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新发展主义与古典发展主义——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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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柏  

  据估计,在90年代末期,企业内部贸易,即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分公司之间的贸易,已经占了全球贸易的50%以上。正是因为有了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才可以只凭廉价劳动力就可以参与国际分工,这在20世纪50、60年代日本模式形成时是根本不可能的。

  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的出现是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推动力的变化连在一起的。在50、60年代,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受产品周期的影响。任何一种产品的演进过程都是有周期的,有创新能力的跨国公司在最初发展出新产品时根本不想对外投资,它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赚取高额的垄断利润。但是等到生产这种产品的技术到了标准化的时代,很多国家的企业就都可以生产这种产品了。技术一旦进入标准化时代就很成熟了,掌握起来很容易。这样一来,有廉价劳动力或者相对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的企业就可以开始生产这种产品,并对原来发明这个产品的公司形成巨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形下,该公司如果在国外进行投资,就地生产该产品以占据当地市场,就可以防止国际竞争者的出现(Vernon,1971)。在20世纪50、6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还有大量以攫取资源为主要目的的投资,这就是依附理论产生在拉美的根本原因。当跨国公司到拉丁美洲攫取那里拥有的丰富的自然资源时,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也被“被动锁定”,即被锁定在一个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低附加价值部分,赚不了任何钱。但是到了中国模式形成的时期,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目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追求生产效率、分工经济和价值链成为投资的主要目的(Porter,1998/1985)。对中国来说,通过引进外资,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生产分工,在没有建成有效的内生的创新机制之前,就可以推动出口和刺激经济增长。这就是中国模式产生的重要而深刻的历史背景。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也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这也是导致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很不相同的重要原因。在日本模式形成的时代,外资与外贸是互相替代的,有了外资就没有贸易。因为一旦外资进来,就地生产,就地贩卖,也就没有进行贸易的必要了。在中国模式形成的时代,二者的关系则是互相促进。因为当外资进来以后,它只是要利用你的廉价劳动力,让你生产一个部件,或者让你组装,剩下的零部件跨国公司必须从其他国家进口,这样一来,外资就促进了国际贸易。

  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范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日本模式形成的时代,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在搞进口替代,保护国内市场。所以,日本模式中的非市场机制一点也不稀奇。在中国模式形成的这过去20年间,发展中国家则是在争相鼓励出口,实行投资自由化。正如表11显示的那样,自从90年代初期以来,鼓励外资的政策性变化的数目远远超过限制外资的政策性变化的数目。换言之,吸引外资是过去十几年里的一个全球性大趋势。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在未来数年中,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对外投资的专家们,以及各国吸引外资的机构,都认为对外投资在国际上的份额要进一步增加。不仅如此,2005-2006年和2004年相比,世界上更多的政府表示要做更大的努力来吸引外资。这表明靠吸引外资来推动外贸和推动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全世界通用的一个政策范式,大多数国家在努力争取进一步取得外资。中国到目前为止取得的外资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多,而且在未来也要取得不少。但是,像前面的数据显示的那样,中国模式在国内市场外资的占有率,以及外资介绍进来后创造的财富的分配方面,有严重的弱点,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

  

  

  五、中国新发展主义的本国历史渊源

  

  与国际根源紧密相连,中国的新发展主义模式的兴起也有着深刻的国内根源。我曾经指出,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与全球化浪潮的起伏有极强的历史同时代性(高柏,2005)。在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文革结束为止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涨落,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形成了两大主要的传统。一个是在19世纪后半期,在第一次全球化大潮兴起时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对外开放的传统,另外一个则是在第一次全球化大潮于20世纪30年代逆转后,中国以选择社会主义来回应大萧条代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失败,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以毛泽东时代为代表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传统。在此,我想指出,我们在讨论这两个传统时不应该简单地以非黑即白的道德观去看问题。我想分析的是在操作的层面上这两大传统有何不同。

  

  在中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的一般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出洋务运动代表的是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开放的传统,尽管这种开放是在以列强代表的外力压迫下开始和实现的。而到了毛泽东时代,除了香港留下一个小小的贸易窗口与资本主义保留了十分有限的贸易之外,中国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面向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则是基本封闭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改革开放继承的是洋务运动代表的开放传统。有意思的是中国学术界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自从1978年以来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此之前,总的来说,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的。而从改革开放以来,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在总体上是肯定的(姜铎,2004/1997)。

  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也与洋务运动时代开始的趋势相似。外国资本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进入中国。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以后,外资进入中国正式合法化。以前也有许多外资,但是清朝在法律上从来不承认。《马关条约》正式承认了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法律地位。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一直在不断提高。据1936年的一个统计,外资在当时中国几个重要的产业里,如航运、煤矿和铁矿石等,所占的比例从66%到99%不等(Hou ,1965:128)。到了毛泽东时代,外资从中国销声匿迹。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开放是与当年洋务时代那个开放的传统相连的。当然,在这里我想指出,现在的外资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和当年无法相比,而且中国现在是一个强盛的主权国家,这一点和20世纪3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有质的不同。但是,单就中国对待外国资本的态度而言,改革开放时代与洋务运动时代更为接近,而不是与毛泽东时代更为接近。

