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宁:唐诗选本:唐诗传播与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专题讨论)——清初唐诗选本与杜诗的经典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 次 更新时间:2019-07-18 00: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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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宁  

   主持人:詹福瑞

   [主持人语]唐诗选本是唐诗传播与经典化的重要途径。自唐代以来,历代文人通过编选、评点、注释唐诗选本,开展诗歌教育,传播个人文学情趣或某一文学团体或派别的文学观。至明清两代,诗坛出现了宗唐与宗宋之争,唐诗选本便成为各派张扬其主张的重要载体,编选刊印者甚多。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和陈伯海、朱易安《唐诗书录》是目前梳理唐诗选本文献比较详尽的著作。其中,《唐诗选本提要》收录唐诗选本659种,其中存世唐诗选本348种;《唐诗书录》收录唐诗选本392种,著录存世者237种。陈伯海、朱易安二位学者2015年出版的《唐诗书目总录》收录唐诗选本460余种,著录存世选本362种。这个结论显然不够准确,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历代编写的唐诗选本不下700种,存世唐诗选本超过460种,这些唐诗选本是研究唐诗传播、唐诗经典化及历代诗学的重要文献。由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立项的重大招标项目《历代唐诗选本整理与研究》,立足于唐诗选本的文献搜集与整理,撰写选本提要,影印汇刊历代唐诗选本,精选点校部分有诗学价值的选本;并在此基础之上,开展唐宋金元、明代和清代三个阶段的综合研究。此次刊发的三篇文章系这项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作品选本发挥了重要作用。选本的删汰去取、序跋笺评体现了人们的接受取向,在这个过程中,既发掘了优秀作品,确立了其经典地位,又丰富了经典作品的内涵。杜诗是文学史上无可争议的经典,其经典地位在宋代已然确立,因后世杜评的核心问题在宋代基本成型,如“诗史”特点、忠君思想、沉郁顿挫风格等。但杜甫经典地位的确立并不完全等同于经典化的完成,尤其是某一方面的经典化,其进程不一定与之同步,且对经典内涵的阐释往往会经历逐渐积累的过程。清代是杜诗学集大成的时期,杜诗经典化亦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一、清初唐诗选本的杜诗收录情况

  

   清初的唐诗选本有40余种,尽管数量不算太多,但文坛代表人物几乎均据自身的诗学理论参与其中,使之成为清初诗坛重要的风向标。明代复古派提出“诗必盛唐”的主张,同时贬低排斥其他。清初诗坛为了扭转明人之失,开始提倡学习中晚唐诗和宋诗,出现了一批以中晚唐诗为主的唐诗选本,如顾有孝《唐诗英华》、龚贤《中晚唐诗纪》、陆次云《唐诗善鸣集》等,并重新评注《才调集》和《唐诗鼓吹》(二集收诗以中晚唐为主)。盛唐诗一时之间受到冷落。“天下始知宋金元诗之不可废,而诗体翕然其一变。”[1](P580)当时清人“厌蹈袭而思变通,始复中晚、宋人之诗是问”[1](P581)。但中晚唐诗和宋诗亦有其弊,李沂《唐诗援序》云:“是中晚及宋元人皆知尊盛唐、皆知学盛唐而患不逮,乃今之人背高曾而尸祝其云孙,忘本而逐末,取法乎下,必至风日颓、道日降。”[1](P597)中晚唐诗和宋诗皆要学盛唐,当今之举岂不是“忘本而逐末,取法乎下”。于是,清人在理性认识盛唐诗后而选择回归盛唐。表现在唐诗选本上,则出现了一批以盛唐诗为主的选本,如俞南史《唐诗正》、王士禛《唐贤三昧集》、李沂《唐诗援》、顾安《唐律消夏录》等。

