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林生:试析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与日本核政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 次 更新时间:2019-07-19 06: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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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林生  
学界以往研究一国核政策时,通常强调安全环境、外交压力、制度规范和国内政治等四个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具体到日本,应该说日本核政策是外压下做出的内在选择,外在压力主要来自盟国美国,内在决定性因素则是国内的保守派执政者。

   (一)国际上美国的影响

   回顾日本核政策的发展历程会发现,日本政府选择放弃核武装、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主要压力无疑来自盟国美国。鉴于日本有政治家主张核武装的动向,1961年11月,在第一次日美贸易经济共同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就以强硬口吻回应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美国反对核武器的扩散”。(34)1965年1月,美国总统约翰逊也对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表示“不希望再增加拥核国”,不同意日本独自拥核。(35)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放签署后,日本态度暧昧。1969年7月,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与佐藤首相会谈时提出日本加入该条约问题,并转达了尼克松的立场:“总统认为,不论对哪个国家,都要避免给人留下是迫于压力而签约的印象。”美方的弦外之音是希望日本主动加入。(36)曾任日本外务省原子能课首任课长的金子熊夫感慨道,社会上根本不知道,在1969-1970年日本研究是否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期间,美国不时提出要停止供应浓缩铀,对日施加了无形压力。(37)

   核保护伞也是美国在反对日本拥核、让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条件下拟定的政策选项。根据美国解密档案,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的1964年12月29日,佐藤首相与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会谈时透露出拥核的想法,赖肖尔立即向国务卿腊斯克拍发加急电报,明确表明:“为了不向危险方向(例如日本独自‘拥核’的想法)发展……美国有必要对佐藤进行指导和教育”。(38)于是,1965年1月腊斯克在为日美首脑会谈准备的文件中建议:“不应研究日本独自拥核”,“要坚持日本可信赖的美国核威慑力”。(39)1965年6月,以汤普森为首的“核武器能力委员会”日本小委员会制定了一份关于对日核不扩散政策的报告。该报告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日本对其基本安全措施的美国核威慑力的信赖,永久性地持续并强化日本不制造核武器的决心”。(40)在约翰逊、尼克松、克林顿等历届政府担任安全部门高官的莫顿·霍尔珀林曾表示:“若无美国压力,日本或许就拥有核武器了。”(41)

   (二)国内舆论与在野党的压力

   日本无核政策的出台,并非是政府决策者的真实意愿,而是在国内舆论与在野党的压力下产生的。佐藤本人也不相信无核三原则,1969年1月佐藤与美国驻日大使约翰逊会谈时亲口表明:“无核三原则是毫无意义的东西”。(42)据曾起草无核三原则施政演说的楠田实和若泉敬证实,佐藤首相之所以确认无核三原则,目的是为打破国民对核问题高度敏感的禁忌。(43)由于二战末期广岛、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影响,日本国民的反核心理根深蒂固。

   为了防止最大在野党社会党成为国民反核的代言人、威胁自民党政权根基,面对核试验与运入核武器等问题的政党论争,自民党政府不得不做出适当解释。于是,在吉田茂、鸠山一郎政府同意美国进行核试验之后,岸信介不得不要求停止核试验,因为该问题若处理不当,有可能危及自身政权。1957年9月,藤山爱一郎在日美外相会谈中直言:“日本国民对核试验非常敏感,就政府所处立场,不能不表示抗议。这个问题的处理,对保守政权极其重要。”美国重启核试验后,刚接任首相的池田勇人也对美方表明:“对于核试验,难以公开赞同,但作为自己本意,相信肯尼迪总统必须做应做的事。”(44)

   民意也制约着日本政府的核政策。从日本舆论调查来看,据1968年到1985年《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媒体的调查,对于无核三原则,赞成者达七八成,反对者约一成。(45)另据2017年9月产经新闻社与富士新闻网(FNN)的联合调查,53.7%的受访者认为应坚持无核三原则,43.2%的受访者认为应讨论修改。(46)对于日本拥核,据1967-1981年共同社、《朝日新闻》与《产经新闻》等媒体的九次调查,赞成者基本上只占一成,反对者达六到八成。(47)据2017年12月日本言论NPO公布的民调结果,在朝鲜拥核的情况下,受访者中赞成日本进行核武装的只有12.3%,而反对的达68.7%。(48)毋庸置疑,日本普遍存在的反核民意,是日本执政者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三)日本执政者的现实追求

   从核政策的连续性来看,拥核是战后日本历代保守派政治家及官僚根深蒂固的现实追求。其受安全环境和外交压力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政权的意图,即执政者的思想认识。至于“潜在”还是“公开”,只是基于内外环境采取的形式而已,事实上日本决策者们基本不在公开场合表露拥核的真实想法。

   岸信介曾在演讲中指出:“虽说是和平利用核能,有朝一日也不是不能用于军事。”(49)他在回忆录中也表明:“我此前就说过‘在现行宪法下,理论上实行核武装也是可能的’。”(50)“核武器合宪论”反映了保守派政治家们共同的意志,为日本将来即使在不修宪的情况下也可进行核武装预留了空间。

   潜在拥核政策是日本决策者的真实意图。佐藤荣作公开提出无核三原则,打出四大核政策,然而他在1965年1月访美的秘密会谈中对国务卿腊斯克表明:“我个人认为,中国若拥有核武器,日本也应拥有核武器。但这不符合日本国民感情,只能在内部小圈子里谈论。”(51)1968年9月,佐藤还对秘书楠田实表露了“应进行核武装”的真实想法的层面。(52)这种主张并非仅停留于佐藤个人想法的层面,而是通过防卫厅、内阁调查室、外务省等政府机构对利用核电设施进行核武装可行性的多方研究调查,最终成为日本政府的“内部政策”。

