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喜:论治国理由的重要性及其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 次 更新时间:2019-07-19 07: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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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喜  
这也表明,在所有以国家理性为名义的治国理由中,问题始终是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2)这一党的目标。

   一般而言,治国不是仅仅为了满足人民的自然需要,而是为了引导人民努力美好生活。让老百姓丰衣足食只是治国理由的最低目的,治国理由的最高层次处在让人民如何美好生活的视角上。无论如何人们不可忽视这种可能性。这尤其由于以前曾利用过神圣权利(君权神授)或民族神话或国际神话随着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困难而面临缺乏法律和道德基础的困境,在这样的困境影响之下,治国理由很需要创新。

  

   五、治国理由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好像一提治国理由就说这是西方的舶来品,社会主义必然性观念对此具有重要影响。这样的观念表面上似乎不允许开展带有主观性的治国理由的研究,以便更清楚地界定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实现模型,其实这种看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但是这种看法并非空穴来风。我们本来就习惯地认为马克思讲国家的政治权力,讲阶级斗争,讲敌友的划分,讲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而不是讲诸如社会治安管理之类的公共事务。

   首先,马克思的确关注并深入研究了现代历史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这两次重大的阶级对抗,于是人们就认为,从国家权力和知识两个方面马克思讲的都是与一种统治的概念相关。治理不是统治,这等于说我们都不能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了解和解决民富国强的根本问题,其中福柯就是这样讲的。像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那本书里谈论的情况那样,在他的这本书中谈到了大家不会在马克思那里寻找治国理由的看法和结论。因为福柯认为,马克思的问题并不是维护国家本身(23)。如果大家去翻阅他的这本书,就会注意到福柯把治理关系作为衡量和刻画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作为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发展理论之间的区别。对于福柯来说,关于现代治国理由的思考要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在西方治理史上,从18世纪开始就把国家的富裕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也是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讲的事情,它把人口和生活必需品的增长作为自己的目标。其次,马克思讲过的一句话人们记得很牢,那就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消亡了。对这个观点大家觉得很不好理解,国家怎么会消亡呢?要么人类消亡,国家当然消亡;要么马克思是从高处着眼,所以不大切合实际。但是,我们认为,这些看法是肤浅的,有些人读书只喜欢看那种读完第一章甚至第一句后就没有必要再动脑子的书。那么,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究竟是如何表达国家的消亡呢?这不仅涉及一个翻译的问题,而且涉及义理的问题。马克思在看到1871年春天巴黎公社6个星期的自由,并犹犹豫豫地写下了国家的消亡这样一个想法。在我们看来,其中最重要的意思有两个:一是国家的消亡等于国家的部分功能被归入治理领域,国家承担公共管理责任,所有的管理都假设“自由人的联合”的自由存在。二是国家的消亡等于政治功能应当在人民控制下存在,这或许意味着国家的消亡就是让那种官僚制度的消亡,就是让公共事务协商成为习惯。

   可见,马克思具有充分辩解的预言能力,他是一个辩证论者,他在对抗性社会与非对抗性社会之间描绘出一条充满张力的界限。我们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本人曾经对东方社会感兴趣,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有所期待。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是一个矛盾的社会形态,与马克思所论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是公共管理和公共事务能够先于阶级国家的一个社会形态。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所有一切都是公共的:土地归公社所有,每个人只有作为公社的社员才能成为所有者;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政府能够很稳定地被社会所接受,因为“政府的权力只不过是封建法律的征税权”(24)。根据马克思的描述,在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期,国家很重要的职能就是建设和调整灌溉系统,由此产生强大的中央集权。马克思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25)。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发现意味着东方世界的治理模式与欧洲世界的区别。列宁曾经说:“东方制度的‘关键’是土地私有制的缺乏”,“所有的土地是国家首领所有”(26)。

   亚细亚生产方式常常被否定、贬低,被当作东方专制制度的代称。谭嗣同后来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27)。实际并非如此,亚细亚生产方式扩散出去,与我们的现实相关,是我们现实的一部分,这个亚细亚生产方式使一种新的不同于欧洲的治理技术成为可能。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中央权力能够控制生产方式和生产本身,这种治理模式即为像熊彼特这样的西方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真义的理解。显而易见,从历史上看,这可能要付出很沉重的政治成本,但是也是可以改正的。在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由的语汇中,大量增加的乃是诸如食品安全与医疗保障之类的部署,开始弃绝由来已久无法自主的他律,相对地,我们也就提高了人们之间的全面的相互依赖的程度。或许我们应该说,民生在此成了现代国家的主要治理目标,而这个目标也当然是能有效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地平线。

   收稿日期:2017-12-05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③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541页。

   ④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⑤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14)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656页。

   (15)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5页。

   (16)张汝伦:《含章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页。

   (17)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5页。

   (18)卢梭:《政治制度论》,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

   (19)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0-85页。

   (20)莱姆克等:《马克思与福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49页。

   (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23)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214页。

   (24)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8页。

   (26)沈真:《费希特与马克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2-153页。

   (27)谭嗣同:《仁学·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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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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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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