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振:基因编辑必然违背人性尊严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 次 更新时间:2019-07-18 01: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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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振  

   摘  要:在生命伦理学和宪法学领域,关于基因编辑的研究最常诉诸人性尊严,尊严似乎成了最终的和不可化约的价值。其实在以尊严为基础而对待基因编辑的态度上,存在着三种观点:一是以主流观点为代表的尊严至上论,即一切形式的人类基因组编辑都是反人性尊严的;二是以德沃金的观点为代表的尊严自主论,即各种类型的基因编辑都能获得人性尊严的辩护;三是以Pinker等生命伦理学者的观点为代表的尊严愚昧论,即尊严是一个有害的概念。尊严是一个有用但又模糊的概念,我们应当适当界定而非抛弃掉它。尊严至上论诉诸一个空洞的尊严概念,无法在实质上论证反基因编辑的合理性。一方面,我们应当把位格的概念延伸适用到或溯源到人类胚胎;另一方面,应当在尊严与自主性之间建立内在的关联,并致力于改造对自主性的理解。通过把一种完善论的自主性尊严理论适用到作为位格的人类胚胎之上,我们就最终辩护了对人类胚胎的有限度基因编辑的合理性。

   关键词:基因编辑;尊严;位格

  

   随着被称为“基因魔剪”的CRISPR/Cas9技术的广泛应用,基因编辑能否应用于人体成为当前生命伦理学领域最热门的话题。CRISPR/Cas9技术具有门槛低、成本低的“双低”特点,而可靠性和效率又相对比较高,能够有效而精确地添加、删除和改变一个生物体的完整遗传材料。基因筛选、试管婴儿、冷冻胚胎等技术都不会冲击人们的认识底线,因为这些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运用不会在根本上改变人出生的自然选择性,只是使得这种自然的过程按照技术的构想“必然地”发生。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没有改变生命自然选择的本质,只是使选择的过程能够顺利地达到人们想要的结果。甚至对体细胞的基因编辑也不会对人们的伦理认知造成大的冲击,因为对体细胞的基因编辑针对的只是单独的个人。真正冲击人们伦理和法律认知的是对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因为这一技术的运用在根本上改变了人的出生是一个偶然的事实。正如赵汀阳所概括的,这是一个存在论级别的生命升级诱惑,即人试图超越人的概念而变成另一种更高级的存在。本文要讨论的就是这种类型的基因编辑,因为它构成了对伦理和法律认知的重大挑战。

   正因为基因编辑的对象是人的生殖细胞,所以无论是出于治疗的目的还是增强的目的,这一类型的基因编辑都涉及到人的“再造”。这样就会对道德哲学和法律哲学关于“人”的理解造成根本冲击,有可能会改变近代以来法律关于人的定义、主体性、自由意志、行为自由、责任承担等问题的理解,而这些方面都是现代性法哲学不证自明的概念基础。因此,世界各国对基因编辑的官方态度都是非常谨慎的,基本都禁止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不允许以生殖为目的对人类胚胎或者受精卵进行基因编辑。中国政府在这个方面的态度尤为严格,其主要理由是人类基因组编辑违背了人性尊严。除了官方把违背人性尊严作为一个根本理由,反尊严论证也已成为目前国内学界尤其是宪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但是在理论上,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必然违背人性尊严吗?这个问题并非可以简单回答的。在这个问题上实际存在着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任何形式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都违反了人性尊严,这是欧盟议会、世界多数国家政府以及国内某些宪法学者的看法;二是认为正是人性尊严支持了人类基因编辑,包括增强型的基因编辑,这个主张的代表性学者是德沃金;三是认为尊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甚至是“愚昧的”概念,构成了科技发展的障碍,因此,我们应该用自主性这个概念来代替尊严概念,这是Ruth Macklin和Steven Pinker等一些生物伦理学家的观点。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讨论人性尊严和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是这需要一些前提。以CRISPR/Cas9技术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还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还在不断地解决诸如脱靶等技术安全性问题。从理论上讲,现在还没有完全进行到需要伦理和法律规制的地步,因为安全性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而安全性问题解决之后才可能产生伦理和法律规制问题。因此,本文的讨论需要一些前提限定:第一,本文是假设在技术安全的情形下讨论基因编辑问题,或者说技术安全与否不是本文集中关注的问题;第二,本文所说的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不包括增强性的技术运用,增强型基因编辑是另一个严肃的话题;第三,本文主要指向治疗性和恢复性的基因编辑技术的运用,比如运用这一技术来治疗严重的遗传性疾病。尽管目前基于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在临床上是被禁止的,但是相关科学与技术的探索本身并不必然要被禁止,而且基因编辑技术的临床应用将来也许要面临开放的一天。我们讨论的正是这种技术运用所特有的一个伦理与法律困境,即它是否真的违背人性尊严。

   在论证结构上,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人性尊严是否能作为讨论生命伦理学的一个有用概念;第二部分检讨目前禁止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的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即反尊严论,这是生命伦理学、宪法学领域广泛持有的一个看法;第三部分重在分析胚胎的道德定位,主张生物人与位格人的同一性;第四部分反思德沃金的人性尊严两原则,在对这个理论进行改造和发展的基础上,致力于探索一个合理的人性尊严理论,并以此为基础辩护一种有限度的基因编辑;第五部分尝试在宪法理论与实践上论证一种有限基因编辑的法理可能性;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语。

  

   一、人性尊严:一个愚昧的概念?

