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新发展主义与古典发展主义——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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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柏  

  而日本注重的则是以独立的知识产权为主的研发发明的技术。在贸易和GDP 的比例方面,日本在最高的时候也没有超过30%,中国在2004年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几,由此可见中国模式中GDP 的增长严重地依赖对外贸易。在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上,中国与日本都是高低并存。日本作为自然资源极度缺乏的国家,对外部的资源依赖性很大。但是与此同时日本对资源的利用却十分有效。在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政府大力推行节省能源的政策,日本今天在能源利用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很低,据统计,2004年,中国大概创造了相当于世界GDP 总值的6%,却使用了当年世界钢铁与水泥的1/3.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在重大外部条件变化下的存活率会很不相同。日本的存活率很高,原因在于它有独立的技术创新能力,即使在80年代中期日元升值以后,外部条件对日本的出口形成了一个特别大的挑战,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日本仍然能靠自己的品牌,在世界上占据着第二出口大国的地位。虽然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经历了十数载的低迷,在21世纪初日本已经依靠制造超薄的大屏幕高分辨率电视、电气混合汽车、再加上数码相机,彻底战胜了这一次发达工业国家产业结构转型的挑战。虽然德国在过去也是一个工匠国家,制造业十分强大,但在这次转型中德国人却没有顶住,开始向东欧大量外包它的生产过程。日本至今既能保持自己技术创新的能力,又能依靠把大部分的生产过程留在国内从而支持其规模经济效益(后藤康浩,2005)。中国模式在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的生存率肯定要比日本低。因为靠廉价劳动力支持的比较优势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条件下会在转眼之间烟消云散。

  两种不同模式导致的经济后果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可以从外资在一国经济中的地位看得很清楚。表4显示1984年在日外资企业的销售量无论在全体产业中,还是在制造业或者石油业,都远远高于日本企业。从整体表现来看,外资在日本的盈利表现突出。

  与此同时,像表5显示的那样,外资企业在日本生产的产品要在日本国内市场销售92.4%,只有7.3%销售到国际市场。与此相比,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在2004年将大量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均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7%左右。这意味着外资去日本的目的主要是占据日本的国内市场,而外资来中国,除了占领中国的国内市场之外,更大部分是参加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部件也好,组装也好,目的是最后再卖回到国际市场。

  

  与日本模式相比,中国模式的优势是什么呢?图1显示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外资发展情况。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从邓小平1992年南巡以来,中国实行了大胆的外资自由化,其结果是外资在中国有了一个十分迅速的发展。这个势头在中国加入WTO 以后更为明显。与外资的发展相对应,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外资企业对中国贸易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的57%都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与此同时,中国经济GDP 贸易依存度迅速提高,在2004年已达70%以上。这些事实显示,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90年代以来,是依靠外资推动的外贸的增长来支持的。

  

  表6显示,中国的新发展主义模式已经将中国经济变成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这反映在中国的贸易GDP 依存度在2004年高达72%,而日本在2002年却只有18.9%。仅就进口而言,2002年日本的进口GDP 依存度只有8.9%,而中国则有33.8%,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要比日本经济开放得多。同时,虽然中国是排在日本之后的第四大出口国,却同时是仅次于美国、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进口国。而日本只排在第六。此表也表明,日本经济的运行是依靠其巨大的内需支持。而中国的内需在刺激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则比日本要小得多。

  

  资料来源:GNI 和外贸/GDP比率的数据来自World Bank Group,2004;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数据来自World Trade Organization,2004;中国的进口/GDP比率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计算,http://www.mofcom.gov.on ;日本的根据日本财务省网站分布的统计数据计算,http://www.mof.gov.jp

  说明:进出口数据来自世贸组织。进口/GDP比率来自中国商务部和日本大藏省。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刚刚完成的一个大型调查,无论是对研究外资的专家而言,还是对跨国公司而言,中国都是在2005-2006年期间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并且中国作为第一名要高出第二名至少20个百分点以上。这表明中国模式在积极吸引外资、利用外资、促进生产要素与外国资本相结合方面做得相当成功。更多的外资要来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将继续存在。

  即使从产业升级换代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的开放性也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图3、图4显示的是联合国贸发会议2005年度世界投资报告的调查结果。它表明中国现在已经成为跨国公司选择研发全球化的第三首选地,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再看将来的发展趋势,61.8%的跨国公司表明他们将把中国作为研发全球化的首选地。中国将超过美国和英国。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第一,中国可以提供大量的廉价又经过良好训练的工程师从事研发工作;第二,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市场之一。跨国公司的研发全球化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把已经在本国市场研发出来的产品根据当地市场的情况进行调整,这部分的研发只能到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市场来做,现在已经有近700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了研发部门。

  

