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征峰:夫妻债务规范的层次互动体系 ——以连带债务方案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 次 更新时间:2019-07-10 23: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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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征峰  
改采时间标准。虽然《夫妻债务司法解释》区分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标准及其他共同生活标准,但是这种区分主要反映在证明责任的分配上。质言之,该司法解释实际上采纳了共同生活标准。共同生活标准的外延比“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标准的范围要广,但比家庭利益标准的范围要窄。需要注意的是,“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夫妻共同生活”“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等标准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客观视角,而非主观动机。易言之,判断一项债务的性质是否应当根据其用途进行转换之基准并不在于夫妻一方或双方负债时的主观动机,而是在于一种理性第三人视角,即理性第三人如何理解债务的性质。

   1.“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标准的家事代理权本质

   就“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标准而言,根据《夫妻债务司法解释》起草人的意见,其实际上对应的是日常家事代理权所能涵盖的范围。家事代理权在当代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本身即存争议。在我国台湾地区,由于已有关于夫妻应就家庭生活费用所生之债负连带责任的规定,有学者建议废除日常家事代理权之规定。实际上,家事代理制度并不能从民法代理的法理中获得有效的解释。正如林秀雄先生所言,“无法从日常家务互为代理之结果,而导出夫妻应就家庭生活费用所生之债务负连带责任”。按照代理之法理,代理人法律行为之效果应当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而非代理人与被代理人负连带责任。从要件上看,家事代理并不要求具有代理之意思,亦不要求显名。如夫妻一方以另外一方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在符合代理要件时,应适用代理的有关规定。在德国,关于家事代理权的法律性质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争议的焦点在于非缔约方配偶能否依据家事代理权的规定直接成为合同当事人。如果非缔约方配偶能直接依据家事代理权的规定成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则将严重破坏合同的相对性,并产生解释上的难题。在荷兰,虽然承认夫妻双方对家庭生活债务的连带责任,但是并不承认非缔约方配偶能自动成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从比较法来看,将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的清偿责任界定为连带责任日趋普遍,且与法定夫妻财产制并无直接关联。

   在我国,情况则有所不同。我国学者通常将《婚姻法》第1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01〕30号)第17条作为家事代理权的规范依据。从体系定位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条文皆为共同财产制下的规范,家事代理权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制之内容。它们实际上是对《物权法》第97条关于共同共有人处分共同财产规范的调整。法律作此调整的目的既是为了应对现实生活需要,也是为了保护第三人。只要是夫妻在日常生活范围内的处分,就不构成无权处分,第三人无需援引《物权法》第106条有关善意取得的规定。只有在处分的对象包含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两方面内容时,家事代理制度之立法目的才能实现。虽然当今的家事代理制度之立法目的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将其概括为“丧失了保护妇女的原有功能,而完全沦为保护债权人的工具”是不准确的。家事代理权更是为了维护日常生活便利与家庭团结的需要。但如前所述,家事代理并不会使得非缔约方配偶当然成为合同当事人,家事代理仅产生一种责任承担意义上的连带。法律实际上是将“夫妻应当共同分担家庭生活费用”这一对内的权利义务外化。从欧洲家庭法学会对欧洲主要国家家庭法的比较研究来看,绝大多数立法例均涉及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债务的特殊处理规则。这些特殊处理规则与家事代理制度密切相关。“无论这些法定的代理权是基于明示的规则还是基于被代理配偶的责任,在家庭共同生活的范围内,另外一方配偶均受法定代理效果的约束。”此处所谓“法定代理效果”主要体现在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及清偿上。质言之,家事代理制度为此类型债务性质的转换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2.为其他“家庭共同利益”所负债务的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家庭共同利益”标准。对《夫妻债务司法解释》中“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解释不应局限于文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审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浙高法〔2018〕89号)即对《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第3条中“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含义进行了扩张解释。其中,“共同生活”包含双方共同消费支配和用于形成夫妻共同财产两种情形。“共同生产经营”则要根据其性质和夫妻双方在其中的地位综合判定。“共同生活”和“共同生产经营”只是“家庭共同利益”的典型形态。将“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等同于“家庭共同利益”实际上是扩张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以缓和废除“推定论”后对债权人保护的不利。

   不过,对家庭共同利益的判断并非易事。容易判断的一种类型是,根据“镜像原理”,凡是为取得、管理、处分共同财产所生的债务就应当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如果为取得、管理、处分共同财产所生的债务根据财产法规则(如《物权法》第102条)已经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自无判断是否为家庭共同利益的必要。“镜像原理”体现了“哪里有权利,哪里就有责任”(Ubi emolumentum ibi onus)的观念。就我国法而言,为取得、管理和处分《婚姻法》第17条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共同财产所生债务属于典型的为家庭共同利益的情形。

