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新:用市场经济的理念评价和指引个人破产法立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6 次 更新时间:2019-07-21 23: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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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欣新  
但关键是如何在公平保障债权人与债务人权益的前提下付诸实施。这就需要确定所谓“发展权”“重新起步”中的“发展”与“起步”指的是什么,在自由财产保留中合理的底线应当在哪里。笔者认为,“发展”与“起步”指的是提供能够使债务人维持较低水平生活和正常工薪工作的条件,而不能理解为要为其保留用于投资和经营的财产,所以其合理的范围应当是保留作为工薪职工的工作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品与费用,仅在此范围内有浮动调整的余地。如果说,为所谓“发展”与“起步”而保留的财产可以使债务人过上与普通工薪者完全相同的生活水平,甚至还要为其发展与起步、投资经营保留资金与财产,那么破产就会变成对经营或生活失败、财务过错的鼓励,这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宽容失败决不能等于鼓励失败、奖励失败,这在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国情之下是不可能被接受的。自由财产保留维持个人破产人的生活水平一定要低于一般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这样的个人破产制度才能够体现出责任的公平,才能为人们所接受,也符合市场经济社会的常识与逻辑。再者,在免责制度中,往往会要求债务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后、获得免责前仍然要持续清偿债务达到一定期间,而在这一通常被称为“良好品行期”“妥善行为期”的期间内,债务人超过生活必要保留费用的收入部分仍然要用于清偿债务,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对“发展权”“重新起步”应当如何正确理解。“良好品行期”的设置是我国个人破产法规定免责制度时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所以,脱离对债权人的合理保护、脱离实际国情,谈债务人的“发展权”与“重新起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认同自由财产制度维护破产人的“发展权”与“重新起步”的理念,但对这些概念的现实含义也要向大众予以眀释,使之能够正确理解,以免因漂亮的词语而疑惑或误导,以致对个人破产法产生误解。

   各国的市场观念、市场化的模式与个人生活水平等是不同的,自由财产制度自然也会有差异。在设计我国个人破产法中的自由财产制度时必须考虑本国的国情,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将国情问题特殊化、绝对化,甚至借此排斥各国普遍适用的正当理念与原则。

   确立自由财产范围的原则,第一,维持债务人及由其抚(扶)养家庭成员基本生活水平的必要费用与生活用品。所谓基本生活的水平,在债务人无工资收入的情况下,可大致以低保能够维持的生活水平为基准浮动;在债务人有工资收入的情况下,因其为劳动所得,可以地方最低工资标准为基准浮动,高于确定限额的收入部分在“良好品行期”内应继续用于清偿在破产程序中未清偿的债务。

   第二,职业工具,此处的工具是指作为职工工作的必要工具,而且对此应有财产价值的上限限制。第三,与债务人有特定人身关系的财产,通常是指对债务人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物品或具有特殊精神价值的物品,包括宠物等,对此也应有财产价值的上限限制,价值较高、实质性影响债权人清偿利益者不应予以保留。第四,自由财产对破产人提供的生活保障具有有限性和暂时性,而不是持续性、补充性的提供。自由财产制度的设立,并不是要解决破产人终生的生存问题,而只能是解决破产人在破产终结后一定期间内的生存问题。自由财产提供给破产人的生活保障,只能是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意在使破产人重新寻找生活出路和事业的重新再起有一个最基本的支撑点。

   此外需注意的是,债务人的许多生活用品财产对债权人而言并不具有值得关注的价值或曰货币价值,甚至完全没有市场货币价值,但是对债务人而言,则具有很大的生活使用价值,这些财产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在此种情况下,将这些财产纳入破产财产范围进行变卖分配,实际上是对社会财富的浪费与损害。在确定自由财产范围时,应尽量将这些财产保留给债务人,使其能发挥最大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而这也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对自由财产范围的立法规定模式,第一,可考虑采取概括性规定与列举性规定结合的方式,以概括性规定确定一些原则,以列举性规定确定一些重要财产或特殊财产的保留问题,如债务人及其家庭的唯一一套住房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保留,可保留住房的财产价值上限限制,何种情况应当纳入破产财产分配,纳入破产分配时债务人及其家庭的居住问题如何解决,在住房上设置有抵押担保如何处理,等等。第二,鉴于我国不同地区的发展与生活水平不同,所以立法对自由财产范围的规定不能“一刀切”,而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对不同地域自由财产的范围可以在规定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交由地方法院酌情确定。此外,对于法院确认的自由财产的范围,债权人有权提出异议,应为利害关系人设置相应的法律救济渠道。

   在自由财产制度中还应规定对自由财产转换行为的限制与撤销。个人破产法允许将债务人的部分财产保留为不用于破产清偿的自由财产,这就可能诱使债务人在进入破产程序前,通过交易安排对原有财产形式进行转换,即将非自由财产转换成自由财产,从而实现保留更多财产、减少债务清偿的目的。既然法律允许存在自由财产,对债务人在正常生活数量范围内的财产转换行为法律应持宽容态度,但对于非正常、欺诈性的财产转换行为就应当予以纠正。为此需要对债务人在破产程序启动前一定期间内进行的财产转换行为进行甄别,对非正常的具有欺诈债权人、恶意逃避债务、损害公平清偿性质的行为,可以对其行使撤销权,以矫正违法行为及其后果。

  

   三、免责制度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有竞争就必然会有成功者与失败者,财务失败到极点便是债务人的破产,市场经济要想正常的发展就必须承认破产的存在。但放任竞争失败者破产不加以救济,反过来又会因为破产人失去生活保障、失去恢复希望、放弃创造财富的努力,而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阻滞作用。所以市场经济对此必须有自我矫正机制,以解决个人破产可能对市场经济产生的诸种负面影响,如果仅靠市场之力量尚且不足,则需要国家法律的介入。由于这是对整个社会有益的任务,故需所有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共同解决,需要在保障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原则下对各方利益权衡处理,需要对社会与个人的损失和风险予以分担,而对个人破产人的免责制度便是其重要手段之一。“免责的规定是为了公共的福利而作出的宪法允许的、必要而合理的对财产所有权的限制”。

