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耀章:论普及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不可或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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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耀章 (进入专栏)  


什么是民主, 为什么要普及民主, 如何普及民主, 这是我多年来思考的一个问题[2], 至今还没有思考成熟。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愿把这点不成熟的思考奉献出来, 请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仁及读者们批评指正。



“民主”这个词的用法很多, 其内涵歧义丛生,斑驳错杂。民主概念的复杂性传递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不同的民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民主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模式, 民主观念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场争夺民主“冠名权”的思想史。人们越是满怀希望地想找到一种真正的民主, 他们就越是茫然失望①( P33- 34) 。在我国, “民主”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但又十分敏感并且容易被曲解的概念和字眼。大体上存在着两种简单化的现象: 一是, 一说民主,好像就是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化, 就是无政府主义, 就是“多数人暴政”, 就是有害于社会稳定; 二是, 一说民主, 好像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就是政治民主, 就是选举, 就是老百姓说了算, 领导听老百姓的。要么就是把民主与党的领导, 民主与法治, 民主与集中, 民主与民生等问题对立起来, 似乎二者必居其一。所有这些对民主的简单化的理解、曲解和误解,都应当在普及民主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加以纠正。


民主一词古已有之。它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相对的、多义的概念。如果照字面理解, 民主中的“民”本指百姓, 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 如民众、大众、国民、公民、人民等; 民主中的“主”, 本指与“宾” “ 客”或“仆”等相对应的人。民与主构成“民主”一词, 本指民众当事人、民众负责、民众主张、民众决定、民众主见或主意等, 亦即民主本指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为着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自主地作出自己的选择的权利。作为法学、政治学、行政学等学科专有词汇的“民主”, 是相对于“君主”、 “官主”等而言的。一般解释为人民的统治或多数人的统治。但这是一种“正确的片面”,它远没有揭示民主概念所涵盖的丰富的内容。在此基础上,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民主”解释为: “ 民之主”、“民知主”和“民自主”三种基本情形或理念、状态、形态。


“民之主” ( “民的主” ), 亦如当官“为民作主”,此情形中的民与主处于“二元分离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 民与主都不存在直接的实然的关系和联系, 这在制度层面上往往表现为代表制、代议制民主, 代表者由民众中的一部分人授予他们的权力, 代表民众当家作主。民之主是民主不得不经历的一种历史状态。代议制或代表制是民主不可避免的一种组织和制度安排。


“民知主”, 可解释为“民知道主”是谁, 是“彼”还是“己”。其中, 民知主之“主”如果是“彼”, 即“代表者”、 “仆人”或当官的, 民众就应当全面知晓(如通过政务公开、听证、选举、监督等等渠道)这个“主”的德、能、勤、绩, 不优或不被知其情者, 不得授予或委托其权力, 委以代表者重任; 民知主之“主”如果是“己”, 即民众自己, 就应当知道自己何以可能作得主, 如何作主, 以及如何作好这个主。民知主中的“知彼”和“知己”两者不可偏废, 相比较而言,民知主中的“知己”比“知彼”更加困难, 也更加重要。知己者难, 知己是一种自觉, 知彼是一种觉他。自觉方能觉他, 没有自觉也就没有觉他。但要知己,则首先要知彼, 要觉他。从知彼到知己通常是民知主的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只有同时做到知彼和知己, 才能将民主之“知”转化为民主之“行”, 以及将民主的可能性转化为民主的现实性。


“民自主”, 这是民主的真谛, 民主的至高境界。没有民自主便没有真正的民主。显然民自主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历史过程。一方面, “民自主”是指民众共同体或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自我主张、自我愿望及其自主行为的彰显。个体自主是个体行使民主权利的前提, 而个体自主的前提是个体的自由, 而个体自由的基础则又往往取决于个体的财产状况。个体财产的有无与多寡及其性质, 决定着个体自由的状况和个体自主的状况直至享有民主权利的状况。另一方面,“民自主”是民众共同体或群体中事实上存在着的可以公正、公平、公开地彰显个体自我主张及其行为的共同体的生态环境, 这种生态环境要求群体范围内的每个个人都要让渡一部分个人的“自由”或“自主”, 要求每个人受到一定的限制, 让每个人都考虑他人的因素, 以利于共同体意志和利益的和谐表达。可见, 民主就其本质而论就是民自主(个体和群体的), 民主的其他所有问题都是民主的这一本质的反映、延伸和拓展。人们可以通过民自主的状况或程度来检视民主的建设和发展的状况或程度。