   在清初诗坛的风云变幻中,唯独杜诗的地位不曾动摇。只要是通选四唐,则必选杜甫。例如,邢昉《唐风定》22卷,选录诗人152位,诗作1352首,杜诗143首;徐增《而庵说唐诗》22卷,收诗305首,杜诗65首;王夫之《唐诗评选》4卷,收诗560余首,杜诗91首;黄周星《唐诗快》16卷,收诗1417首,杜诗136首;赵臣瑗《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6卷,收诗628,杜诗106首。以上选本皆为所选杜诗作最多、占比最大者。即便是以中晚唐诗为主的选本,杜诗数量亦居前列,如顾有孝《唐诗英华》22卷,盛唐诗仅2卷,杜诗则达103首。有的选本因体例原因未选杜诗,亦会特别说明,《二冯先生评点才调集》冯班卷首语:“序言李杜元白,今选太白,不选子美,杜不可选也,选李亦只就此书体裁而已,非以去取为工拙也。”[2](卷首)冯班解释不选杜甫是受到《才调集》体裁的限制,《才调集》标榜“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与杜诗的旨趣不同。高士奇《续唐三体诗》亦未选杜诗,其序云:“李太白、杜少陵为诗家宗匠,置不录者,仍伯弜前选例也。”[1](P185)周弼《唐三体诗》未选杜甫,续编延续其体例,因而不选杜诗。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不收杜诗,则因其另有专书《才子杜诗解》。当然,一些非主流的收诗类型选本,如俞南史《唐诗揽香集》只收艳诗,高士奇《唐诗掞藻》单选君臣唱和之作,蒋国祥、蒋国祚《唐律诗韵》则按韵收诗,这类选本收录的杜诗不占优势。

   清初唐诗选本收录的杜诗包括古体和近体,这是因选诗宗旨的不同而有所侧重。例如,俞南史《唐诗正》“欲总归于大雅”,故所选古体居多;黄生《唐诗摘钞》,只选近体;谭宗《近体秋阳》,单收五七律;顾安《唐律消夏录》,唯录五律。总体来看,选本中收录杜甫的近体诗多于古体诗,近体诗中又数七律最多。综合清初全部唐诗选本,出现频率较高的杜诗有“三吏”、“三别”、前后出塞、《北征》、《九日蓝田崔氏庄》、《天末怀李白》、《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登楼》、《阁夜》、《登兖州城楼》、《望岳》等,均为杜诗经典之作。

   盛唐诗人中李杜并称,与李诗相比,杜诗收录明显更多。例如,《唐风定》收李诗63首,杜诗143首;《唐诗英华》收李诗6首,杜诗103首;《唐诗快》收李诗43首,杜诗136首;《唐诗评选》收李诗43首,杜诗91首。由此可见,清初诗坛对李杜两位诗人的接受,更偏向于杜甫。总之,入选频率和收诗数量是诗歌经典化的基本指标,从以上唐诗选本杜诗收录情况可以看出,杜诗在清初很受推崇,其经典地位不容置疑。

  

   二、清初唐诗选本中的杜诗反经典化现象

  

   推崇杜诗,无疑是杜诗经典化的重要表现,但经典有时也会被质疑或诋毁。清初诗坛曾出现过反杜诗的声音,如王夫之和王士禛,这亦反映在唐诗选本上。王夫之评价杜诗时称赞与蔑视并存,其《唐诗评选》中《五言律小引》曰:“五言近体既不得不以唐为鼻祖,要当溯源寻声,以戒其滥。”[1](P541)《唐诗评选》对杜诗评价大相径庭,一般认为杜甫夔州之后的诗臻于完善,但王夫之不喜,说“夔州诗则尤入俗丑”,“入蜀以后,哀音乱节”,认为杜甫早年和出峡之后的诗作更好,“思有闲则韵得迥翔,必推早岁绝伦”,“出峡诗方是至境”。这样的观点,明显属于个人喜好,本无可厚非,但有些评论却显然过于偏激,俨然是对杜甫的谩骂:“杜又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为腔壳。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阙处,或加以不虞之誉,则紫之夺朱,其来久矣。”[3](P115)被人所称颂的杜甫忠君思想,反成为王夫之口中的摆摊子、装门面,这样的观点不能令人苟同。王夫之为何如此诋毁杜诗,学者已有充分论述,此不赘言。现从杜诗接受的角度作一些补充。王夫之在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后评曰:“俗子或喜其近情,便依仿为之,一倍惹厌。大都读杜诗、学杜者,皆有此病。是以学究幕客,案头胸中,皆有杜诗一部。向政事堂上,料理馒头馓子也。”[3](P27)在此,王夫之实则批评当时人们以学杜来充门面的风气,相比于杜诗本身,这一点似乎更令其厌恶。类似观点,亦见于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中李春源的点评,李春源针对金圣叹的“心于王室”之论曰:“奉承古人,无不以此为牌面,其实不然不然。然舍此便是自低身份,此忠臣鄙夫所以相争一间也。一部杜诗,都依此看。”[4](卷2)杜诗所表达的忠君思想深入人心,一部杜诗已然成为忠君的代名词,不论什么人,案头放置一部杜诗,便成了忠臣。这当然是清代文人的一种不良风气,王夫之的批评似乎不无道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杜诗作为传世经典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力。王夫之在批评杜诗的同时,也有诸如“宛折有伸,乃以直承魏晋”,“五言至此一境界,太华三峰,绝人跬步矣”,“自然好律诗,不愧其祖”之类的赞誉。

