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梧:中国哲学研究的“话语”与“方法”

——关于“经典诠释” “生活世界”及“本体探源”的深层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 次 更新时间:2019-07-18 12: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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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古典话语”“现代话语”“现代学术话语”诸问题


   关于中国哲学研究之话语,其所涉及的有“古典话语”“现代话语”,此两者又分别涉及于“生活话语”“学术话语”,如此一来,就有“古典生活话语”“古典学术话语”“现代生活话语”“现代学术话语”四个向度。

   “古典生活话语” 与“古典学术话语” 其话语关系较为 亲近,再说,本来生活话语与学术话语原是通和为一的,它 们的关系是连续的, 而不是断裂的。如孔老夫子之点出“仁”“礼”“义”,这是学术话语,它既是古代,但仍活在现代之中。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下》)。这便将学术话语与生活话语的连续性清楚地表露出来。但其话语仍古而雅,对于现代的人们来说,仍不见其活泼泼的生命力。

   中国哲学之研究自然不免要依倚于原先的重要典籍,而传统典籍之语,实不外于“古典生活话语”与“古典学术话语”所交织而成者。有一研究类型即以此两者之话语重说一遍,但它的成就在于恰当地确置其情境与角色,作了相当清楚而明白的概括。这概括与确置仍有其整理之功。但它很难启动我们当代人所基于生活世界而生的崭新思考。

   想让这些古典话语启动我们当前生活世界的崭新思考,自然要将它们驱策到 现代的生活世界之中,一方面就让现代生活世界里仍然活存着这些活生生的话 语,如成语中的“罄竹难书”“出尔反尔”“群龙无首”“骑虎难下”,这些话语就在我们当前的生活之中,而它们一样也生活在古代的过去,只是意思有了些变迁。如此一来,我们说孔子的六艺之教是“礼、乐、射、御、书、数”,就将此置于生活世界之中,琅琅上口,亦无不可,它也有着一定的效能。但着实地说,仍与现实生活世界稍稍有隔;但若将此转作一诠释说“礼是分寸节度,乐是和合同一,射是指向对象的确定,御是主体的掌握,书是典籍的教养,数是逻辑的思 辩”[i],它或者不能尽其义地充分表达其义蕴之总体,但却因与现实生活世界通在 一起,而起了新的作用。

   若再举一例,则更明白。如“三达德”是“智、仁、勇”,此“智仁勇”人人能说,但还是有隔;若转作一诠释说“智”是清明的脑袋,“仁”是柔软的心肠,“勇”是坚定的意志[ii]。这显然与现今的生活世界近了些,听起来自然亲切些,我们的心灵里就有一具体而真切的存在觉知。当然,这是某个向度的诠释,并不足以尽其义蕴之全。不过,单就这样向度的诠释,它就启动了一新的交谈与融通之可能。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来说,这样的交谈、融通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唯有这样的交谈与融通达到相当程度,我们才可能启动新的哲学概念之缔造。

   用现代话语,不论是用现代生活话语还是学术话语,尝试着去将原先的“古 典话语”的意思说出来,这便是一理解、诠释与表述、重构的过程。这过程也就 有这创造的作用,这是无庸置疑的。我们之说“孝”是对于生命根源的追溯与崇 敬,说“悌”是顺着同样的生命根源而生长,彼此横面的感通相与。说“心即 理”强调的是说那“内在的道德主体性即是道德实践所依循的法则”,说“性即 理”强调的是说那“道德的本性即具有道德实践的法则”[iii]。这都不免已经在理解、诠释、融通、表述、重构的过程。这过程是十分重要的,尽管它充满着多义性、歧义性,甚至引来更多的麻烦与争论,但如何去包容差异,让生活世界中活生生的感知与这些话语连在一起,这可是哲学界的工作者不能避免的。西洋哲学之研究如此,中国哲学之研究亦当如此。