   免责制度是个人破产法中最具特色的制度之一。在立法时要以中国的国情现状为基础,确定市场经济需要并能接受什么样的免责制度,要通过哪些具体规定加以实现。破产法尤其是其中的免责制度,既是对债务人与债权人利益的合理衡平保护,同时也是在债务人合理免责与逃避债务和不当行为之间博弈的领域。“任何破产制度的首要目标就是在这两个相互竞争的理念中保持谨慎的平衡:首先,对负有义务的人作出要求。其次,不要对因经济波动和其他生活中常见危险而遭受痛苦的受害者提出超过其合理承受限度的要求。”

   免责制度保护的是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是为使债务人及早摆脱债务困境,减轻社会负担,同时促使债务人尽早提出破产申请、减轻债权人损失,并保障债务人早日回归社会正常状态。对那些进行欺诈债权人、损害债权人利益行为或违反破产法规定义务者,是不适用免责制度的。在设置免责条件时,既不能过于严苛,否则债务人难以获得免责就不会积极地申请适用破产程序,达不到立法想要达到的调整目的;同时又不能过于宽松,以防止出现债务人利用制度空隙逃脱债务,损害债权人权益。目前在司法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债务人诚信道德缺失,法律意识淡漠,恶意的或投机性的逃债行为严重。为此,在设计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时就必须适应目前的社会现状。我国应当采取许可免责主义,而不能采取当然免责主义。对债务人免责之前要设置一定期间的良好品行期,在此期间内债务人应以保留生活费用之外的收入持续清偿债务。有的国家实行直接免责,也称“全新开始”,无延长清偿债务期间,此方式显然不适合于我国。在良好品行期期间要强化对破产人的监督,限制债务人的一定行为,如收入支配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入境限制等,并设定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定期强制报告制度。

   在我国免责制度的设计中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什么样的债务人可以免责。从各国相关立法的规定看,只有诚实的债务人才可以享受免责待遇,而且要求是在一定期限内未发生连续破产者,因犯罪、赌博、挥霍财产等违法行为而破产的,或存在其他不诚信欺诈行为的,通常也不可以享受免责待遇。

   第二,各国立法通常规定债务人的若干种行为属于不免责行为,有此类行为者便不予免责。不免责行为通常包括:破产欺诈行为,包括转移、隐匿、无偿转让财产,虚构、承认不实债务,恶意损耗财产,有碍公平的偏袒性清偿行为等;破产违法行为,如在破产程序中不如实提供财产报告、债权债务清单等文件,导致重大财产下落不明,在破产程序中虚假陈述、拒绝回答问题,不履行法律义务,不服从法院命令和管理人的管理;等等。

   第三,在免责制度中,需要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债权的社会属性以及债务人的行为等,确定什么样的债务属于不免责债务。即使债务人可以获得免责利益,但这部分债务不在免责范围内,仍需要债务人继续清偿。不免责债务通常包括:债务人未列入应向法院和管理人提交的债权表中的债权、因犯罪产生的债权、因人身侵权(或故意侵权)产生的债权、抚(扶)养费、(部分)国家税收、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等,有的国家还包括学生贷款等。需要注意的是,对部分种类债权的处理在企业破产与个人破产中是不同的。例如行政罚款、刑事罚金在企业破产中属于劣后债权,一般得不到清偿,在破产程序终结后便实际被免除,以免其在破产程序中的受偿会导致处罚对象由债务人向债权人的转移。在个人破产程序中,这些债权虽然也劣后清偿,但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并不免责,债务人要继续清偿,因为不存在处罚对象转移的问题。

   第四,在我国的免责制度中应当设置良好品行期,并在这一延缓期间维持债务人持续还债的义务。良好品行期期限的长短,与债务人的破产清偿率应当建立正相关的关系,并随实际破产清偿率的高低而调整。良好品行期期限的长短要适当,笔者认为,最长6年的期间较为合适。期限过短会影响债权人的权益,过长的延伸还债期间又会压抑债务人积极参加经济活动的动机,降低个人破产制度对债务人的吸引力。此外,希望通过延长还债期限使债权人获得全部清偿是不现实的。“现行所有的重要破产体制的经验都显示,无论还款期限的长短,几乎没有债务人在债务人的基本需求和破产系统的管理成本之外还有足够的资金为债权人产生实质性利益。”

   第五,免责程序中还要重视对债权人权益的维护,要保障债权人的知情权、异议权、监督权以及对免责的撤销权(通常各国规定撤销期间为1年),要有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以保证权利能够切实行使。

  

   四、个人破产法及其社会配套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破产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要想使个人破产法能够顺利制定并得到市场化的实施,就必须逐步的健全、完善整个社会的市场化程度,尤其是要有针对性地健全、完善与个人破产法制定和实施直接相关的各种法律制度。《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强调,“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企业破产法如此,个人破产法也是如此。任何关于处理自然人破产问题的制度都应该考虑这个因素:该制度必须要与法律、政策以及实践的周边背景相协调。

“破产法的市场化实施是以有一个较为完善的市场化社会体系为前提和基础的,所以市场化是一个社会整体性的概念。破产法能否市场化的顺利实施,取决于其所面对的整个社会的市场化程度。破产法作为一个外部性极强的实践性法律,是无法脱离开围绕企业破产产生的诸多衍生社会问题的解决与相关制度的制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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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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