  

   在某些生物伦理学家看来,“尊严”是一个无用的概念,其主要功能就是压制生物医学的研究。Steven Pinker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发表了一篇题为“Stupidity of Dignity”的论文,对尊严这个概念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其主要的出发点有两个:一是认为尊严这个概念是保守派打压医学研究的工具,二是认为这个概念本身模糊不清。对于前者,Pinker认为,“尊严”是神学保守主义以及阻挠性生命伦理学(theocon and obstructionist bioethics)用来妨碍医学进步从而扼杀人类福祉的工具。就后者而言,尊严本身就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根据孙效智的概括,问题表现为八个方面:第一,“尊严”是一个可以随意操弄的主观性概念,无法提供一套客观的标准,这导致尊严很容易被利用以反对任何他们认为违反人性尊严的事情;第二,“尊严”是相对的,在不同的时空人们对尊严的理解是不同的;第三,尊严是可让渡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价值;第四,尊严是有害的,有可能带来伤害;第五,尊严是自相矛盾的;第六,不应将特定的“尊严”概念强加到别人身上,否则会侵犯他人的自由与自主;第七,尊严是肤浅的表象,而非本质,它是人类知觉的一种现象(a phenomenon of human perception),真正重要的是“对位格的尊重”(respect for the person),而非引发此一尊重的知觉讯号;第八,尊严是一个没有用的概念,应以个人自主性原则(principle of personal autonomy)来取代它。

   实际上,Pinker的观点是遵循Ruth Macklin的。早于Pinker,Macklin指出尊严“这个概念有着无可救药的模糊性......不澄清尊严的意义就援引这个概念,就只是在适用一个标语(slogan)而已”。而尊严的模糊性尤其体现在各类人权公约和各种世界性宣言中,尊严似乎已成为它们的价值基石,于是也成了人权的来源。正如人权法学家Oscar Schachter所指出的,这一看法是难以置信的。他指出:“《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The Helsinki Final Act)》的第七原则宣称,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都‘源自人的固有尊严’(inherent dignity)。这一陈述应当在哲学的而非历史的意义上来理解。作为历史,如下相反的说法也许将会是更为正确的,即尊严理念反映了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社会历史观念(sociohistorical conceptions),而不是产生了这些观念。”Schachter也曾指出,在人权宪章中,“人的尊严”往往没有明确的定义,“人的尊严的内在意义一直都留待直觉的理解”;而一旦涉及到这个概念的基础作用,直觉的理解就几乎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没有对人的尊严之意义保有一种合理清晰且一般性的观念,我们就不能轻易地为相关行动提供特定的意涵。”

   这两位论者对尊严概念的激进批评,以及一些学者对人权公约尊严概念空洞化的评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成立的,这是否意味着,“尊严”作为一个概念就没有意义了?其实并非如此。从概念性质上讲,“尊严”不是一个自然类概念,而是一个诠释性概念。诠释性概念意味着,对尊严这个概念存在着不同的解释性观念(conceptions),因此,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可争议的概念(a contested concept)。于是现代政治哲学和法哲学发展出了多种尊严理论,根据Jeremy Waldron的概括,目前有四种代表性的尊严理论,它们分别是:基于自主道德能力(autonomous moral capacity)的康德式尊严理论,基于以上帝形象创造人之存在的天主教尊严理论,Waldron和其他学者所提出并详加阐述的作为一种地位而非价值的尊严理论,以及德沃金在《刺猬的正义》中所发展的一种尊严理论。这些不同的理论构成了我们理解尊严的有益基础和必要前提,而且这些理论背后的宗教神学、自然法理论和康德哲学是我们无法忽视和改变的学术遗产。

   正是基于此,Waldron直接批评了Macklin和Pinker对尊严概念的激进否定。他认为:除非我们确信尊严这个概念对我们理解其他概念既没有扩展也没有修正作用,否则放弃尊严就是不明智的;而Macklin和Pinker对这一点都没有提供说明,只是简单断言,只要参照自主性以及一两个基于尊严的医疗伦理学要求就可以穷尽“尊严”的意义内容。关于尊严这个概念存在的意义,Waldron最后作了一个精辟的总结。他认为,我们发明尊严概念不是让它直接有用,而是让我们正视已经存在的理论冲突。可以说,对待尊严概念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因我们的道德和政治哲学遗产而坚持这个概念,于是探究尊严的内容及其与其他道德理念的关系就成了我们的责任。我不会假装说,在这里存在简单的答案:我们学术的遗产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而不是一个在清晰性上取得辉煌成就的观念。”

   孙效智也同样批评了Macklin和Pinker对尊严概念的过于简单而粗暴的理解,并逐一进行回应。除此之外,孙效智还认为Pinker错置了问题,他不应该去批评保守派(即坚持人性尊严派)的伦理原则,因为保守派的伦理原则与其没有本质差异,都认为医学研究的伦理存在但书;而应该去批评保守派关于胚胎地位的主张。他们之间最大的分歧在于胚胎是否是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否是“位格”(human person)。自由派(开放派)或保守派都不会否认最初始的胚胎是“人”(human being),他们分歧的关键点在于其是否是位格。若认为人类胚胎不是位格,那么胚胎便无尊严可言,剩下的判断标准就只有相关医学研究能否带来巨大的利益和福祉。因此,Pinker实质的伦理立场是主张胚胎不是位格,类似于胚胎干细胞、复制这一类的医学研究不会伤害谁的尊严,不会危害到任何人,百利而无一害,只会给人类带来好处。

经由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Macklin和Pinker的立场与所谓保守的伦理立场既有异又有同,他们都承认有伦理但书,但在胚胎是否是位格方面产生了分歧;另一方面,Macklin和Pinker对尊严的批评是极端而简单的,尽管人性尊严作为一个概念存在着缺陷,但通过适当界定之后,其能够是有用和有效的。因此,本文的基本立场首先是承认胚胎在某种意义上拥有位格,但反对以此为根据而持有一种保守的观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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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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