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骁:原初自然的出场

——论胡塞尔对“自然”的现象学还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 次 更新时间:2019-07-23 00: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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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骁  

   内容提要:现象学对“自然”问题的关注,源于用现象学为自然科学奠基的问题意识。但前期胡塞尔错误地预设了自然主义-科学主义世界图景的自明性,它同先验现象学的框架发生了一系列冲突,推动着胡塞尔修正最初的方案,并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对自然主义-科学主义世界图景进行历史性批判的任务。“原初自然”正是在这一方案下出场的。本文将对胡塞尔早期的方案进行检讨,并阐明“原初自然”出场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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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学对“自然”问题的关注并非偶然。“回到事情本身”的口号要求现象学家反思现代世界图景背后的自然主义前提。因此在胡塞尔对自然数学化问题和对生活世界现象的讨论中,在海德格尔对科学、技术与座架(Ge-stell)的批判中,在梅洛-庞蒂对知觉世界的透视和对自然概念史的考掘中①,人们都能够找到揭示“原初自然”(primordial nature)的努力。②在现象学家看来,现代科学与技术或者粗暴地将自然抽象成了一个个数字、公式和物理学观念,或者将它压制成人们可以通过技术操控的玩具,自然的本来面貌几乎完全被遮蔽。现象学反思自然的目的,就是从人们未被表象化、数学化的经验出发,揭示自然最原初的显现方式。而在世界的全面图像化和技术的绝对宰治之下,“原初自然”意味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源头,它将持续流溢出新的经验可能性,最终融化现代世界的板结图景。

   不过,在现象学的开端处,“自然”并不具有我们上面所说的那种革命性意义。胡塞尔早在《物与空间》讲座③、《纯粹现象学的观念与现象学哲学》(第1卷)(以下简称《观念Ⅰ》)、《纯粹现象学的观念与现象学哲学》(第2卷)(以下简称《观念Ⅱ》)等前期④文本中,就已经着手对自然进行现象学还原。但他在这一时期的问题意识有着强烈的新康德主义色彩,即如何区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为自然和精神领域重新奠基。那么,所谓的“原初自然”究竟是如何出现在现象学当中的?它又如何获得了上面所说的特殊意义?考察自然问题在现象学中的开端,将帮助我们理解现象学中“自然”概念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因此,本文将集中考察胡塞尔对自然的现象学还原。我们将看到,在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的世界图景和先验现象学框架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紧张关系,正是这一根本困难,推动着胡塞尔不断朝向更加原初的自然现象,也使“自然”成了现象学必须面对的问题,启发了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对“原初自然”的后续思考。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时期和《观念》时期都曾提出用现象学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奠基的任务。U.米勒(U.Melle)也指出,胡塞尔在《观念Ⅱ》中未曾言明的一个意图,就是通过辨析自然和精神的关系,恢复精神生活与人性本身的尊严。(cf.Melle,1996:17—18)这无疑属于19世纪中后期的哲学家,尤其是新康德主义者和狄尔泰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参见靳希平、吴增定,2004:252—256、327—329)

   胡塞尔为先验现象学体系设计的蓝图充分体现了上述影响。在《观念Ⅰ》的第四编《理性与现实性》中,胡塞尔希望通过关于纯粹对象及其关联原则的“形式本体论”(formale Ontologie)和关于“物”“心灵”等质料领域的“区域本体论”(regionale Ontologie),向着构造性的先验主体回溯,进而揭示这些“意向相关项”(noema)和“意向活动”(noesis)之间的“先天关联”(Korrelationsapriori)。(Husserl,1976/2:§148、149、150)这样,不同的本体论展示了不同类型事物的本质及它们所遵循的法则,由这些“本质”也可以向不同的主体构造方式和构造原则还原。(cf.Kern,2005:71)胡塞尔由此实现了用先验纯粹意识为精神与自然领域奠基的目的。

   《观念Ⅱ》就是对上述方法和研究计划的具体实现。它的首要任务是去还原具有客观时空、并被因果律所支配的“自然”;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更加复杂的人类世界。胡塞尔在开篇明确把自然规定为“自然科学的对象”。(Husserl,1952:1)为了揭示纯粹的自然,胡塞尔强调我们需要经历一种向“理论态度”的转变。这种态度仅关心纯粹的自然物如何向我们显现,而不关心它们对人的有用性,也不关心其在审美、实践、道德等领域的价值。(cf.Husserl,1952:2—4)

   相较于《观念Ⅰ》,《观念Ⅱ》的一大突破就是揭示出了身体在构造自然物时的重要作用。在《观念Ⅰ》中,胡塞尔提到过超越之物的独特显现方式,即物是以“侧显”(Abschattung)的方式被给予的。当我们意指一个空间物时,实际上在直观中向我们显现的只有某个侧面。我们的意指总是超出实际的直观而指涉着尚未被充实的其他侧面。与此相对,内在体验则是绝对被给予的。(cf.Husserl,1976/2:§44)但我们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观念Ⅰ》中作为空洞自我极的先验主体根本无法实现对空间物的构造,因为没有身体在空间中的定位,也就不可能有物体的视角性显现。《观念Ⅱ》恰恰说出了《观念Ⅰ》中未言明的内容——当我们在分析“物”的侧显时,必然已经暗中预设了作为其构造条件的身体。以这种方式,《观念Ⅰ》中空洞的自我极就被《观念Ⅱ》中的具身主体所代替。

   然而,具身主体的引入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观念Ⅰ》中,先验纯粹意识是绝对的、无限的构造者,它不依赖于任何其他条件。但身体必然处在特定的环境中,因而是相对的、有限的构造者。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个有限的构造者如何能够构造出远远超出自身范围的“被构造物”?在下面的具体考察中,我们会看到,自然的构造问题成了先验现象学框架中的一道裂缝。而身体,则是砸开这道裂缝的楔子。