   如说道家思想的“道法自然”,则必须回到原先的脉络讲“域中有四大,而人(王)居其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 章》),这说的是:人学习地的博厚,具体的生长,进而学习“天”的高明,朝向普遍的理想,进而学习“道”的整全,回向总体根源,最后则要学习“自然”,在那自发的和谐下调节氤氲。这是一从“具体的生长”而“普遍的理想”,进而“总体的根源”,最后则达到“自发的和谐”的境域[iv]。我以为这样的诠释是必要的,唯有经由这样的诠释,才能让中国古典哲学的话语与现代生活世界连绵在一起,交谈、对话、融通,转化与创造。若只作文献的概括与整理,那是不足的。学术史的研究不同于哲学史的研究,哲学史的研究也不同于哲学的研究,这是要有适度区别的。我以为当前的哲学的研究若涉及于道家者,就不能用“道法自然”说说过去,而需要的是深层的诠释与明白的表述。

  

二、关于“话语诠释权”及“文化主体性”的相关问题


   由于东西交通频繁,从19 世纪中末叶以来,至于今,话语的互动与沟通, 有增无减,在全球化下,如何仍保有自家文化的主体性,仍握有自家诠释的话语 权,此事极为重要。实者,他有若国际经济上的货币,如何有自家的货币,而且 是强旺有力,并与其他货币区能有适度的交通,这涉及经济的主体性。国际、国 际,须有“国”才有“国际”,若无国,何来国际。哲学学术之交往与发展,其 于哲学之国际化亦同理可知。

   近些年前,中国哲学竟出现一热络之讨论,讨论“中国哲学之正当性与合法性”之论题,这问题当然可以讨论,但这问题若执泥在“中国哲学是否有其正当性与合法性”,那就有所陷溺,但若是讨论“中国哲学之作为哲学其正当性与合法性何在”,那是可以的。这就好像问说“中国人是人吗?他作为人是否有其合法性与正当性”,这问法是不当的;但若问说“中国人是人,他作为人其正当性与合法性何在”,这问法便可以问出许多道理来。有一有趣之事实,即是澳大利亚之袋鼠,白人初人澳大利亚,从未见过,遂问what's that ?,澳大利亚土著回答说是kangaroo,这明说的是I don't understand you.,但白人不知道,竟将这澳大利亚土著的回答当成了 “袋鼠”的称呼。就这样袋鼠就叫kangaroo,你说澳大利亚土著有无文化主体性,不问可知。再说, 1492年,哥伦布明是“侵人旧大陆”,却说是“发现新大陆”。你说原先的美洲原住民有无文化主体性,不问可知。明是自己被风飘到了一个不是印度的地方,还以为是印度,后来有别于东边的印度,就改称叫西印度群岛。这样的颠三倒四,居然都可以,这关键点在何处,就在一方拥有话语的霸权,而另方失去了文化的主体性,如此而已。这问题 不严重吗?当然,严重得很!您说,“中国哲学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要作一个论题来论,如何才恰当,那果真是一极为重要的议题。会不会也有人要来“发现中国哲学”呢?

   我亦常用“筷子”与“叉子”作比喻[v],筷子与叉子是中西不同的餐具,其用法不同,规格亦异。若只以“叉子”作为标准,那“筷子”将是很低劣的“叉子”。因叉子一支而多牙,硬而尖,叉之容易;筷子一支而无牙,虽硬而多不尖,叉之不易。若我们不知道原来筷子不是用叉的,筷子是用挟的;或者,我们明知筷子是用挟的,而故意忘记筷子是用挟的,而以叉子的标准来看筷子,我们将会说筷子是很低劣的叉子。其实,反过来想,从叉子的标准来说,筷子是很低劣的叉子,但从筷子的标准来说,叉子那根本不能作为筷子。再说,使用“筷子”是主体”通过一个中介者,连接客体,构成一个整体,达到某种平衡,才能举起这客体;而使用“叉子”则是主体通过一个中介者,强力侵入客体,控制客体。要说文化象征的意义,使用筷子是一“文化的王道主义”,而使用叉子则不然,它相对比较接近于“文化的霸道主义”。您说,这话语权重要不重要,不问可知。

