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先注目地球那一面？
当林则徐于1839年春抵广州就任钦差大臣伊始，首先采取的措施，并非搜缴鸦片，而是找人编译“澳门新闻纸”，以了解“夷情”。
此举立即引起在粤外国人士惊异，从中看出林则徐与那班有权而无知的清朝官僚不同。但林则徐将搜集的外论编成《澳门月报》，寄呈道光帝，却未见直接回应。与此同时，林则徐又找人将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介绍一书，译成《四洲志》，也只是在他被革职流放以后，才被魏源、徐继畬等相继取材，各自编书，如《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
直到林则徐去世（1850）以后四十多年，鼓吹变法维新的康有为，重提旧事，说“林文忠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这个判断虽不合历史实相，但前提限于“始译洋报”，还不算太离谱。
离谱的是1953年新订的中国近代史一部权威教科书的评价：“林则徐是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犹忆我初读此论，正上大学二年级，其时恰值提倡“百家争鸣”，在课堂上听胡绳武、金冲及先生介绍此论，以为仅属一家之言。岂知时过四分之一世纪，此论突然红得发紫，似乎已成阐释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定论，使我在好奇之余，重寻晚明至清初的中国人的世界认知史。很不幸，发现此论堪称反历史。
且不说中国人的世界认知，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典时代。但看从西汉张骞通西域到明初郑和下西洋那一千六百年间，中世纪列朝与域外世界的联系，从未中断，难道都是闭眼瞎摸吗？中国号称地大物博，唯独银矿稀少，然而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征税开始以白银计算，很快演化成货币以银为主的复本位制，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以纸币代银元，那中间白银的补充储备，都源于对外贸易吸纳的美洲与日本的银块银元，不是早为中外货币史家的研究证实了吗？满清六世大君道光帝派遣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走私，真实理由在于抑阻“白银外流”，以及由此引发的帝国军政危机（即林则徐拥护黄爵滋严禁鸦片论所谓，如不禁毒，前景必为“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不也反证皇帝本人早在注意域外世界与帝国安全的相关度吗？
其实略知由顺治到道光的满清六帝的对外认知史，便不能说在林则徐编译并上奏《澳门月报》以前，清廷从未“开眼看世界”。否则，顺治帝尊德籍耶稣会士为“玛法”（满语之“爷爷”），康熙帝曾派法国外方传教士白晋返国要求路易十四增派传教士来华，雍正帝在残酷打击宗室基督徒的同时又留下穿戴欧洲贵胄衣装假发的“御像”，乾隆帝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元明清的西洋图书译著的提要与批判，嘉庆帝依然任命西洋钦天监正为帝国制定历法并提供占星预言，乃至道光帝还关注白银由内流到外流的对外贸易得失，诸如此类，在历史上就变得难以理解。
我曾相信“落后就会挨打”是历史真理，也曾相信自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乃至几乎亡国，原因在于毛泽东所谓工业或技术不如欧美日本列强。哪知三十三年前被迫为工农兵“批儒扬法”的事业服务，替那些理论家们注释近代文献并定期接受“知识私有”的批判，于是将习史重心转向鸦片战争以来的全部所谓近代史。嗣后幸获平反，重上讲台，也就难免将重读近代史产生的积疑，由口说形诸文字。质疑源于毛泽东的“落后就会挨打”论，挨批是必然的，因为涉及到已被教科书视为定论的近代史界定问题。这里不想辩解，但引十六年前的一段拙论，此论见于《道光帝和他的首相》一文，其中指出道光帝在位三十年（1821-1850），恰等于中国传统所谓一世：
“这一世，照爱好高论者的说法，国际国内环境都是有利的。不是吗？滑铁卢战役之后的欧洲，并没有因为神圣同盟充当国际警察而结束多事局面，西方列强争夺的重点仍在西半球和中近东，即使英国，在亚洲关注的，也首先是印度和阿富汗。由民族主义与重商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帝国主义， 还没有把战略重心移向远东。国内呢？道光接掌政权，比乃父顺利得多，在朝没有碰到跋扈的权臣，在野也没有仍在造反的白莲教，尽管内地还有零星的民众暴动，边疆仍有局部的民族动乱，总的看来社会尚处于相对的稳态。”（引自拙著《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初版，页174。）
那时我注目的重心，在于探究道光朝廷在国际国内环境条件都对中国有利的态势中，满清帝国何以不能如龚自珍期望的，进行自上而下的“自改革”。我在《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一书导读（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初版，页21-72），已论证指望满清统治者自行进行体制改革是幻梦。但回头看清英鸦片战争前夜的历史实相，倘将战争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满清统治者对域外世界无知，从而断言自林则徐赴广东搜集洋人书刊提供的情报，才使中国人“开眼看世界”，那说法竟被中国近代史教科书肯定，不奇怪吗？