民主的这三种情形既表现为民主的历时态的存在, 也表现为民主的共时态的存在。前者, “民之主”侧重于民主的过去时和现在时, “民知主”侧重于民主的现在进行时, 而“民自主”则是侧重于民主的未来时, 从“民之主”-- “ 民知主”-- “ 民自主”, 可能是民主发展进程中的几个必经的阶段, 其进程可以加速, 但不可以无条件地超越。后者, 由于民众的个体的差异以及共同体生态环境的不同, 使得“民之主”、“民知主”、“民自主”三种情形共处于同一个历史阶段, 使民主非平衡地存在和发展着, 形成民主梯度发展格局。这种民主梯度发展格局决定着民主建设不能搞一刀切。可以让一部分领域, 一部分地域, 一部分层级, 一部分民众从客观实际的条件出发优先发展民主。通过优先发展民主来有效推进民主建设的整体进程。



我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 是以社会主义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民主, 现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方位。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人民民主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 我认为, 人民是共和国的主人, 主人应当具备民主的相关知识, 普及民主是建设和发展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 也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谋求共识。


其一, 关于民主的领域。民主首先和主要的当然是政治民主或民主政治、国家民主, 但又不仅限于政治民主、国家民主, 此外还有经济民主、文化民主、社会民主。民主覆盖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人们往往对政治民主比较敏感, 而对其他领域的民主比较弱感, 甚至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与作用。其实, 这无益于政治民主和民主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全面的民主, 关涉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 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__主和社会民这“四大领域民主”。其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 主要表现为对劳动群众政治权益的保障, 在共产党领导下, 通过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机制, 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有效掌握, 有效实现人民主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民主, 主要表现为对劳动群众经济权益的保障, 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 劳动群众对不同性质的所有制经济企业及其相关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实现其经济民主, 保障其合法的经济权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民主, 主要表现为对劳动群众科学、教育、文化权益的保障, 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的前提下, 劳动群众享有与管理多元文化和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民主, 主要表现为对劳动群众社会权益的保障, 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协调下, 劳动群众对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自治与管理, 实现劳动群众基本的社会民生权益。以上这四大领域民主各有其自身的规律, 它们既不能相互替代、相互涵盖, 又不能相互割裂, 而是互为条件、互为目的。其中, 经济民主是基础, 政治民主是保证, 文化民主是引领, 社会民主则是其他三种民主的社会生态、出发点和归宿点, 具有总体性、整体性、综合性的民主特色。不同领域的民主、同一领域民主的不同时期, 以及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劳动群民主是经济民主的集中表现, 经济民主在最终意义上起着决定性作用, 因此, 从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文化民主-- 社会民主, 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经济民主与经济发展, 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 文化民主与文化繁荣, 社会民主与社会和谐往往呈现着正相关关系。


其二, 关于民主的区域或地域。相对于民主领域具有抽象性而言, 民主区域或民主地域更有具体性, 成为民主领域问题的载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来说, 带有民族性、区域性、地域性色彩, 同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国内来说, 是通过国内不同区域特色、地域特色体现出来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建设, 要想齐头并进, 同步发展是不可能的。这种发展不平衡不仅表现在经济民主发展不平衡,政治民主发展不平衡, 文化民主发展不平衡, 社会民主发展不平衡, 而且还表现在民主区域、民主地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如东、中、西部民主发展的不平衡,农村民主发展不平衡(这方面小岗村、华西村、南街村的实践留给人们许多沉思), 城市民主发展不平衡, 农村民主与城市民主发展的不平衡, 等等。这些不平衡往往在民主观念、民主制度、民主体制、民主机制、民主力量、民主实践行为等方面呈现梯度发展趋势。我们应当勇于和善于根据不同区域民主梯度发展的现实差异, 提出民主发展的具体路径。在劳动群众的素质较高,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条件较好的地区, 民主建设可以先行一步, 根据条件相对成熟程度, 或优先发展经济民主, 或优先发展政治民主, 或优先发展文化民主, 或优先发展社会民主,并带动其他方面的民主进程。坚持从本国本区域的民主实际出发, 既不搞西化民主的洋教条, 也不搞本土民主的土教条。