   王夫之《唐诗评选》一直未加刊行,在1933年重刻《船山遗书》时方将其加入。因而,该书在清代几乎无人知晓,王夫之对杜诗的“骇人”评论未传布。这是杜诗反经典化之一例,并未对杜诗的经典地位产生实际影响。

   王士禛是继钱谦益之后,执掌诗坛的重要人物,在清初诗坛上影响很大。他提出“神韵说”,以盛唐诗为典范,扭转了清初的宗宋诗风。王士禛提倡学习盛唐诗,但后人有渔洋“不喜少陵”之说。此说源于其《唐贤三昧集序》:“不录李杜二公者,仿王介甫《百家》例也。”[1](P587)渔洋甥婿赵执信说:“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显攻之,每举杨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语客。”[5](P313)综观王士禛对杜甫的评论,他并非“不喜少陵”,反倒十分推崇杜甫,如《古诗选凡例》云:“诗至杜工部,集古今之大成,百代而下无异词者。七言大篇尤为前所未有,后所莫及,盖天地元气之奥,至杜而始发之。”[1](P568)对杜甫的评价极高,并无偏见。《唐贤三昧集》未选杜诗,而其另一重要诗歌选本《十种唐诗选》却对杜诗十分看重。王士禛对《河岳英灵集》等十种唐诗选本作了删选,如《唐文粹》收诗961首,王士禛《唐文粹诗选》删603首,保留358首,删汰率为62.7%[6]。而对于杜诗,《唐文粹》收杜诗11首,王士禛删2首,保留9首,删汰率为18.2%,远远低于总删汰率。再与李白诗歌收录情况作一对比,《唐文粹》收李白诗67首,王士禛删35首,保留32首,删汰率为47.8%,比杜诗的删汰率高得多。可见,王士禛《十种唐诗选》对杜诗的删汰最为宽松,对李杜两位诗人,也明显偏重于杜甫。《唐贤三昧集》最初是附于《十种唐诗选》之后刊行的,王士禛自序云:“合《文粹》、《英灵》、《间气》诸选诗,通为《唐诗十选》。”[1](P587)两种选本同时刊行,贯彻其“神韵”主张,不应该出现截然相反的观点。由此可见,《唐贤三昧集》不选李杜,可能真如他所说“篇目繁多,集又单行”[5](P152),并无其他。

   清初唐诗选本中的杜诗反经典化现象,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并不罕见。文学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有时会淡出读者的视野,有时又会进入读者的视野,进进出出、反反复复的情况时常有之。对杜诗的尊崇与排斥,都是经典化的表现。经历了删汰去取、毁誉不等的考验,杜诗的经典地位只会更加稳固。

  

   三、清初唐诗选本对杜诗经典化内涵的丰富

  

   杜诗经典化主要包含这样几个内容:一是诗圣说;一是诗史说;一是忠君爱国说;一是沉郁顿挫说;再加上集大成说[7](P185)。这些观点大多在宋代既已形成,如杨慎《升庵诗话》云:“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8](P868)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有言:“‘集大成’之说,首发于东坡,而少游和之。”[9](P2183)杜甫“诗圣”之说确立稍晚,仇兆鳌《杜诗详注》原序云:“故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10](P1)直至明代,才将杜甫推为“诗圣”。清初在延续“诗圣”、“诗史”等说法的同时,从唐诗选本的角度看,杜诗经典化又增加了一些新内容。

首先是出现了新的解读杜诗的方法——分解法。清初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杜诗注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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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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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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