难道中国人只会见银眼开？
有的近代史作品，称道“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总把林则徐、魏源并提，还有人干脆说魏源才真正开始“睁眼看世界”。
那依据，来自魏源（1794-1857）本人透露的消息。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六月间，被皇帝下令发配伊犁充军的林则徐，赴戍途中在镇江会晤旧友魏源。据魏源《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二首之一自注，说林则徐将在广东两年多辑集的《四洲志》资料付给他，“属撰《海国图志》”。时过年余（1843年初）魏源的《海国图志》五十卷本成书，自叙虽也提及“一据”《四洲志》，却强调全书曾遍征中外史志及“近日夷国夷语”，乃新“作”，并特别声明，己作“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当然包括《四洲志》、《澳门月报》等林辑诸书—引者）？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
其时上距道光帝批准丧权辱国的清英江宁条约（1842年8月29日签订），仅四个月，满清朝野上下多半懵于“夷情”，有的大臣甚至不知英吉利为何物。如今突然冒出一部《海国图志》，作者自称“以西洋人谭西洋”，而且宣称握有“筹海三策”，无论针对英吉利的“攻夷”、“款夷”或“制夷”，都应对有方，怎不引人注目？又有几人去追究其主意与倒霉的林则徐的世界认知的联系？
于是，《海国图志》甫出就行时，“作”者魏源也放手大抄续出译著，在道光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两出增补本，篇幅增至六十卷到一百卷；他本人也名声大噪，乃至时过一个半世纪，竟在大陆近代史界跃居“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可谓匪夷所思。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襄助周予同先生编注《中国历史文选》，选注《海国图志》“筹海”二篇，已从书中发现魏源明征暗引林则徐著译，远不止《四洲志》，还有林则徐奏稿及其编译的《华事夷言》、《澳门月报》全稿。文革后我修订这部教材，对林、魏著述再研究，越来越感到魏源不老实。一个疑点，便是林则徐从未提及会见魏源“属撰《海国图志》”一事，而且林氏由这年到复出而去世凡十年，在遗存文献中竟无只字道及魏源其人其书，怎么回事？
这使我重新考察《海国图志》初刊五十卷本的成书过程，却吃惊地发现，魏源在“海夷就款江宁之月”，即清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九（1842年9月13日）之前，正忙于编写颂扬满清征服全国的《圣武记》。只是在道光帝准行江宁条约卖国各款的上谕传到南京之后，才将自称林则徐“属撰”的《海国图志》提上日程。他的行文如此神速，边写边刊，仅至同年十二月初三（1843年1月3日），五十卷本便在扬州问世，总共三个半月，就是说平均每两天便写成刻成一卷。
我曾指出，这以前魏源《书赵校水经注后》一文，指斥清四库馆采用的戴震校定的《水经注》，是剽窃赵一清校本，并不顾其友龚自珍的情面，直斥龚氏外祖父段玉裁替乃师辩护为贻误后学。他找到的旁证，便是赵一清曾修《畿辅水利志》一百六十卷，而戴震应直隶总督方观承要求，仅用半年便改编成八十卷，“知其必有底稿，非出戴一人之手；戴既据赵为蓝本，何以凡例中不一字及于原书，深没其文，若同创造？”删简并非剽袭，因此魏源据此控告戴震不德，难以服人。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一控告恰好可用于自身。他既自认《海国图志》是林则徐“属撰”，因缘时会而暴得大名，却又竭力撇清其书其策与林则徐的关系。而他在鸦片战争期间的经历证明，他其实对于鸦片贸易史和清英冲突史均无所知，更从未系统研究过世界史地。在江宁条约签订不过四个月之后，突然现身为“洋务”历史与现状的专家，不是很奇怪吗？联系到他曾自承得到林则徐在广东辑译的全部材料，那末他的《海国图志》初刊本，成书如此神速，其书只可说是“述”，而“述”又埋没主名，要是指其剽窃，岂非属实？
经过多年的犹豫，我将积疑写成《魏源：尘梦醒否？》一文。我不想争辩“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究竟是林则徐呢，还是魏源？因为那原是伪命题，稍知中外文化交往历史的学者，无不嗤之以鼻。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伪命题，居然在近史学界得到郑重讨论，而主流的号称权威或核心的历史刊物，居然对此谬说表示沉默乃至附和。
十八年前的那篇拙作（载拙撰《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初版，页192-210），曾惹怒某位魏源研究专家，撰文对拙说痛加挞伐。但我还是以为，重读近代史，这是不得不重予考察的历史课题。 恩格斯说“义愤不能代替科学”。我至今仍盼得到来自“严肃的历史学”的驳斥。
岂可说先人闭目塞听？
俗话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其实“和尚”这个职称也是由古印度引进的。两汉以来，有班西域和尚跑到中原教人念佛经，初用梵语，没人听懂，于是出现译经，当然要借用汉字翻译佛经的专门术语。久而久之，那些术语融入古汉语，以致人们忘记它们原是外国来的。相反呢？有的外来语词，古已有之，讲汉语的无不习用，却被越无知越无畏之徒当作“近代”才出现的。新例之一，即题中的“世界”。
