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多元的时间和空间视阈下的19世纪中国社会

——几个区域史研究的例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 次 更新时间:2019-07-20 22: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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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  

   内容提要:社会史研究是否关注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对此问题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以19世纪的重大变革而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些例子向我们揭示了更为复杂多元的图景。宁波的例子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有上千年通商历史的港口城市,面对中外纠纷,可能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使这次纠纷成为本地此前多次中外交往的普通一次;土默特的例子则说明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点,游牧民族南下的趋势彻底扭转,而“三北”的拓垦所造成的社会变革,其重要性可与西方列强来华相比。这些从区域内部发现的历史轨迹,或许可以深化我们对这场变革的认识,由此社会史研究可以提供不同于传统政治史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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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之由来

  

   近年来,社会史研究在取得迅猛发展之后,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某些社会史研究在揭示以往不曾为人所知的方面的同时,却无力关注以往史学提出、至今也还存在意义的一些重要问题①,于是,社会史与以政治史为代表的传统研究模式之间,就形成了互不干涉、各说各话的局面,以至造成相互之间的某些误解②。实际上,任何新的研究尝试都不可能包打天下,包治百病,而只能对有意义的问题提出新的解答思路;这些新的思路会对旧的思路提出挑战,但这不应该是一种彻底否定,而是一种认识途径上的丰富。

   社会史研究会不会,或者该不该回避历史上的重要变革?尽管目前国内大部分冠之以“社会史”头衔的研究的确对此较少关注,但我个人的答案还是否定的。我相信真正的社会史同行都不会同意说,革命前后的东亚社会或者中国社会“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这里,“东亚社会”或者“中国社会”是否可以被当作一个同质的有机体,可以不加分别地说它有变化或者没有变化。对此,罗志田已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一文的第一部分“近代中国的变与不变”中提出,在这一时期,变与不变是“并行而共存”的,其具体的表现是沿海和内地竟成两个不同的“世界”,当然这种“多歧性”又不仅体现在空间上,也体现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及思想界上等[1]。这种看法及其体现出的多元视角显然是笔者所赞同的,他力图避免的是长期以来研究主题和基本观点的单一向度。但是,如果我们再深入一些,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看,或从多元的时空视阈观察,变或不变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相对性。

   以此立场为出发点,我们就必须去思考一个个区域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但这种所谓“在地化”的立场是否能够解释整体的政治变革及社会变化?③我个人认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立场一样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它可以与以往不同的角度帮助解释这个整体的变化,也许可以揭示这个整体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当此之际,下面的问题变得重要起来:区分变与不变是否造成了“有历史”和“无历史”的社会这样一个带有西方殖民话语倾向的两分?即使我们承认这个区分,那么能否在“不变”中把握“变”,同时又在“变”中理解“不变”?社会史学者如何面对19世纪诸多显示出巨变的事件?是视而不见还是束手无策?他们如何为揭示19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提供新的解说视角?

  

   二、“此鸭头非彼丫头”:19世纪中叶的宁波

  

   宁波是鸦片战争后最早开埠的东部沿海城市之一,即所谓“条约港口”(Treaty Port),这里应该属于近代以后“变”的那个世界。但它之所以被列入首批开埠城市,不仅是因为它在东部沿海的重要位置,还因为它已有很长的“开埠”历史。地理位置上,宁波“北接青、徐,南通交、广”[2](P1上—11下),处于南北洋的分界处,成为南北洋干线和长江干线的水运交叉点之一。这里早在唐代就有通商日本的记录,而自宋元以来浙江沿海市舶机构反复撤建的过程中,宁波市舶机构却基本上一直独立建置,成为辽东半岛至浙江海域合法进行海外贸易的惟一港口。从明中叶到清中叶开埠之前,已有欧洲人来到宁波,进行贸易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能仅把它放在1842年以后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即使是从海上贸易——无论是从国内市场的角度还是从国际市场的角度——出发,也是同样⑤。我们在一般的叙述中提及首批五个开埠口岸的时候,往往将其作为自然而然的、相对同质的事,相对忽略了它们之间在区域历史脉络和传统上的区别,而正是这些区别导致了它们在开埠这个重大的政治—经济变动中的不同反应。

   故事发生在咸丰初年。这时距开埠已经过去了10年左右的时光,太平天国运动已轰然爆发。咸丰四年(1854),这里发生了所谓“渔镖之争”的事件,将海商、官府、由海盗转化而来的水师、洋人全部牵连其中。事件的起因在于沿海的货物运输长期以来极为繁荣,清初以来,宁波商旅遍于天下,“甚至东洋日本、南洋吕宋、新嘉坡,西洋苏门答腊、锡兰诸国,亦措资结队而往,开设廛肆,有娶妇长子孙者”[3](P6下—7上)。而大量的外地人口也纷纷涌入宁波,“嘉道以来,云集辐凑,闽人最多,粤人、吴人次之”[3](P6下)。由于海禁政策的缘故,海上走私活动也十分猖獗,伴随而生的则是劫掠海商和渔民的海盗。特别是到了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传统运道受阻,浙江漕粮只好通过海运入京,经营北洋贸易的宁波“北号”商帮觉得有利可图,运漕商船大增,江西、两湖的货物也转道宁波集散。这样,水道的安全也就变得更为重要。

