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中国特色工业化进程与产业政策演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7 次 更新时间:2019-07-11 13: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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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 (进入专栏)  

  

   摘要:检视洋务运功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特色工业化进程的核心视角是考察国家在工业化中的角色与作用机制。“后发大国”的禀赋条件决定了中国高度集权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路径选择,这一体制选择为中国迅猛的工业化赶超和全面工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内在可持续性不足和微观主体活力不足的体制缺陷。改革开放后工业化投资主体和投资结构的深刻变化意味着国家在工业化中的角色所发生的深刻调整和市场化配置资源的历史趋势,映射出中国工业化阶段的内在演进规律。中国未来的产业政策应在总结历史教训并借鉴美日等国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建立在市场配置资源基本体制之上的有效、有限、有为、有序的政府行动体制,这是未来中国彻底完成工业化、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保障和前提。

  

   关键词:工业化;产业政策;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一、从洋务运动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工业化实践与工业化思想


   (一)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要研究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就要确定一个起点。我认为中国工业化实践的起点应该是洋务运动。1861年1月,清政府主持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端。而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工业化的先声,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起点。从洋务运动开始,我国的工业体系逐渐开始由大机器工业取代传统的手工业,这是中国工业化开始的标志。洋务运动的直接目的是挽救中国的危亡。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处于亡国灭种之危机,有识之士纷纷开始反思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跟西方的差距一方面在机械制造等器物层面,另外一方面更是在人文层面、社会层面,比如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由早期的器物层面的反思再到后来的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反思,中国人在自我文化反思方面经历了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所以洋务运动的发生,是基于当时中国人对中西差距的比较全面的反思,这场学习西方的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从工业化的角度看,洋务运动第一次在中国建立了大机器工业,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在新生产力的代表即大机器工业的引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工业化时期。洋务运动不仅是生产工具的变革,而且是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组织的变革,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更重要的是,洋务运动不仅引发了器物层面的改变,而且引发了中国在政治、法律、社会层面的深刻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不彻底,但是毕竟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这个历史意义也要肯定。

  

   当时一些中国的先进人物力主睁眼看世界,呼吁国人要突破天朝大国的狭隘眼界,要看到西方世界在工业发展和社会制度方面的长处。这里面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林则徐、魏源、曾国藩、冯桂芬、李鸿章、盛宣怀等人。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观察和理解越来越深,尤其在洋务运动前后,流行着一个著名的口号“中体西用”。日本人在近代化之后也有类似的提法,比如“和魂洋才”,实际上是与“中体西用”一个思路。“中体西用”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即我国自己的文化传统,是“体”,是根本,而“西学”,即西方的技术器物之学,是“用”。近代以来,尤其是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体西用”被批判得很厉害,认为这个口号是一个落后的口号,甚至是一个反动的口号,是基于洋务运动前后国人对西方的肤浅的认识而提出来的错误的口号。但是今天我们看这个口号,就要更加客观一些,我们在150年后再来审视这个口号,就要看到这个口号的深刻性和超越历史的合理性。实际上“中体西用”是一个具有深刻思想的口号,在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在中国面临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压迫下进行被迫转型的过程中,就是要把西方这些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拿过来为我所用,但是仍然要根据中国自己“主体性”的思想来采择,择其有益者而吸收之,择其糟粕者或其不适合中国者而抛弃之,这种态度恐怕是惟一正确的态度。所以我们要看到“中体西用”论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提出“和魂洋才”,既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又比较好地保存了本民族的文化,这个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来汲取。

  

   (二)近代重商主义思想和工业化思想的形成以及国家的工业化实践

  