   然而,到底是应从取得经济利益还是从取得法律权利的角度理解“家庭共同利益”呢?如果将其局限于取得经济利益,则可能导致家庭共同利益所能涵盖的范围被大大限缩。有学者认为,应当进行一种事实性的审查,考察债务所生利益是否实际共享。这实际上会严重限缩对共同债务的认定。例如,夫妻一方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面临风险,可能并不能实际取得经济利益,但将其排除在外并不合理。如果将其局限于取得法律权利,有可能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即负债所获得的法律权利并不能直接体现为经济利益,甚至有损于夫妻双方的共同经济利益。例如,夫妻一方从第三人处受让债权,虽然获得了作为标的物的债权,但该权利由于债务人缺乏支付能力可能难以具体化为经济利益。我国司法实践倾向于采用经济利益标准,但并不以最终获得经济利益为标准,而是强调获得经济利益的可能性。例如,在判断担保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时,无论是持赞成还是反对的观点,多采纳了是否有助于获取经济利益这一立场。因承担保证责任所产生的追偿权最多只能填补保证人的经济利益损失,而无可能从中直接获取经济利益。按照这一理解,似应将其排除在“家庭共同利益”标准所能涵盖的债务之外。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虽在《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2015〕民一他字第9号)中采纳了这一立场,但在对该案的分析中又指出,应当根据夫妻一方是否从对外担保中获取经济利益判断以夫妻一方名义所承担的保证债务是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后审理的相关案件中实际上采纳了“间接获益可能说”,即使保证人缺乏从保证中直接获益的可能,也可能因为间接获益而属于为“家庭共同利益”的情形。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王琅与李文龙、谢凯、成都欢娱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中认为,夫妻一方为自己担任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的公司债务进行保证所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其理由在于公司的经营状况会直接影响保证人的个人获利,进而会影响夫妻共同财产。在另外一起涉及债务加入的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同样采纳了这一立场,认为作为加入债务人的夫妻一方实际参与债务人的经营活动,与夫妻双方的利益存在关联,因而维持了原审法院的判决。 对于夫妻一方所生侵权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或者公法上的债务(如税款、罚款),同样应当以间接获益可能性作为判断基准,但在具体判断上有所差异。以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侵权之债为例,如果侵权行为与家庭共同利益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则应将其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典型者如出租车司机交通肇事所生债务。 在此类情形中,侵权行为本身不可能给家庭带来经济上的增益,而是会招致损失,但是与侵权行为有关的职业活动具有一种经济上的增益可能性。

   如果采纳家庭共同利益标准,可能涉及的一项解释难题是,夫妻双方抚养前婚所生子女或者非婚生子女所形成的债务实际上与夫妻双方共同的家庭利益无关。但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需要,将其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较为合理,但是否应当拓展至其他类型的血亲扶养则不无疑问。《离婚财产分割若干意见》第17条采纳了血亲扶养的立场,将夫妻一方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不过,在夫妻共同债务就是连带债务的前提下,可能会产生矫枉过正的后果,使得无法定扶养、抚养、赡养义务的配偶一方承担过重的责任。清偿后的追偿机制只能缓解这种或有或无式的困境。“间接获益可能说”实际上已经为宽泛解释“家庭共同利益”创造了基础,如果再进一步增设其他类型,其妥当性殊值怀疑。

   值得对比的是,在美国四个实行共同债务制度的州出现了扩张解释“家庭共同利益”的倾向,被学者批评过于保护债权人。而在美国这几个州,除了“共同生活需要” 产生的债务等极少例外情形外,非负债方配偶的个人财产并不会被用以清偿夫妻共同债务。而在我国,一旦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双方就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应当更为谨慎地处理扩张解释“家庭共同利益”的问题。基于类似的考虑,我国法同样不宜效仿诸如法国、匈牙利、比利时以及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华盛顿州所采用的夫妻共同债务推定模式,镜像积极财产性质不明时的推定规则,将不能被证明为个人债务的债务全部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是应适当加重债权人的举证责任,以降低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可能性。易言之,在性质不明时,应根据债务形成原因的差异分配举证责任。总体而言,考虑到连带债务的严苛性,以及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形成的夫妻共同债务对非负债方配偶可能产生的巨大负担,对于后一种类型的夫妻共同债务的判定应当至少采纳一种限缩立场。但如前所述,这种限缩或许会不利于对债权人的保护。

   不难看出,在连带债务与夫妻共同债务等置的前提下,解释“家庭共同利益”的范围并实施转换会经常面临两难境地。这主要是由于对处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范围之外但尚属于“家庭共同利益”范围之内的这部分债务,家事代理权已经不能够为其性质转换提供正当化依据。唯一可寻找的正当化依据只能是前述积极财产、消极财产与责任财产三者之间的牵连性。易言之,婚后所得共同制对责任财产的影响形成了对债务性质进行转换的必要。但这种牵连性只能为将夫妻共同财产纳入为“家庭共同利益”所负债务的责任财产范围提供支撑,而不能为将非直接负债方配偶的个人财产纳入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财产范围提供合理性论证,或有或无式转换之正当性基础存在严重问题。

  

   三、连带债务方案下个人债务的双重类型

  

   (一)个人债务类型区分的必要性

在坚持夫妻共同债务等同于连带债务的立场下,一旦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则无法对用以清偿该债务的责任财产进行限制。易言之,在此立场下,无法根据债务产生的原因进行进一步区分和类型化处理。这也是我国目前夫妻共同债务规范体系无法有效平衡债权人保护和配偶保护的重要原因。《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被诟病的重要原因正是其过度强化了对债权人的保护。过度保护最为明显的表现在于直接负债方配偶用以清偿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财产可能远远超过其若未婚时可提供的责任财产。从比较法来看,在实行婚后所得共同制的欧洲国家和美国的部分州,通常而言,如果债务根据其性质本不应由配偶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则只有在基于特殊法政策考量的例外情况(如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下,才能以非直接负债方配偶的财产清偿债务。夫妻共同债务与连带债务等置并不是一种最佳方案,在立法例上也极为罕见。将夫妻共同债务与连带债务等置的问题集中表现为对于既不属于财产法上的连带债务,也不属于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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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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