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腾飞:美国战略稳定观:基于冷战进程的诠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1 次 更新时间:2019-07-19 07: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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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腾飞  
面临美国的战略竞争压力,陷入“帝国困境”的苏联处于战略守势地位。(65)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里根政府的政策代表着试图推翻均势的努力,试图极大地削弱苏联甚至是要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安德罗波夫在1983年指出,“如果我们开始做出让步,失败将是不可避免”。(66)但里根政府将这种非稳定性战略攻势推进到了极限边缘,(67)面临战略压力的苏联内外失守,里根政府则适时提出要基于现实主义和实力与苏联重新进行武器控制的谈判。苏联在3年之内3位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之后,年轻的戈尔巴乔夫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任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改革图新,同时与美国开启武器谈判,以缓解苏联面临的巨大压力。1985年11月21日,美苏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在日内瓦举行会谈之后发表共同声明,“双方同意,无法赢得核战争,也绝不打核战争”,(68)冷战时期建立在彼此恐惧突袭、相互确保摧毁基础之上的美苏战略稳定关系也就此宣告终结。

   1986年,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长和平:战后国际体系的稳定因素》(The Long Peace: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一文中提出“长和平”之说,加迪斯以一种宏观的视野解析冷战得以实现长期战略稳定的原因。(69)但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不久,“长和平”所指的战略稳定即被打破,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加迪斯在冷战结束后指出,是权力的多元化而非权力均势更影响冷战的进程。加迪斯推翻了此前他自己界定的战略稳定说,他认为美苏之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的并非是真正的战略稳定关系,而只是暂时的战略稳定关系。(70)以加迪斯在冷战结束后对美苏战略稳定关系的理解,冷战时期美苏开始通过大力的军备竞赛,而后通过核军备控制谈判得以实现的战略稳定关系是脆弱的、不真实的,难以经受时间的检验。加迪斯的分析结论是,依靠单一军事力量的战略稳定是不可靠的,战略稳定必须建立在多维度的力量基础之上。单纯依靠军事力量的战略稳定结构势必是脆弱的,最终必然会走向崩塌。

  

   五、美国冷战战略稳定观评价

  

   从NSC162/2号文件对战略稳定的预期设想、第一次打击稳定、危机稳定,以及军备竞赛稳定的成型,到里根政府对战略稳定关系的颠覆,美国的战略稳定观伴随着冷战期间美苏对抗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但是,美国的强硬派信奉的技术优越和力量优势却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条主线。从美苏的核对抗开始之初,面对如何消除如托马斯·谢林所言的“彼此恐惧核突袭”的困境,就是一个极其需要正视的根本问题。1953年,美国的NSC162/2号文件给出了一个颇具战略意义的设想,即通过核报复力的建设实现核充足,最终实现美苏双方都不会发动核战争的核僵局局面,其中暗含着对摆脱核困境、实现战略稳定的双方某种形式的战略意志的确认,这在实质上是通过寻求美苏双方的政治共识,走出安全困境。然而,在冷战期间的很长时间内,美国却并不愿意进行双边稳定关系的讨论,而是将这种讨论转化成另外一个问题,即在面对核突袭恐惧,如何确保美国核报复力量的安全。这就把美苏双边关系的政治问题转化为美国的核力量建设和技术发展的单边性问题,是典型的工具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

   工具理性主义的一般政策路径是通过对国家安全进行量化的分析,强调进行风险评估、成本与收益核算,遵循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思维模式,从“最坏假设”出发制订安全战略,追求自身实力的最大化优势,是真正的理性选择。(71)以沃尔斯泰特为代表的强硬派战略家通过运用工具理性主义的方法,运用第一次打击力量和第二次打击力量的区别性力量的概念,构筑了美国战略力量建设的基本框架。在美国政府的决策群体与战略研究界的主流观点中,战略稳定问题从双边战略关系的稳定问题变为美国如何单方面取得第一次打击稳定的问题,即如何确保美国核报复力量的安全有效,迫使苏联不发动核突袭。以“北极星”潜艇为代表的机动性和隐蔽性能优越的战略技术的突破和战略力量的优势是美国实现战略安全保证的关键,美国追求的战略稳定在实际上变为以力量和技术优越为内涵的战略优势。

