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军:政治秩序及其不满

——论拉康对政治哲学的三重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4 次 更新时间:2019-07-23 00:24:17

进入专题: 拉康    

吴冠军 (进入专栏)  
其反抗几乎注定失败。进入“后俄狄浦斯阶段”的孩子,最终从“母亲”倒向“父亲”,从想杀死“父亲”转为想成为“父亲”——用拉康的术语来说,就是从“阉割”焦虑到接受符号性“阉割”。这种从“母子联结”(想象性欲望)到“父子联结”(符号性认同)的过度,转换成政治哲学术语来说,就是从自然状态(前政治的动物生活)到城邦秩序(符号性的政治秩序)的过度。

   我们于是看到,作为精神分析师的拉康,恰恰通过“父亲之名”这个概念,对“政治秩序何以可能”给出了一个极具洞见性的阐释:人之所以拥有了动物所不具备的构建政治秩序的能力,正是因为前者创制出了“父亲(之名)”。符号性的政治秩序,在最原初的层面上,便建立在经由“父亲之名”所确立起的规范与禁令之上。值得比照的是,儒家话语同样也把政治秩序的根基定位在“父亲”上,然而“父亲”又以“天”作为自身之宇宙论根基,是故它并没有开辟出“父亲之名”这个只有经历“语言学转向”之后才能被打开的通道。

  

   三、“青春期”叛逆:重思反抗性政治

  

   上一节勾勒了拉康对规范政治哲学的独特贡献。现在让我们再从规范政治哲学转到激进政治哲学,后者的基础性问题便是:政治反抗何以可能?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霍布斯和洛克分道扬镳:霍布斯认为当个体为了摆脱自然状态、彼此订立契约进入政治秩序后,这个秩序必须绝对强有力(甚至具有“利维坦”式的力量),才能始终维持住“秩序”,不让自身瓦解、退回自然状态。洛克同意以政治秩序终结人与人的全面战争,同时亦担心用以维护秩序的“利维坦”力量本身带来的危险,故此特意强调了人民反抗乃至解散自己政府的革命权利。而对于“政治反抗何以可能”这个问题,洛克所给出的答案便是:个体拥有一种“诉诸天的自由”(a liberty to appeal to heaven)。“天”代表了“一种先于并高于一切人类的实定法的法”。(12)

   可见,尽管和霍布斯一样强调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状态的转换,但当洛克独自面对“政治反抗何以可能”这个问题时(霍布斯则不面对这个问题),却不得已又退回来重新诉诸“自然”(某种高于人类实定法的自然法)。换言之,在面对“政治秩序何以可能”问题时,洛克努力将前政治的“自然权利”转化为政治秩序下的“实定权利”,但面对“政治反抗何以可能”问题时则又重新转回头来拾起“自然权利”(“诉诸天的自由”)。在应对后一问题上的学理“疲软”,使得洛克在思想史上就主要以对规范政治哲学(而非激进政治哲学)的贡献而被铭刻。

   马克思对政治哲学的贡献,正是在于他彻底拒绝洛克的形而上学框架,以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代替对“自然法”的诉诸,以现代政治秩序中的“工人阶级”,代替被预设为身在政治秩序中、却仍保留有前政治“自然权利”的抽象个体。然而,诚如齐泽克所提出的,尽管马克思无可争议地成为现代激进政治的扛鼎者,但在当代,“政治反抗何以可能”恰恰重新成为关键问题。齐泽克引用科亨(Gerald A.Cohen)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概念的特征概括:

   (1)工人阶级构成社会的多数;(2)它生产社会的财富;(3)它构成社会中的被剥削者;(4)它的成员是社会中的贫困者。这四个特征合在一起,又进一步生成了工人阶级的另外两个特征:(5)在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无所失;(6)它能够并且意愿参与社会的革命性转变。前四个特征,没有一个适用于今天的工人阶级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也无法引出特征(5)和特征(6)了。(即便这些特征中的一些,依然适用于今天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他们也没法再统一为单一的行动者了:社会中的贫困者不再是工人了,等等。)(13)