  在全球化的大趋向中,生产的全球化早已经深入进行,而研发的全球化也已经开始。同时另一大趋势是物流的全球化,即全球采购。从2002年起,以上海为首,中国大概已有十几个城市制定了建立全球采购物流中心城市的大型规划。目前中国在全球跨国公司采购总额里只占不到1%,很多专家认为既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中心,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采购中的份额至少要占5%;换言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还有更大的潜力。

  以上这些事实表明,与日本的古典发展主义模式相比,中国的新发展主义模式在适应全球化这一新环境中体现出极大的优势。它依靠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制迅速地提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极大地加强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模式的软肋主要体现在外资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和对创造出来的财富的分配方面。以2003年中国汽车市场占有率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外国汽车品牌在中国汽车市场的占有率加起来要超过90%,这还是根据不完全统计。这意味着中国汽车的自有品牌在本国市场的占有率还不足一成(参见表8)。

  

  中国模式的另一大弱点是财富的分配。由于中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基础是生产要素,即廉价劳动力,而跨国公司则拥有品牌的知识产权,所以他们拿走利润的大部分。据统计,2004年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资本大概占中国的资本总额的30%,他们以30%的资本却占有了50%的股份,并拿走了70%的利润(高辉清,2005)。如表9显示的那样,商业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2005年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指出,自从1992年我们全面地开始自由化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开始出现严重的差距,国内生产总值包括所有在中国境内进行的生产活动的价值,包括跨国公司,包括中国公司,而国民收入却只包括中国公司。这意味着在90年代中,虽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发展的主要部分都被跨国公司拿走了,因为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

  

  中国为什么采取了这样一种新发展主义的模式呢?我想从国际根源与国内根源两个方面来做一下解释。

  

  四、产生古典发展主义和新发展主义的全球化时空条件

  

  从国际因素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全球化对中国代表的新发展主义和日本代表的古典发展主义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图5反映的是一个全球化的长程运动,图中的曲线反映全球GDP和全球贸易量之比。西方文献一致认为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发生在1870年到1913年,它于1914年金本位垮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开始逆转,从此以后一路下走,中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二战胜利后,美国和英国意识到,如果没有稳定的国际金融秩序和贸易秩序就无法促进经济发展。在他们的主导下,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贸易关税总协定诞生。在以这两个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保障下,全球GDP 和全球贸易量的比例开始上升。到了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各发达国家纷纷实施浮动汇率并开始实现金融自由化,使资本可以大举跨国流动,对外投资迅速增加(高柏,2004b )。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在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期形成的古典发展主义是在全球化第一次浪潮发生逆转、在第二次浪潮刚刚兴起时出现的。中国从7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新发展主义则是在全球化第二次大潮迅速发展时期形成的。

  

  这两种时空条件的区别对两种不同模式的形成有极为重大的影响。像表10显示的那样,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面临的环境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在30年代至60年代的日本流行的是德国历史学派、德国总体战争理论、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思想、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以及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Gao ,1997)。这些社会科学理论变得十分流行这一事实反映的是在全球化大潮发生逆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面临困境的条件下,人们对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所持有的普遍怀疑。而到了70年代末期,适应全球化迅速上升期释放市场力量的需要,强调资源配置效率的新古典经济学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显学,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变成有极大影响力的主流话语(Badb,200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理论与经济意识形态的兴衰和全球化的周期有着十分重要的相关性。在全球化大潮的下降期有一系列的经济危机,因此市场力量被认为是魔鬼,社会科学的理论注重的是如何约束它,而不是把它释放出来。到了战后的第二次全球化大潮的初始上升期,各国仍然处于限制市场力量的努力的惯性中,它们为此建立了种种的制度和机制。日本的古典发展主义模式反映出来的不是如何依靠市场力量和释放市场力量,而是如何依靠非市场的制度和机制对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协调。而中国的新发展主义的模式产生于全球化大潮的迅速上升期。在这个时期大家普遍关注的焦点就是如何释放市场力量。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

  

  要理解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的区别,我们必须分析在过去的30年中国际贸易中分工的基础发生的巨大变化。当日本和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最终产品。如果一国的企业无法造出有国际竞争力的最终产品,该国则无法参与国际贸易。当时日本人明确地认识到,离开国际贸易,日本经济将无法迅速增长。在这样的指导思想影响下,日本人不遗余力地打造本国的创新体系。日本模式中的各种制度性安排都是为了加强在创新过程中的协调而演化出来的。到了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代,面临的局面已经完全不同。如今国际贸易中分工的基础已经以生产要素为主,这种分工的基础极大地减轻了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时的发展本国创新体系的要求,它们可以以廉价劳动力来参加全球化的生产体系,只负担劳动力密集部分的任务就可以了。这在过去是根本不可能的。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导致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量的迅速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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