   十九世纪末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其中的先进者力倡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近代重商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大家不要误解这个“重商主义”。“重商”并不是简单的重视商业和贸易,“商”包含着工商,包含着制造业,所以“重商主义”一词是重视工业和商业,重商主义实际是“工商并论”。甚至后来有些人提出来,重视工农商都是重商主义,发展农业也是重商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当时重商主义的代表是王韬、薛福成、郑观应、张之洞等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以工立国与振兴实业思想更加清晰。康有为在1895年公车上书中提出变法、富国、养民的建议。在百日维新的奏折中,他提出把中国“定为工国”的主张,1898年他又提出“振兴实业”思想,第一次提出“实业”这个概念。张謇则提出“实业救国”、“棉铁主义”这两个口号,黄兴提出“实业为发展国力之母”,1919年孙中山《实业计划》中提出“今日所谓实业者,实机器生产之事业而已”。

  

   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政府大力实施奖励实业政策。清政府提出“振兴实业,奖励工商”的施政纲领,奖励工业发明专利,鼓励投资于实业工矿,这些政策对中国工业化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民国初期为鼓励发展实业,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经济立法,为工业化提供了全面的立法保障。1912-1921年,中国形成了一个工业发展的小高潮,此时正是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27-1936年是国民政府大力发展工商业的十年,在经济史上也被称为“黄金十年”。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实业四年计划》,决定以民族经济代替封建经济,建立现代式的国家。1935年政府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1936年颁布《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计划建立国营重工业工矿企业。当时的国民政府希望利用国家力量,甚至利用类似于计划经济的做法,来发展中国的重工业,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当时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取得的成果给了国民政府很大的激励。我们要看到,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际上在三十年代就开始提出来并尝试了。但是当时国家主导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之所以收效甚微,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政治力量涣散无力,国家四分五裂,财政-行政-军事难以实现统一,国家动员能力和财政汲取能力低下,难以快速和有效地动员各种资源并快速达成政治共识[1]。

  

二、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形成


   (一)国家集权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以国家高度集权为特征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道路?我认为根本原因和内在原因是基于中国是一个“后发大国”这样一个基本国情:“后发”意味着中国是一个追赶型的经济体,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对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体进行赶超;“大国”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在全球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和大国博弈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地缘大国,这种地缘大国的地位意味着中国必须在工业化过程中具备相当独立而强大的工业化组织能力、要素投入能力、工业技术创造能力和全面的工业体系建构能力。这两个特征决定了新中国必须采取独立自主的、国家集权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个战略的形成当然也有外在影响因素,主要是苏联模式的影响和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

  

   1949年以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并非单纯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决定。作为一个工业化后发国家,中国摆脱落后面貌的心态十分急迫。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自1953年起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要求政务院着手进行编制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1952年下半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从着手编制新中国的第一个长期经济建设计划开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就清晰地表现出来。经过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近一年的酝酿,1953年9月,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出台。同年,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启动。在1953年底毛泽东参与修改和编写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概念,这一旨在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解释和宣传中央新提出的总路线的文件强调,“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

  

   苏联经济的运行方式是新中国学习的第一个样板。即使不以在统计口径和指数计算上受到质疑的苏联官方数据为依据,按照格申克龙的估计,苏联机器、钢铁、煤炭、石油、电力五个处于核心地位的工业部门在1928-1937年近十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7.8%,这种高速增长是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实现的。要使中国在几乎毫无积累的前提下启动工业化,并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构建,政府同样必须具有强大的调动和配置资源的能力[2]。苏联的社会主义成就在西方世界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四、五十年代以来,英、法、德、美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开始了国有化运动,一些重要的重工业部门和战略部门都收为国有。

  

   (二)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投资结构与重工业优先的“自强化机制”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与实施在苏联的直接帮助和参与下进行。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规定苏联将在1959年前帮助中国新建和改进141个建设项目,加上1954年10月12日由于《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的签订而增加的15个项目,合计“156项”。这156个项目主要集中在煤炭部(27个)、电力部(26个)、重工部(27个:其中黑色冶金7个、有色冶金13个、化学工业7个)、一机部(29个)、二机部(42个)五个部门,此外,石油部有2个,轻工部有3个。这些项目的设计和实施,直接推动了新中国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3]。

  

与轻工业不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统一财经工作的完成,使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掌握了巨大的财政资源,这使巨额的建设投资成为可能。1952年1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布了《基本建设工作暂行办法》,从此固定资产建设项目的决策权被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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