   换句话说,工人阶级作为政治反抗力量的政治经济学条件,在现时代已经不再存在。于是齐泽克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甚至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唯一问题,就在于革命主体的缺席:要是工人阶级没有完成从自在到自为的过渡,不能把自己构造为革命的行动者,那该怎么办?”(14)齐泽克正是在这个节点上,转向了拉康,并将其概念抽离精神分析传统,重新建构为一套激进政治哲学。(15)

   在本文中,我尝试延续精神分析聚焦核子家庭的传统,用对“青春期问题”的一个拉康主义审察,来思考激进政治哲学所面对的基础性问题:政治反抗何以可能。我们知道,“青春期问题”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家庭问题,同时也已然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那么,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成人之前的“青春期”(adolescence),会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叛逆期”?

   从拉康主义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以下论题:“青春期”,恰恰是新一轮的对“父亲(之名)”的反抗。前文已提到,作为“俄狄浦斯式主体”的婴孩,以“弑父”的实践来激进反抗“父亲”律令。该反抗,可以对应政治哲学上前政治的“自然”(physis)对政治性的“规范”(nomos)的对抗,标识“自然状态”到“政治状态”之过度的逆动。而“青春期”孩子的反抗,则并不指向前政治状态,而是指向政治秩序自身的诸种“潜在性”(potentialities),它标识了政治状态内部的“例外”。换言之,青春期的反抗,不是在“自然-政治”对立中展开,而是在“实在-潜在”结构中展开。(16)

   首先值得追问的是:到底哪些东西,使得“青春期”的孩子变得独特,换言之,不同于“前青春期孩子”?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的孩子,不再对父母老师的话无条件接受,不再像低年级小孩那样仅仅满足于做头戴红花的“好儿童”。通过某种奇怪的力量(精神分析称作“驱力”),他们会隐隐感到生活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家长和老师们所规定的那个“生活”,有更多的可能性。因此他们会感到“父亲之名”(以及它所指向的一整套符号性规范与律令)是不友好的乃至是窒息性的,因为它把生活往一个单一轨道上拉,不让他们尝试其他的可能性。这,就导致这个时期的孩子的“叛逆”。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很多家长不知道,自己青春期孩子的各种“叛逆”——譬方说,对读书的“叛逆”——往往不是因为他也/她厌恶每天上学读书,而是只能每天上学读书。

   受到探索生活的生命性驱力之驱使,已具有一定独立思考能力的青春期孩子,对生活有无以伦比的好奇心——他们关心的不只是生活“是怎样”(is),而更在于“能够怎样”(can be)。而那个烦人的“父亲之名”,则总是蛮横地喝令他们老老实实接受他规定的“1s”。很多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己生活中苦恼的根源就在于——生活中美丽的“可能性”都被一个时刻在场的权威大网所扑杀了,或者说,被它提前封闭掉了。而这种精神性的苦恼,实际上是一份生命难以承受的焦灼——这份苦恼或者焦灼甚至不是针对某一件特殊的事(尽管它常常表现得像是那样),而是那被感觉是无时无刻不在、笼罩在生命之上的一张大网。(17)拉康把此种存在性焦灼视作为“真实”(the Real)所导致:真实是“不再是一个对象的那个本质性对象,面对它所有的语词、所有的范畴都失败;它纯然地是焦灼的对象”。(18)

   从拉康主义视角出发,这便是“青春期叛逆”的本体论根源:一种追求“真实”、追求无限“(不)可能性”的驱力的刺入,使得主体对当下的符号性秩序产生“分离”(separation)。拉康认为通过这种“分离”,人具有了冲出“父亲之名”对其所进行的符号化-身份化操作的可能性:“通过主体的分离,超越身份化的层面是可能的……主体的体验因而是被带回到这样一个层面:在该层面上,驱力能够呈现它自身。”(19)进而,我要提出的是:对“父亲之名”与“青春期问题”的如上精神分析,揭示的实则是一个政治性关系——压制与反抗(叛逆)及其政治本体论根据。当年席卷西方的那场68学生运动,难道不正是“青春期叛逆”的宏大政治版?