其三, 关于民主的层级。不同的民主层级有不同的民主要求, 就如不同领域的民主有不同的民主要求一样。每个领域的民主都有不同的民主层级。一般将民主层级分为中央民主、地方民主和基层民主三个层次。相应的, 就有高层(端)民主、中层民主、“草根民主”。此外, 还有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国家民主、社会民主、官僚民主(官主)、精英民主、大众民主等区分。把民主分为不同的层级, 主要目的在于思考和研究、探寻民主建设和发展中的突破口及其互动态势。在这个问题上, 目前人们的认识还没有完全统一, 大体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主张从高端民主着手突破, 走自上而下的路径, 如优先建设和发展党内民主, 通过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 另一种是主张从“草根民主”着手突破, 走自下而上的路径, 如2007 年温家宝总理出访欧洲前的讲话中说的: 考虑到中国很大, 人口很多, 经济不发达, 发展又不平衡的国情, 现阶段在更高层次上开展直接选举,条件还不成熟, 民主建设特别是直选, 要根据国情循序渐进。中国政府坚信, 群众通过基层的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 将来就可以管理好一个乡, 管理好一个乡后, 将来就可管理好一个县、一个省, 真正体现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由此揭示中国的直选可由乡--县--省逐级递进的战略策略, 这是一个大思路。事实上, 这两种思路是统一民主历程的两个方面, 两者有机结合, 构成民主建设和发展的合力系统。试想, 如果没有扎扎实实的基层民主建设, 高层民主建设就会没有扎根的土壤, 民主的根基不牢, 高层民主就会地动山摇。同样, 如果没有率先垂范的高层民主建设的引领与推动, 基层民主建设就可能被滞缓到遥远的将来。民主建设, 一万年太久, 有条件的领域、方, 要只争朝夕。只有在高端民主与草根民主的有效互动中, 才能不断地焕发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生机与活力。


其四, 关于民主的普及。这个问题是由普法(普及法律常识的简称)、科学普及、普及教育联想到的。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普法已经持续开展24年, 五年一轮, 现已第五轮。其中“一五”普法( 1986-1990)主要围绕维护安定团结、社会稳定大局展开; “二五”普法( 1991-1995) 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推波助澜;基本方略中做了大量工作; “四五”普法( 2001- 2005) 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五”普法( 2006-2010)正在为努力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鼓与呼。每一轮的普法都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展开, 体现了普法的连续性, 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根据已有的普法经验, 普法活动还可能继续开展下去。但是, 根据民主与法制(治)相互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只有普法, 而没有普及民主或民主的普及, 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没有民主的普及, 普法的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因为, 第一, 对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我国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 民主和法治相互依存, 不可分离; 民主和法治相互渗透, 彼此补充; 民主与法治相互保障, 彼此促进; 民主与法治相互制约, 彼此平衡。其中, 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促进所强调的是民主与法治的和谐共生关系; 而相互制约、彼此平衡则在某种程度上对民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关系给予了重视[3]( P27) 。第二, 民主法治≠法治民主, 它们虽无轻重之分, 但有先后之别。2004年9月,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是: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 首先提出的是:“民主法治”而不是“法治民主”, 更不是只有“法治”。所以, 从特定意义上说, 普法仍在进行时, 而且还要大大加强, 其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必须普及民主。为着更好、更有效地普法, 普及民主要赶紧补课。因为对于党和国家来说, 如果科普(科学普及的简称)有利于科学执政, 普法有利于依法执政,那么普及民主则有利于民主执政。另外, 从提法顺认为, 普及民主是科普与普法的中介和桥梁, 普及民主如同科普与普法一样不可或缺!