   胡塞尔将身体称作“知觉器官”(Wahrnehmungsorgan),只有以身体为媒介,自然及空间物才能够向我们展现其感性特质。(cf.Husserl,1952:56、68)他指出了两种类型的“感觉”:一类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感觉”(Empfindung),比如对红色、香气、硬度的经验。另一类则是所谓的“动觉”(kinsthetische Empfindung),它并不被统觉为物-对象,而是“驱动着”(motivieren)第一类感觉,使它们能够被统觉为对象的性质或侧面,同时规定着事物的显现方式。(cf.Husserl,1952:57—58)值得注意的是,“动觉”是胡塞尔在“显现”和“显现者”的经典区分之外发现的另一类感觉形式。它们是我们在身体及器官运动时所具有的自我意识。基于上述考察,胡塞尔明确地将身体(以及通过身体知觉产生的心理状态)界定为外部世界显现的可能性条件。(cf.Husserl,1952:75)也是在这个层面,身体(Leib)具有了不同于物体(Korper)的先验意义。

   尽管身体具有同主观领域相联结的一面,但我们仍然不能忽略它的实在性和物质性。归根结底,身体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受到因果法则的约束——胡塞尔认为,只要我们能够观察到环境和身体间的恒常关联,就能够建立因果性和身体的实在性。(cf.Husserl,1952:46)D.莫兰(Dermot Moran)将身体的上述特征称为“两面性”(double-sidedness),并指出,作为感性意义构造条件和作为自然物的身体同时展示出了“自身-呈现”(self-presence)和“自身-疏离”(self-distantiation)的特质。(cf.Moran,2013:296)一方面,身体是自然界中的例外,因为它是构造经验世界的可能性条件;另一方面,身体又被嵌入到自然界中,它同样可以被其他事物冲撞、塑形、推动。用胡塞尔的话来说,“主观条件性的系统和因果性系统相互交织着(verflicht)。”(Husserl,1952:64)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将身体命名为条件秩序和因果秩序的“转换点”(Umschlagspunkt)。(Husserl,1952:161)它体现了一种特殊的“躯体因果性”(somatologische Kausalitt)。(Husserl,1952:65)从身体出发,我们就能够将外部世界的因果秩序转换为身体动觉和现象序列间的动机关联秩序。

   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们触及了自然现象学的第一个困境:从前期胡塞尔的构造现象学框架出发,我们很容易还原对象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却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去还原身体和自然间的因果关系。因为在这个层面上,身体同时具有“现象显现之可能性条件”和“自然物”的双重身份;自然也不仅是身体所面对的“对象”,还是包裹着身体的“周围世界”(Umwelt)或“环境”(Umstand)。我们能够观察对象与其环境的关联,却不可能以同一视角去观察“在世界之中”的身体。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中以类似的方式表达了先验主体和生活世界间的紧张关系,并称之为“主体性悖论”。(Husserl,1976/1:182)而《观念Ⅱ》对身体的刻画则最鲜明地呈现了主体性悖论的要害——身体的两面性,正是悖论从主体内部爆发的奇点。从唯我论主体的视角出发,至多能够构造身体可见部分同周围自然物之间的因果关联,但作为经验可能性条件的“另一半”身体仍是不可见的,它就像阴影一样伴随着我们的知觉活动。与此相应,周围环境也仅仅能够基于身体同其他自然物的“可见”关联而被设定,却无法真正地被直观。正如S.克劳威尔(Steven Crowell)所说:“在我的视觉(vision)‘之后’,在我的身体之后,我背负着一片黑暗,它并不是光的缺失,不是能够被照亮的空间,而是一种原初的限制,它是一切光照和视觉的条件。”(Crowell,1996:98)

   胡塞尔触及的两个边界让我们想到梅洛-庞蒂的著名论断:“(现象学)还原的最大教诲就是一种完全还原的不可能性。”(Merleau-Ponty,1945:Ⅷ)但唯我论的主体显然不是胡塞尔停留的终点。胡塞尔指出:“尽管唯我论的主体能够同自然相对,但它不能像在交互主体的经验层次上所发生的那样,把自身统握(auffassen)为自然的成员,也不能把自身统觉为心理物理的主体和动物。”(Husserl,1952:90)胡塞尔在此明确提出了自我视角的局限性和交互主体维度的必要性。他给出的临时性解决方案是:通过他人的知觉和主体间的相互理解(Wechselverstandigung),自我就能够被统觉为自然的一个部分。(cf.Husserl,1952:82)这些来自他人的经验可以印证我们关于世界的“空意向”,并修正我们同他人经验中的不一致性。也正是基于交互主体的共同经验,人们才能确信各自的主观体验都指向同一个对象和同一个世界,并排除主观知觉的相对性和异常知觉系统带来的偏差,进而将世界抽象为在“逻辑-数学上被规定”且对所有人都有效的物理自然。(cf.Husserl,1952:84—89)

   显然,在物理自然之外,所有具有心灵的“人”都是自然图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主体间性的视角也是我们理解“自然人”的必要前提。然而交互主体维度的引入让我们触及了现象学还原的第三个边界。因为就像胡塞尔一再强调的,我们永远无法直接通达他人的意识。如何理解他人,就成了《观念Ⅱ》亟待解决的问题。

   胡塞尔在“动物自然”的标题下对客观时空中的“人”展开了进一步研究。通过引入主体间性的视角,胡塞尔重构了一幅完整的自然图景。但随着现象学还原的深入,一些隐患也逐渐浮出水面,它们直指胡塞尔整个计划的起点,以及胡塞尔所理解的“自然”概念。

胡塞尔认识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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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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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哲学》(京)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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