   对于拉康而言,对“父亲之名”的反抗、和一开始“父亲之名”就不存在,完全是两回事:对“父亲之名”的反抗以其存在为前提;而自出生起“父亲之名”就一直不存在的孩子,则始终无法进入共同体(符号性的政治秩序)之中。这样的人精神分析上就被称作“精神错乱者”(psychotic)。在拉康的术语里,这就是“压制”(repression)和“提前关闭”(foreclosure)的区别:前者压制X使之不进入意识层面(X仍会以无意识的方式突然刺入),而后者则直接取消X似乎它从未存在(X不会以任何方式出现)。经由压制(压制同母亲归于一的原欲)而生活在“父亲之名”下,是人变成神经质的根本缘由;但“父亲之名”的提前关闭则会导致精神错乱,尽管爆发的时刻并不确定。因此,生活在具体的符号性秩序内,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神经质的(人之为“人”的存在性状况),但精神错乱者(“非人”)为数则要少得多。并且按照拉康,一朝成为精神错乱者,永远是精神错乱者:这样的人从未在语言中被“锚定”下来,他们如黑克(Dominique Heqc)所说,“既没有进入符号化的通路,也没有将这种精神错乱的体验记录到符号秩序所必需的判断”。(20)

   一开始就拒绝接受“父亲之名”的婴孩,会成为精神错乱者——对于这样的人,政治秩序是一个不可能。但还有另一种状况,接受“父亲之名”、并且从孩童到青春期的成长过程中从没对它做过任何反抗,这样的孩子则会成长为“变态狂”(pervert)——对于这样的人,政治反抗是一个不可能。精神分析上的“变态狂”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对自己曾遭“父亲”的符号性“阉割”操作,始终采取“拒认”(disavowal)的姿态。“变态狂”不是现实秩序中的真正的反常者,相反,他们骨子里是既有符号性权威(拉康的术语是“大他者”)的顶礼膜拜者:这些人拒绝承认现实秩序中的种种问题与缺失,并甘心让自己变成“大他者”的对象-工具(object-instrument),来保证它的连贯运行。在这个意义上,青春期孩子的反抗,并没有彻底取消“父亲之名”,而是通过激进更新“父亲”律令的内容,而使自己不成为“变态狂”。

   于是,一个人要成为妥当意义上的“人”(具有政治能力的动物),他也/她须(1)接受共同体群处必须要有一整套符号性规范的存在;但与此同时(2)用积极的行动对这套规范的实定性内容作出激进的挑战与革新,通过这种政治介入(political engagement)而使得人的群处方式得到不断改进。(21)

   政治反抗何以可能,实质上亦同如下问题相关联:政治秩序之更新何以可能。在阿伦特(Hannah Arendt)看来,这两个问题实是一个问题。阿氏将政治反抗的本体论根据,界定为“新生性”(natality),提出每个人生来都就具有无尽的潜能(潜在性),这份潜能使得人“具有开端启新的能力,即,行动的能力”。(22)随着每一次新的出生,就有新的行动出现的可能性,人类共同体的群处方式就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更新,那是因为,任何一个个体会对“世界”造成的影响,既无法预测,也无法控制。自由,便正是由人的“新生性”在本体论层面上所打开,因为自由就是一种“去开始全新事物”的能力,“关于这一全新事物之各种结果无法被控制甚或被预测”。(23)有意思的是,阿伦特曾用比喻的方式谈到过“第二次出生”(即,“政治的”出生)。(24)在我看来,“第二次出生”,才是真正有可能将“新生性”从潜在性转化为实在性的时刻。而“青春期”,实则便是“第二次出生”(前政治的个体成为政治主体)集中发生期,孩子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生活中那被压制的潜在性/可能性,开始要追求自由。

在家庭结构中,“新生性”就体现为孩子对由“父亲之名”所撑起的那张权力大网(“大他者”)的反抗与叛逆。孩子从其克服“俄狄浦斯情结”到“青春期”之间的那段时期中,在“父亲之名”规导下进入——海德格尔的术语是“被抛入”——符号性秩序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吴冠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拉康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政治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329.html
文章来源: 《山东社会科学》 2018年10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