其五, 关于民主的教育。这是有感而发的。中央编译局的俞可平先生说, 他在一次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中, 就什么是“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做过调查。结果使他大吃一惊: 只有27% 的人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那么, 共和国是什么? 1911 年辛亥革命前, 中国是封建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创建“中华民国”。1922年中共“二大”提出“真正民主共和国”。1931年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40年, 中共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1949 年10月1日, 正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国号)表征着“五位一体”的政治属性: 民族性、人民性、政党性、共和性、民主性。其中, 第一,民族属性, 即中华属性, 表明共和国是多民族( 56个)组成的大家庭。第二, 人民属性, 表明国家的性质, 发展的内在要求, 及其真义。所谓人民性之“人民”就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它们都围绕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中的四颗小星就是人民性的政治象征。第三, 政党性, 表明共产党是共和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 共和国国旗中的一颗大星是其政治象征,她似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正确地指出:国家的统一, 人民的团结, 国内各民族的团结, 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第四, 共和属性, 表明国家是公共的, 为着公共利益, 国家各级政府机关的领导人不是继承的, 不是世袭的, 也不是命定的, 而应当是自由、民主、公正的选举产生的。这是共和国必须具备的基本含义或基本准则。共和是一种选择、是一种走向, 是一种目标, 共和更是一种新式的忠诚, 即忠诚于各民族, 忠诚于人民。第五, 民主属性, 表明共和国的民主不可或缺。虽然共和国名称中没有“民主”只有“人民” (拟议中的国名曾用“人民民主”, 后简略了“民主” ) , 但是“人民”、“共和”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同“民主”画等号, 人民并不就是民主, 共和也有“贵族共和”、 “君主共和”等。然而, 共和国的民主属性已经作为一种可能的现实性的政治性元素, 涵盖在民族性、人民性、政党性和共和性之中了, 民主性是民族性、人民性、政党性和共和性的幂或乘方。这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就有五大政治要素构成, 由此形成一个简明的公式:和国 = (共产党 + 民族 + 人民 + 共和 )民主。通过共产党民主的建设和发展来带动民族民主、人民民主、共和民主的建设与发展。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历史也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 没有共产党民主就没有民族民主、人民民主、共和民主。


总之, 民主最为关键也最为可贵的是民自主。就政治民主而言, 我认同这样的观点: 对于社会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建设而言, 制度环境与公民的素质是相辅相成且同等重要的。纵使有最好的民主制, 若公民没有良好的政治素质, 民主政治也往往会流于形式。公民的素质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就是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价值的政治文化和政治认同, 公民形成民主的政治认同和政治文化的主要途径是政治社会化过程, 通俗地说, 就是政治教育。共和国决不需要每个公民去热衷于当官, 但确实需要每个人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 共和国决不需要人们天天谈论国家大事, 但确实需要人们关心政治选举和监督; 共和国决不需要空洞的政治说教, 但确实需要扎实的民主教育[4]。通过民主的宣传教育, 普及民主常识, 传播民主知识, 弘扬民主精神, 增强全社会的民主意识, 学习民主、实践民主、体验民主, 在亲历民自主的生活中学会民主、建设民主、发展民主和完善民主。


(四)多管齐下是群众监督的有效手段


群众监督应采用多种手段, 形成合力, 努力增强监督效果。一是通过信访途径, 检举揭发一些机关干部的违法和不良行为; 二是通过举报形式, 向党和国家的纪检监察机关投书揭露贪污腐败等违法行为; 三是通过新闻媒体等舆论工具, 把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不当言行公开报道, 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批评; 四是通过人大、政协等相关会议, 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质询、审议, 对少数不合格干部提出弹劾甚至罢免。在信息化迅速发展和网络日益普及的新形势下, 网络监督近年来蓬勃发展, 已成为群众实施监督的一个重要渠道。很多党政领导正逐渐认识到, 网络监督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 是利用现代传媒听民声、聚民智、解民忧的重要途径, 是领导干部和群众直接对话、交流信息、平等沟通的重要平台, 更是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虚心接受群众监督、改正错误、弥补不足的重要窗口。网络监督植根于群众、服务于群众, 具有内容的公开性、参与的广泛性、互动的便捷性、反馈的及时性等特点, 正成为新时期群众监督的有效手段, 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发展前途, 将使群众监督走上信息化、现代化的发展快车道。


参考文献:

[ 1]邓小平文选: 第一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2]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 ) ) 一九六五年) [M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9. 305.

[ 3]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332.

[ 4]江泽民文选: 第一卷[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57.

[ 5]黄炎培. 八十年来[M ] .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148—149.

[ 6]吉尔贝.希纳尔. 杰斐逊评传[M ]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7]江泽民. 论党的建设[M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注释:

[1]原载于《探索》2009年第5期。

[2]“普及民主”概念是笔者在2004年中国政治学会年会论文《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指导我国新的政治建设实践》中首先提出来的。见《探索》2004年第6期第40-43页,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2005年第3期第55-59页。

[3]俞可平.共和国是什么[J].百姓月刊,2001,(10)

[4] 俞可平. 共和国是什么 [ J]. 百姓月刊, 200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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