杂草集:西方思想史散论》,何兆武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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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译者秦传安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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