   这时,纵横宁波洋面的来自广东潮州的“广盗”被地方官府招安,成为“广勇”,力图使他们为商船护航。但海商根本不相信这些亦兵亦盗的人,双方也频频发生摩擦。这批广勇又转而向渔民勒索保护费,使渔民也深受其害。一个偶然的机会,个别渔民因遭受海盗危害而获得了英国领事的帮助⑥,后者介绍他们去寻求葡萄牙人的帮助,由葡萄牙人出力护镖⑦。但后来葡人及其华人代理也经常遇事生风,指商船为盗船,然后将船上货物尽行干没,官府稍作惩处,葡人即出面抗议[4](P64-65),渔民不得已恢复接受广勇的保护,或另与英法水手签订护镖协议。而广勇又与一家法国商行合作,后者则雇有欧洲不同国籍的水手,这样,就此事形成了复杂微妙的局面。但之所以酿成以广勇和法国等水手为一方、葡萄牙人为另一方的武力纠纷,其实又不仅在于每年数万串钱的护镖酬劳,而且在护镖过程中“合法”地大肆进行走私活动获得利益的机会。同时,“西夷本不在互市之列,因历年渔户及南北商船资其护洋,遂得停泊鄞港”[5](P24上—24下),表明为商船护航也是一个利薮⑧。显然,五口通商初期,洋人通过“规范”的贸易活动所得利润大大少于他们的预期,需要靠其他途径加以补充。

   于是,咸丰四年五月,以广勇、当地“游手”及法国等一二千人为一方,以葡萄牙人及其西班牙帮手为另一方,发生了武力冲突,后者阵亡二十余。葡萄牙人派舰队来报复,却在外洋被广勇水师击败,战船被击沉三艘,被俘获六艘,被击毙三人。事后,葡萄牙驻上海领事要求赔偿,官司一直打到浙江巡抚,后者建议采用“羁縻”的手段解决,地方官便“移诸领事书,往复排解。以二国本非互市,出资作赆,劝令西归”[6](P33下)。葡萄牙、西班牙人由此退出这场利益的争夺,此后也很少来此贸易,这也或可被视为老牌殖民势力衰颓的一个缩影。

   从事件的规模及其后果来看,并不比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晚清中外纠纷之起始事件更微不足道,但显然却完全没有引发更严重的、影响更大的交涉,甚至地方志只是在其《外国传》中记载此事,仿佛与本地毫无干系。究竟是因为受侮辱与受损害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国际事务中过时的角色,还是因为太平天国事件使列强的注意力转移?或者是因为鸦片战争中清军与英军在宁波曾经交战,地方官府希望避免烽火再起,而葡、西两国也无力与广勇背后的英法列强争斗?无论如何,这次事件悄无声息地解决,固然是与当事的洋人一方无意追究有关,但也是由于此事的起因本属于不同的洋人利益集团介入中国内部事务,与其说是中外纠纷,不如说是外人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否则,主要角色之一的广勇不会这样轻易地脱离了干系。

   在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到新的变化:洋人卷入此事当然是因为有了开埠这个背景,但又不仅是这个背景,因为故事的主角之一葡萄牙人早在明代就在宁波活动,他们,以及英国人和宁波地方的关系并非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所以在这个事件中,第一,不仅是洋人把中国或宁波牵连到了“他们的”历史、“现代化”的历史,或者所谓资本主义的扩张史中,同时也表现为洋人被卷入了宁波本地的海上贸易的历史脉络中,被牵连进一个已经形成多年的复杂的地方权力关系网络中;第二,虽然这些“外夷”已经换成了西洋人,但对于宁波人来说,在上千年的对外贸易史中,无论是西洋还是东洋,他们对于异域的洋人及其生活方式已经并不陌生,也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处理方式,当地的一些士绅早已成为熟悉夷务的买办,曾凭借自己的力量劝退前来报复的葡萄牙军队。这样,“变”便被消解在了“不变”之中,或者说,今变乃是昔变之延续。相反,几年后各自有地方大族著姓为后盾的本地渔民与钱庄之间的武装冲突,倒被称为“萧墙之祸”而更受重视。因此对于宁波来讲,同样是“条约港口”、开埠城市,但由于其悠久的“开埠”传统,它又与另一些“条约港口”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这里,这个“千古未有之大变局”虽产生了相当震撼,但它却成为——至少是在这个阶段——这个具有悠久的对外贸易传统和讲求经世的文人传统之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三、从南下牧马到北上移垦:19世纪前后的土默特

  

   让我们把视线拉到远离东南沿海那个“是非之地”的内蒙古草原。这里同样不是一个“不变”的世界,更不是一个由于没有发生前者那样一些政治事件而“无历史”的世界。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这里的“变”不仅不同于前者的“变”,而且对当地人来说,也是一种“巨变”,也是“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在深层之间,也许还可找到它们某种若隐若现的联系⑨。

   土默特地区在长城以北,阴山以南,西临黄河,东接察哈尔,地近归化(今呼和浩特)西郊,土壤、气候条件均属上乘。清初,蒙古之地皆为封禁之地,1902年正式开禁放垦。但在实际上,到这时土默特地区已有大量从内地来的汉人移民,光绪末年的移垦高潮只是18-19世纪移垦潮流的延续。因此这里的巨变是移民拓垦所带来的,是生态、生计方式、社会组织、人际关系、权力网络、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内容并不是工业化和“国际规则”给东南沿海带来的那些,但涉及的方面却同样广泛,对这个区域社会而言,它们给原有的社会带来的震撼并不比后者小。

   导致1902年正式开禁的虽是19世纪社会的一系列变动,但这里的移民屯垦却已经历了数百年的过程,因此这里的“近代史”显然不是沿海的那部“近代史”,要想不折不扣地将这里的这段历史纳入以后者为标准构建起来的国家史版本,只好削足适履。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里发生的一切完全孤立于19世纪的世界变化,只是我们还没有准确地把握它们之间的脉搏。

在土默特或丰州滩,元代便已有零星农业拓垦,但直到明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里基本上都是牧地。明嘉靖以后,长城以内的叛卒、民间宗教会众、逃难者,以及被掳掠、被招募的汉人纷纷进入此地,建立了定居的聚落,称为“板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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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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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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