   在美苏双边关系方面,即便实现所谓的第一次打击稳定,但这种对技术和力量路径的单边信奉必然会加剧对手的被威胁感,导致形成恶性循环的军事竞争。这在某种程度上使美苏的战略关系退回到最初的彼此恐惧状态,特别是在双方急剧对抗的危机时刻。这最终迫使美国不得不从美苏双边关系的战略博弈角度,思考如何实现危机稳定和军备竞赛稳定。在美苏两国逐渐进行的双边关系的讨论中,美国的主流观点体现出了一如既往的偏重技术和力量的战略路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国际局势的缓和和综合国力的竞争,以及苏联在战略竞争中日益加剧的综合国力的失衡,为美国主张技术和力量的战略路径在美苏双边关系上发挥作用提供了机遇,美国得以颠覆冷战期间单一的军事层面的美苏战略稳定关系,建立起全面的战略优势。

   冷战期间,美国谋求美苏战略稳定的进程,体现了美国始终保持对强大军事力量和新兴技术的信奉和追求,带有典型的工具理性主义的色彩。艾森豪威尔在发表离任演讲时曾告诫道,要警惕来自军工复合体的威胁,要警惕美国的公共政策被科学技术精英所绑架。(72)艾森豪威尔不幸言中了事实,但他已经无法改变,因为他的政策本身也推动了这一事实的固化。在20世纪50年代,正是美苏两国的战略力量出现突破性发展的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除了大力发展洲际弹道导弹外,还积极推进反导导弹系统的研究。1958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发起的防卫者项目便是为建立在军事上有效和经济上适宜的导弹防御系统构建研究基础,该项目随后开始进入激光技术、“直接命中摧毁”(hit-to-kill)拦截器系统的研究,是之后的卫兵反导系统和里根战略防御计划的基础。(73)

   除了艾森豪威尔,还有很多著名的现实主义者,例如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基辛格等人,都认识到过分依靠技术和力量的战略路径难以应对现实世界的复杂局面,也难以真正有利于美国国家战略的长远目标。但是,乔治·凯南的政策计划室主任的职位被保罗·尼采接任,已然表明工具理性主义取代了经典现实主义。(74)基辛格是将政治稳定和国际体系稳定看作高于单纯的军事战略稳定的战略家。基辛格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中,当面临国内强硬派制造的谈判困境时指出,“看在上帝的份上,到底什么是战略优势?这些数字层面上的问题有什么政治、军事或实际的意义吗?你能用它来干什么?”(75)然而,基辛格却无法改变这些事实,他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国际政策中扮演的角色也只是一个过渡者。这个过渡者的作用是帮助美国在处于相对弱势时化解相对困境,一旦出现国家力量的转机,走向强硬政策即成为美国必然的战略选择。戴尔·沃尔顿(C.Dale Walton)和科林·格雷(Colin S.Gray)分析了这种工具理性主义战略稳定观的根本缺陷:即使大国或大国联盟之间在军事力量上相互匹敌,国际体系仍然可能是深度不稳定的状态,过分关注武器常常会导致对更关键因素的忽视。在冷战后期是否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由导弹或潜艇的发射重量来决定的,而更多是由于领导人的个性、价值观,政府是否决策谨慎、合理的战略判断,以及机遇来决定的,军事力量只是构成国家整体实力的许多因素中的一个。对于战略稳定关系而言,究竟哪个因素更关键,还要根据政治局势而定。(76)