   中国哲学当然有其正当性与合法性,而其正当性与合法性又如何。中国哲学之参与世界哲学将有助于世界之哲学发展,正如同西方哲学之参与世界哲学将有助于世界之哲学发展一般,正如同印度哲学之参与世界哲学将有助于世界之哲学发展一般,依此类推……问题该问的不是拿西方哲学的标准来量中国哲学,而是在两相对比、多元与差异下,重新审视中国哲学的特性何在。其相关联的哲学范畴,诸如: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与西方哲学有何异同,其学问的构成又有何独特处,审之、视之,考之、察之,渐辨以明,再要问:它参与世界哲学将如何以其差异而有助于世界哲学之发展[vi]。这时候,再回过头来问哲学之为哲学之正当性与合法性何在,将与前先所预设者已有不同。换言之,有了文化的主体性,才有自己的国,有了自己的国,才有国际。有了话语的发话权,才有真正的交谈, 才有真正的对话与沟通。中国哲学之作为哲学才不委屈,才能坦然明白,才能康康健健。

   要有话语权,要有主体性,首先我们必须视自己之话语为能承载思想之话语,我们之文化是一具有主体之文化,话语不能附庸于别人的话语思考,文化不能只是作为别人文化的陪衬。举例言之,我们用到“知识”一词,不能只想到的是knowledge,我们应想到的是“识”指的是“了别于物”,而“知”则强调的是“定止于心”(进一步可说“明”是“通达于道”[vii])我们的“知识” 一语不 直接等同于knowledge一词。用汉语思考,活生生的,在生活脉络中的,在文化 传统中的思考,这样的思考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生命力的。又如“道德”一词, 不能只想到moral,我们应想到的是《论语?述而》的“志于道,据于德”,《老 子?五十一章》的“道生之,德蓄之”,“道”是“总体的根源”,“德”是“内 在的本性”,这样的“道德”之含义显然对比起西方哲学所说的moral有很大的 不同。又像是“明白”一词,若只相应于derstand,就嫌狭隘了些,但若连着 “自知者明” “知常曰明” “虚室生白”[viii]来进一步诠释,则会有意想不到的诠释学效应。

   相应于这些年来争持的论题,说及于“汉话”与“胡说”(洋说)的关系。其实,不用担心“汉话胡说”,因为除了“汉话胡说”,以外,还有“汉话汉说,,还有“胡话汉说”还有“胡话胡说”,就在这多元差异的包容下,两两相待,交谈对话,就会有一崭新的主体际的互动,就可以出现新的话语,就可以出现新的思考,新的哲学[ix]。不过,要注意的是,不能只是汉话胡说,要有更多汉话汉说,胡话汉说,才能平衡得过来。“汉话汉说”,除了古典如其古典的说以外,更重要的是从“古典”到“现代”,用现代的汉语,如其生活世界的觉知,以其日常性的话语说之,以其现代的学术话语说之。如说“仁”是柔软的心肠,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道德真实感。若进一步说“胡话汉说”,或是“汉话胡说”者,说Metaphysics 如同我们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这“道”说的是“总体的根源”,这与Metaphysics之为“物理之后”已有差别,但仍有可相互融摄处。犹记多年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访学,与叶秀山先生谈起中西哲学话语之问题,彼作一比喻:以为此如“和面粉”一样,初时,双手黏和,手与面粉相黏难分,久之,自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面自是面、手自是手。再众声喧哗下,交融互动,久之,汉语还是汉语,胡语还是胡语,当然,此时之汉语已非原昔之汉语,此时之胡语亦非原昔之胡语矣!“格义”与“逆格义”之问题,可置于此来理解。[x]

  

三、关于“文化形态学”及其相关的对比哲学问题


哲学之作为整个文化传统之所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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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学术论文集(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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