   战后当政者中不少人认为日本在二战中是败于科技落后。作为核决策的核心人物之一,中曾根康弘自称目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而深受刺激,得悉理化研究所的回旋加速器被占领军丢进东京湾亦倍感屈辱。事实证明,正是中曾根主导通过了日本首项核能预算,组建了参众两院原子能共同委员会,推进了防卫厅对核武装的研究,还通过与美国谈判获得了拥有钚的资格。

   潜在拥核政策也是日本官僚集团的共识。1968年外务省国际资料部部长铃木孝在外交政策会议上强调:“在高速增殖堆等方面,一边保持立即可以进行核武装的状态,一边推进和平利用,这是没有异议的。”(53)20世纪90年代,外务省某干部也强调:“从日本外交力量来看,不应放弃核武装选项的可能性。进而必须要增加钚储备,也要开发可转用于导弹的火箭技术。”(54)这显然不是该官僚的个人意见,而是日本决策层的共识。在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外务省国际资料部科学课原课长矢田部厚彦在采访中承认,“外务省官僚们认为,通过开发核燃料循环提取钚的技术,日本要创建一个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核武装的体制……这是同僚们的共识。”(55)

   进入21世纪,潜在拥核路线依旧是日本部分政客与官僚的政策理念。据经济产业省有关人士介绍,2001年到2002年间的某天,经济产业大臣平沼赳夫对资源能源厅原子能政策课干部安井正也明确指示:彻底推进以后处理为核心的核燃料循环体系,“不光是钱的问题”,而是超越了经济利益的另一层次的国家利益问题!(56)另一层次的国家利益,就是指“潜在核能力”。2002年5月,时任内阁官房副长官的安倍晋三在早稻田大学演讲时公开声称:“日本不仅拥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而且有立即进行生产和装备自卫队的能力,日本随时都可以制造核武器。”(57)2011年9月,原防卫大臣石破茂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维持核电站,就可以变成‘潜在核威慑’,若想制造核武器,一定时间就可造出来”,因此,“不应停用核电站”。(58)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以来,不顾国民强烈的反核之声,以能源政策为名,重启核电站,继续推进核燃料循环体系。2013年7月,生活党党首小泽一郎指出:“现实上电量是够用的,但重启核电站,就是为了核武装”,自民党主张重启核电站的背后也是“核武装论”。(59)这可谓一语道破玄机。2014年1月,平沼赳夫在采访中直截了当地指出,“若外国对日本无理的话,日本也许就要拥核了”,就要拿核燃料循环体系蓄积的核能力说事,这不仅针对朝鲜和中国,也针对常年打“日本安全牌”在经济谈判中向日施压的美国。(60)2017年3月,当安倍首相在参议院大会上表示“我国恐怕不能拥有核武器”之际,负责策划安全政策的政府相关人士却指出:“保持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核武装的能力是必要的”。(61)这应该才是日本政治精英的真实想法。

  

   四、结语

  

   随着核不扩散体制的形成与发展,日本对核不扩散体制的认识与参与,也经历了从消极抵制到初步参与、再到寻求发挥“主导作用”的自发倡议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以政府为主导,从发展民用核电入手,在和平利用核能的名义下,日本核政策从一开始就明确带有追求生产核武器的军事意图,并且被定位在修宪、重整军备的延长线上,是保守政治势力在重整军备形势下力推的国策之一。与此同时,日本也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挡箭牌,在日美安保体制下制定核密约,承认美国向日本运进核武器,追求美国的核保护伞,旨在通过核武器的“自主生产”和“外在保护”两条路径确保日本安全。

   日本核政策的特殊性在于,表面上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倡导和平利用三原则与无核三原则,实际上更倚重美国核保护伞;进而,表面上主张依靠美国核保护伞,实际上根本不相信美国的口头承诺,而是一直在追求拥有和提升自己的核武器制造能力。在国内外环境的制约下,这种核武器潜在制造能力,隐藏在和平利用核能和无核三原则的表象下。因此,当代日本走了一条以“民用”名义掩护“军用”发展的复合式发展道路,其核政策是一个“核电”与“核武”互为表里的综合性政策体系。

   一个国家是否实行核武装,通常取决于政治意愿、经济技术能力和国内外环境三个因素。当前,日本虽已具备一定程度的政治意愿与经济技术能力,但在美国安全政策以及日本国内舆论等的制约下,表面上还会继续依赖美国核保护伞,坚持无核三原则,其进行核武装的可能性较小,但长期来看,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注释:

   ①浅井基文『非核の日本·無核の世界』、労働旬報社、1996年。川崎哲『核拡散』、岩波書店、2003年。Felicity Rai,Japan’s Non-Nuclear Policy,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2010.赵恒:《日本核政策的回顾与展望》,《日本研究》2003年第2期;黄大慧:《论日本的无核化政策》,《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崔丕:《美日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认识与对策(1959-1969)》,《世界历史》2013年第2期等。

   ②若泉敬『他策ナカリシヲ信ゼムト欲ス—核密約の真実—』、文藝春秋、2009年。太田昌克『日米「核密約」の全貌』、筑摩書房、2011年。Hans M.Kristensen,“Japan Under the US Nuclear Umbrella”,Nautilus Working Paper,July 1999.

   ③核開発に反対する会編『増補新版 隠して核武装する日本』、影書房、2013年。有馬哲夫『原発と原爆』、文藝春秋、2012年。徐万胜、付征南:《日本核政策动向》,《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4期;江天娇:《日本的核战略选择:理论与现实》,《当代亚太》2016年第2期等。

④姜振飞:《美国约翰逊政府与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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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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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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