   美国追求技术和力量优势的战略稳定观与两极对抗的基本战略结构的相互强化,决定了政治稳定和战略稳定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在冷战的自始至终,无法摆脱安全困境的美苏双方总是无法真正地相信对方,也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夸大对方的军事力量与战略意图,常常彼此指责对方破坏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共识。美苏之间的战略误解根深蒂固,以致总是出现基于最坏结果的战略意图的猜疑和不断升级的敌意。一种有意的限制性行动,本意是要达到缓和关系的结果,然而却不被对手理解为战略克制,反而可能被解读为一种全力挑战的前奏。(77)由于缺乏有效的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机制,美苏双方也确实常高估对方的武器性能。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认为,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更高精确性,与其他因素一起,使美国核武库的有效力量增加了3倍。美国也严重高估苏联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洲际弹道导弹的精确性。到1991年,苏联还没有达到美国情报机构估计的苏联在10年前就已经达到的打击军事力量的能力。(78)而且,美国政府官员还经常在公开场合夸大来自苏联的威胁,以获得对发展美国战略军事力量的政治支持。在战略竞争的进程中,随着美苏双方核武库的日益增长,以及战略技术的不断升级,对抗在敌意和猜疑中不断加强,真正的战略稳定无从谈起。托马斯·谢林以及后来的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指出,军备控制的根本假设是敌对国家几乎总有共同的军事利益。(79)对于这一点,美国国内也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强硬派与温和派的观点之间始终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强硬派在大多数时间处于主导地位也使美国在战略层面一味地追求军事力量和技术上的优势,在政治层面对双边关系共同利益的探讨受到局限。

   美国的战略稳定的政策要求美国对自身和对对手的战略实力不断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估,这个动态过程决定了美国战略稳定政策的动态性。在这种政策的动态性变化中,因为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强硬派的政策路线很容易得以确立,对实力地位和战略优势的追逐反而构成了政策动态性中不变的政策诉求。即便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因越南战争导致相对困难的时期也不例外。在与盟友关系方面,战略稳定政策的动态性变化的一个重要使命是维系美国对西方阵营的领导力,这种领导力要求美国保持强大的核武库与战略投掷力,以确保美国威慑延伸的可信度。就这一点而言,战略层面的完全稳定与美国的领导权维系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因为这会导致盟友和西方阵营对美国的核保护伞地位倚重的减弱。加上美国在进攻性战略力量与战略投掷力上拥有相对优势,这也使得美国政府在战略稳定关系上的决策并不追求取消核对抗与核威慑,而是希望通过占有优势的核对抗与核威慑最大限度地达到美国需要的战略效果。在最基本目的即消除核冲突的恐惧在技术和力量上实现以后,美苏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性即被超越,它随后成为美国维系主导地位的某种政策的调控手段。因此,美国通常倾向于在技术和力量层面与苏联讨论战略稳定问题,拒绝从政治层面与苏联达成真正的战略稳定共识。

   在更普泛的层面而言,真正的战略稳定只是一种理想形态的大国战略关系或国际战略态势,它在根本上受制于大国关系的动态性,受制于大国力量和政策的变化。离开特定的大国政策、战略技术和经济发展环境等关键因素,对战略稳定关系的探讨就会迷失在大国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复杂变化中,从而失去解释国际战略问题的意义。在冷战时期,美国作为拥有战略优势一方所秉持的战略稳定理念及其进行的对外政策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冷战的战略稳定进程。由此,对冷战中战略稳定的理解可以包括两重内涵:在客观上,可以理解为是两个核超级大国在激烈的竞争对抗中基于避免核战争的巨大危险,而进行的一种战略关系稳定化进程及其关系稳定化态势;在主观上,就美国而言,可以理解为是美国通过确保以核报复威慑力量为关键内涵的战略力量和技术优势,以及通过主导与苏联进行力量较量和战略博弈的进程,从而实现对国际战略态势主导性的把控和塑造。

在论及冷战时,如果不考虑在美苏战略关系稳定化进程中美国的主导地位、美国在冷战战略稳定进程中的基本理念,以及美国在这一进程中获得的巨大战略安全利益,而仅仅将冷战界定为是美国与其主要战略对手苏联之间的一场极具战略凶险的全面对抗进程,则有失全面,因为这只是说明了冷战本身作为一种伴随强烈的安全风险的国际政治进程的不受欢迎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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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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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当代美国评论》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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