“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这是唐代诗人岑参在安禄山造反前爬上长安慈恩寺塔而留下的名句。不消说，此前“世界”一词必已见于汉译佛典。如今各类辞典都说它原出《楞严经》。撇开佛学史家对《楞严经》译者为谁的争论，有一点可以相信，译经的和尚生活在八世纪初唐中宗复辟前后，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年，可谓古矣。
之前，笔者称引林则徐是“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出处，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上编。人称范老的范先生，是我生平尊重的前辈史家。他另一部未完成的《中国通史简编》，同样是我读大学时的权威教科书。其中说到隋唐佛学，痛斥那时代由古印度经西域东渐的外来和尚，最会吹牛撒谎，曾诱发我一窥中世纪中西宗教文化交往的历史过程的好奇心，从而通读已被“打成右派”的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并且边读边对照张星烺、冯承钧等先生辑译的相关史料。由此略知中古列朝与域外世界交往的历史常识。鲁迅常说，“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若非罪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在我看来堪充座右铭。座师周予同先生，论中国经学史的取向，与范老异趣，却一直将范老早期著作《群经概论》、《正史考略》，列为学生的必读书。在1958年范老发表《反对放空炮》，鼓吹“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而遭陈伯达之流暗弹明讥，那以后周予同先生在课堂上越发称道范老关于“山穷水尽的经学”的说法乃卓识，更使我体会前辈学者互为诤友的风范。
三十年前，我被迫转向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史的原典注释，后来又以此为业，开始重读近代史的生涯。面对范著《中国近代史》上编表彰林则徐是“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历史判断，以及继其说者力赞魏源比林则徐更属中国“开眼看世界”先驱之类说法，未免生疑，以为有悖于古近中国的世界认知史的传统实相。曾闻范老于1969年七十六岁去世以前，拒绝江青传达的圣意，不愿按照“为革命研究历史”的极左要求，改写续写他的通史名著，由此对范老的风骨倍生敬意。
我却不能不正视他自任延安马列研究首席史家之后，便陷入“以论带史”的误区。在延安整风年间，毛泽东便不倦地宣传“两炮论”，首先强调清英鸦片战争那一炮，将中国由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打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因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惊醒了他，于是中国才“东方红，太阳升”。那时候范文澜和他率领的史家群体，极力证成毛说，固然背后有康生严密监视意识形态的魔影作祟，却也不能不令人惋惜他已被离自己曾经笃信的乾嘉汉学“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传统。
自从我误入“近代史”庙堂，碰撞主流史学，便时时感到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的影响无处不在。比较起来，我宁愿向学生推荐胡绳的早期著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以为它和胡绳批判冯友兰“贞元六书”的旧著，在学术史上均可列入“立言”的不朽作品。
似乎又离题了，赶紧回到本文主题，即通观中国史，谁先“开眼看世界”？这是个伪命题。假如承认历史上的中国人与外国人一样，并非见钱眼开，而是通过旅行、战争或贸易，不断认知域外世界，那就连《山海经》描述的海外东西南北四经，也不能说是先民的幻想。司马迁说张骞“凿空”，开拓的认知空间，固然没有超出中亚和南亚，但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由凯撒也在炫耀的丝绸服装，是否激发东西方互相认知的渴望乃至通使呢？至少有公元一世纪的汉使甘英跑到地中海东岸的史迹可证。
那以后，中国经历王朝更迭，不断出现南北分裂，但无论中原一统，或是列朝并立，通过陆上或海路的中外物质与精神的互动从未中绝，不是早为中外交通史反复证实么？
因而，我不敢苟同范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的说法，即满清一统中国的过程已历二百年，对全球的历史，几无所知。直到林则徐跑到广东搜集澳门出版物并找人翻译，证明中国人从此“开眼看世界”。
范文澜魂归道山快四十年了，按照他在大跃进时代的“反潮流”言论，按照他在“文革”中间还给江青碰软钉子的操守，他是否在重新讨论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再会宣称谁是“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按照逻辑，应该不会。但逻辑终究不能代替历史，我们只好对他的失误表示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