  在对待技术的态度上,洋务运动时代讲的是买洋枪洋炮。当时所谓的现代化,尤其是军事现代化,基本上是靠买来实现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则是依靠独立自主的研发,两弹一星就是当时中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创新体系开发出来的典型产品。在改革开放时代,洋品牌一直在中国市场上占主导地位。我们又似乎在向洋务运动时代的传统回归。然而,从去年以来,尤其是自从关于汽车产业自主品牌的大辩论以来,中国现在关于自主品牌的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在2005年10月召开的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已经明确地通过了创立自主的国家创新体系这个基本原则。前些时,13个部委联合工作组去深圳、广东调查与自主品牌创新有关的问题。从这些事实来看,中国正在从洋务运动代表的传统向毛泽东时代代表的传统转变,自主创新将成为中国未来产业政策中的一个重要核心组成部分。

  在政府对待各类企业的态度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洋务运动时代,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的地位一直高于民族资本。到了毛泽东时代,我们实行国有化,私人民族资本仍然受到歧视。官本位的理念从洋务运动时代开始一直持续下来,中国现在的民营企业受到的政策上的歧视仍然十分严重。这就是为什么国内近年来一直在讨论外资企业在中国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和民营企业经常面临的非国民待遇。然而,正如华为、中兴,以及吉利等一批企业所显示的那样,民营企业在中国恰恰经常是进行独立自主研发的重要力量。可悲的是由于民营企业经常得不到应有的权利,很多选择先变成在外国注册的公司,然后再变成在中国经商的外资。

  在产业政策和政府采购的关系上,在洋务运动时代,清朝政府的政策一直是造不如买,洋枪洋炮都是买来的。到了毛泽东时代这一点彻底地发生了变化。然而,最近几大有关产业政策的辩论显示出,许多政府部门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从政府作为消费者的角度而不是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来对待政府采购。比如与京沪高铁相关的高速机车,中国企业已经发展出中华之星,最后硬是被放弃不要,或要买德国的磁悬浮,或要买日本的新干线。这种高速机车的制造是一个能够带动几个产业同时发展的重要项目,如果换在日本或者韩国,很难想像它们的政府在本国企业能够生产的条件下会非要买外国产品。运十是另外一个例子。当年尼克松访华时坐的波音707被中国人看见了,毛泽东下令中国也一定要搞大型商用飞机,当时中国上马的运十只比欧洲上马的空中客车晚两年,到1979年中国已经做出了样机并成功地六次飞到拉萨。1986年也是因为区区3000万人民币的试验用的预算,硬是给拉下了马。当时选择与美国的麦道公司合作,因为它许诺帮助中国在20年内能够独立制造自我品牌。时至今日,中国只能给人家作极为有限的零部件,同时要花大量的外汇去买外国产品。这种事情在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古典发展主义模式中根本不会有出现的可能。

  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的新发展主义模式中有大量洋务运动传统的因素在发挥影响。

  我想在此进一步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两难境地。洋务运动代表的开放传统绝不是一无是处的。我们在讨论建立自主创新体系的时候要避免将它变成一种泛道德论的说教。中国的新发展主义固然有很多缺点,但是,它至少在以下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一,外资带来了工作机会与生产技术。第二,与其他大国利益交织在一起,减少了对抗的风险。第三,在没有完善的内生制度之前,就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优异成绩。

  

  六、中国发展模式面临的转型挑战

  

  无论是日本的古典发展主义模式,还是中国的新发展主义模式,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当历史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它们都会遇到挑战并面临转型的问题。日本模式产生于全球化第一次浪潮的下降期和第二次浪潮的初始上升期。在这种环境中,它的适应力很强。然而,当全球化的浪潮进入迅速上升期,日本模式则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并经历了十分痛苦地转型。这个转型过程至今尚未结束。中国模式产生于全球化第二次浪潮的迅速上升期。在至今尚未结束的这个上升期里,中国模式表现出极大的竞争力。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全球化的迅速上升期在各国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下可能正在不断地接近它的拐点:发达国家在就业与工资水平方面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压力,很多国家同时出现房地产市场泡沫,并有要破灭的迹象,贸易保护主义明显地抬头,右翼势力在一些国家的政治中影响不断上升,国际经济出现明显的日益严重的失衡。

  

  如果把中国模式在今天与日本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的国际环境加以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今天面临的国际环境要比当年日本面临的环境更为严峻。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两国与霸权国美国之间的关系。日本经济也好,中国经济也好,二者的共同特点是对美国市场的严重依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美巨额贸易顺差,这必然导致两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与美国有严重的摩擦,并不可避免地导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日本虽然在80年代拥有对美贸易的巨额顺差,但是日本在冷战中始终是美国的盟友。就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在1990年跨台时,日本的经济泡沫也破灭了。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日本从来没有经历过冷战以后美国在全世界到处找对手的局面,而中国赶上了。虽然这两个发展模式都对美国形成了很大的挑战,美国在回应时的程度却完全不一样,日本是美国在冷战时的盟友,而且是民主国家与市场经济。因此,美国的鹰派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去说服美国人对日本采取强硬手段。而对中国而言,由于政治制度不同,这种潜在冲突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当然,中国模式也有一个优势在平衡这个缺点,即市场高度开放,同时参加国际生产分工时靠的是廉价劳动力,在分配时一直是拿小头,美国的利益与中国的利益经常被绑在一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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