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农业大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 次 更新时间:2019-07-21 20: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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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胜 (进入专栏)  

  

   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开启了超越中国千年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化的历史转轨。邓小平从中国8亿农民的实际国情出发,尊重基层探索,尊重农民首创,走出了 “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党明确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路径,包括实施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从新的历史方位出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顺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主线与历史逻辑。

  

   关键词:改革开放 农业大国 中国特色 现代化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开启了超越中国千年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化的历史转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顺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主线与历史逻辑。

  

一、从八亿农民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提出

  

   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应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从新中国成立前“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探索,到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这两次历史变迁的逻辑是什么?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国的现代化既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水土不服,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照搬西方发展模式时就陷入了所谓的“拉美化陷阱”。邓小平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战后的日本快速成为了发达国家,很值得学习,但“别人的经验照搬也不行,中国有中国的条件,日本有日本的条件”,“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 。因此,邓小平认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2]。而从世界上看,中国的发展状况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中国把自己划分为“第三世界”国家。毛泽东在1974年的一次谈话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3]。

  

   从1964年提出到20世纪末的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提这个目标时,西方国家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依托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在迅速发展。可以说,中国耽误了二十年的时间[4]。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是人均国民收入上万美元与不到200美元的差距,是科技人员上百万与只有20万的差距,是80%的人在城市与80%的人是农民的差距[5]。既使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比,这个时期新加坡和香港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都是三千多,就连印度、埃及这样一些国家在科技教育方面的投入,按人口平均计算都比我们要多几倍[6]。按生产力和科学水平的标准,中国这个时期只能算是世界上的一个“小国”和“弱国”。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进一步打破了个人崇拜与“文革”十年所形成的思想禁区,打开了意识形态长时期处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封闭空间,成为解放思想、开辟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宣言书。从此明确地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定为党的思想路线,明确地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战略上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的目的和目标,明确地把现代化作为推进社会变革的根本目标。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现代化曲折进程的历史经验总结,而且是苏联模式衰败和世界现代化多元演进的历史经验总结,从而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根本思路,准确把握了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成为中国现代化正确的道路选择。

  

   (二)“首先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告别饥饿”“告别短缺”成为时代要求

  

   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7]”在当时普遍贫穷的社会状况下,“告别饥饿”、“告别短缺”成为了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奋斗目标。

  

   为了尽快在农村改革上取得突破,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邓小平认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8],导致农业效率低下,农民生计困难。在社会生产力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9]。邓小平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10]”只有首先解决好发展问题,在越来越多的人和越来越多的地区富裕起来之后,才有条件有能力去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大政策在占全国80%人口的农村率先推进。

  

   (三)“摸着石头过河”:尊重基层探索、尊重农民首创

  

   改革“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没有自上而下的顶层规划和设计经验,只能尊重基层探索、尊重农民首创,由农民和基层先行先试再总结推广。因此,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被邓小平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其中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大胆地下放权力,尊重农民首创精神,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不断给予农民更多的生产自主权,让农民“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特别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1]

  

   正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12],推动了农村改革的一次又一次变革,成为了改革的“原动力”。无论是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还是广西合寨村的“村委会”选举,或是华西村、大邱庄的乡镇企业,在备受争议中得到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肯定与鼓励而不断完善走向全国。邓小平说:“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13]”正是由于得到邓小平的力排众议和大力支持,由此形成了鼓励改革、激励改革、宽容改革的时代精神,给基层与农民的首创实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形成了全社会的改革共识和发展力量。

  

   (四)最落后的农村进行改革:最贫穷的农民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为生存所迫被逼出来的小岗村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大包干”字据上按下红手印,启动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农村制度变革,打破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开启了对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大幕。随着包产到户逐步在全国推开,废除了效率低下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了农民家庭经营的方式;不仅基本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在1984年甚至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粮食过剩,中国农民从此告别了饥饿的历史。“大包干”之后就是被邓小平称之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华西村率先办起一家小五金厂,到1990年就成为工农业总产值突破亿元大关的“亿元村”。正是乡镇企业的伟大创造,20世纪80年代作为时代的标杆“万元户”“亿元村”在中国农村不断涌现,以排头兵和生力军的作用开启了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

  

   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大政策”,逐步由农村迅速扩展到各行各业和沿海地区。为了加快推进改革开放的步伐,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概括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时就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14]。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来说,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迈出闯关的第一步。因此,越来越多的禁区被不断突破,越来越多的企业突破禁区有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自主权,越来越多的个体户和私营经济突破禁区发展起来。其中作为现代化标志性的突破是允许农民进城,打开了隔离城乡流动的闸门[15],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开启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

  

   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不仅要求建立国内的市场分工体系,而且要求进入国际市场分工体系,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突破禁区开始了对外贸易。随着“经济特区”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的创办,边陲小镇成为吸引外资与自由贸易的前沿大都市,古老的中国从此打开了向世界开放的大门。随后作为国际分工体系的平等成员,我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的农业大国向全方位开放的工业大国转变,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标志性历史事件。

  

二、中国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与完善


   (一)“小康社会”:中国第一次提出现代化的明确目标

  

   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全面开始了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但长期以来确定的奋斗目标是在20世纪末的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实际达到什么程度,步子怎么走,心中还没有数”[16]。因此,邓小平明确将“中国式的现代化”具体化为到20世纪末建成一个 “小康社会”,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17]。实际上是处于温饱与现代化之间的过渡阶段。后来改革开放的进程比预想的要更为艰巨,邓小平认为,经济发展要尊重客观规律,欲速不达,把目标降低,把时间拉长[18]。因而主动降低“小康”标准:“我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觉得可能一千美元还是高了一点,因为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所以我们把本世纪末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放在争取达到八百美元的水平上。”[19]将标准从一千美元调整到八百美元,使目标要更加务实,避免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空喊口号,重犯“大跃进”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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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索》2019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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