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征峰:夫妻债务规范的层次互动体系 ——以连带债务方案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 次 更新时间:2019-07-10 23: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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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征峰  
而且包括双方的个人财产。

   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只能在一项债务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况下才能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如果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将“可用共同财产偿还债务”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的独占性特征便是妥当的。从《离婚财产分割若干意见》第17条的文义来看,它并没有回答能否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个人债务的问题。立法和司法解释对这一问题的语焉不详为相关司法裁判的乱象埋下了伏笔。这种乱象尤其反映在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中。部分法院认为,债权人有权请求执行负债方配偶在共同财产中一半的财产权益。亦有法院认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仅限于法定情形,债权人无权请求执行夫妻双方共同财产。还有法院认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配偶一方无权对单项财产进行分割,也不享有按份共有份额,但债权人可以请求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如一方配偶认为其利益受损,可以在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中要求多分财产以补偿其损失。在实践中多数法院采纳了第一种意见,认为可以用负债方配偶从共同财产中可分得的份额清偿其个人债务。

   照此理解,在执行程序中自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5号)第14条的规定,夫妻任何一方均可提起析产诉讼,债权人也可以代负债方配偶提起析产诉讼,用分割所得的财产清偿个人债务。在不涉及第三人的情形中,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应适用《婚姻法》第39条、第47条以及《离婚财产分割若干意见》第8条的规定。司法实践普遍采纳了均等分割原则,极少给予妇女和子女照顾。然而,关键的问题是非负债方配偶能否以《婚姻法》第47条的规定对抗债权人。如果承认该条规定的对外效力,那么债务人可能故意实施相关行为,少分或者不分财产,不当减少责任财产,留下巨大的漏洞。但如果不承认这一分割基准,那么是否意味着《婚姻法》所确定的分配原则均不具有对外效力呢?如果不认可其对外效力就应当适用《民通意见》第90条所确立的分割规则,原则上均等分割并考虑共有人的贡献度。但该条文但书部分已经明确规定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适用《婚姻法》的规定。故而,在限缩夫妻共同债务范围的前提下,这一问题似乎很难得到解决。

   即使均等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也会背离《民通意见》第43条所隐含的“积极财产、消极财产与责任财产相互牵连”的基本框架,既可能会导致对夫妻共同财产贡献较多配偶一方的责任财产大幅减少,也可能使对夫妻共同财产贡献较少配偶一方的责任财产大幅增加。由此形成的债权人劣势或者优势实际上均有违中立性视角下的“视同无婚姻原则”。

   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是扩张夫妻共同债务的方案还是限缩夫妻共同债务的方案均存在诸多问题和弊端。单纯在债务性质认定层面进行“或有或无”式的限缩或者扩张都无法应对现实复杂情形中剧烈的利益冲突。

   (三)层次互动方案的提出

   如前所述,单纯依靠债务性质划分无法有效实现利益平衡,要么债权人的利益受到优待,要么夫妻一方的利益受到优待。这主要是由于在债务性质划分层面,实际上只有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两种选择,无法进一步类型化作业以实现更细的区分。既然单纯依靠债务性质划分无法有效解决内部和外部的利益冲突,那么能否在夫妻债务规范体系的其他层面进行类型化处理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应当首先分析夫妻债务规范体系的层次。整个夫妻债务规范体系包含对内和对外两个面向,对外以清偿责任为核心,对内则以追偿权为核心。法律需要用一种方法确定对外清偿和对内追偿的范围。债务性质划分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它可能同时具有内外两个方面的意义或者只具有某一方面的意义。例如,在美国那些采用“管理人制度”(managerial system)的州,“用以清偿债务的责任财产范围取决于对共同财产的管理和控制权,而非取决于债务形成的原因”, 但“债务性质划分在确定夫妻间的追偿请求权时十分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进行债务性质划分主要不是出于对积极财产性质划分的逻辑对称考虑,而是出于上述实用目标的考虑。在债务性质划分规范之外,债务规范体系还应包含责任财产范围规范、清偿顺序规范和追偿规范等实体法内容。此外,处于实体法和程序法交界地带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其中的事实推定规范通过一种抽象的风险分配缓和实体法规范的弊端。囿于篇幅,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前述四个层次的规范。

   所谓夫妻债务规范的层次互动,是指在“视同无婚姻原则”之下,通过上述四个层次规范的巧妙配合,进行细致的类型化处理。当然,从层次互动视角出发并不会得出唯一的解决方案,而是存在多种解决方案。但无论是哪一种解决方案都必须建立在一种体系融贯的思考之上。例如,如果采纳《夫妻债务司法解释》发布后的方案,就必须通盘考虑个人债务的清偿问题。如果欠缺对这一问题的考虑,该司法解释将导致矫枉过正的后果,危及债权人的利益。总体而言,层次互动存在两个基本方向:一是适当扩张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但需要在清偿规范层面根据夫妻共同债务产生的原因对其责任财产进行一定的区分和限制;二是限缩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但需要在清偿规范层面对个人债务的责任财产进行适当的类型化区分。当然,正如前文所述,这种体系性考量不应局限于夫妻债务规范内部,而是应当扩展至积极财产规范,并融通债法(尤其是其中的多数人债务规范)和物权法(尤其是其中的共同共有规范)。之所以进行这种扩展性考量,是因为婚后所得共同制所产生的共有或者准共有状态,“不仅影响到了共有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制度以及共有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涉及到第三人,特别是债权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夫妻债务规范同时会涉及到家庭法、债法和物权法。

  

   二、连带债务方案下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

  

   在婚后所得共同制下,对债务性质进行划分必然会涉及对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内涵的界定。虽然概念是进行性质划分的前提,但鲜有实定法对这两项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由于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的互斥性,只要对其中一项概念作出界定即可。法国学者从对内视角将夫妻共同债务界定为最终应由夫妻共同清偿的债务。意大利学者从对外视角将夫妻共同债务界定为可以用共同财产清偿的债务。两者的概念界定均建立在债务性质划分的效果之上。

   然而,从效果出发对概念进行界定的弊端在于它无法涵盖债务性质划分的依据,对债务性质进行划分需要基于债务产生的原因。从直观感受来看,夫妻共同债务是为夫妻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而个人债务是为夫妻个人利益所负的债务。但这种直观感受实际上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情形,也是不准确的。更为合理的区分标准是基于债务形成时债务人以何种面目出现,并由此进行大的类型区分。如果夫妻双方以抽象人(persona)的面貌出现,其与债权人的关系,应依财产法(尤其是债法和物权法)规范具体判断。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连带债务与夫妻共同债务等置的前提下,债务在性质上依财产法规范可能被认定为连带债务,从而形成夫妻共同债务。其他债务则可依其用途而被转换成夫妻共同债务,这些用途与夫妻身份存在密切关联。

   (一)依性质而成的夫妻共同债务

   在判断某项债务依其性质是否应被划归夫妻共同债务时,应回到多数人债务的体系上去。有学者认为夫妻共同债务并非连带债务,而是独立于连带债务的多数人债务形态。此种观点存在一项前提,即我国法上的多数人债务体系承认按份债务和连带债务之外的第三种形态。从整个民法体系来看,我国法并没有承认此种多数人债务。这一立场从《民法通则》开始即得到了很好的坚持。《民法通则》第86条、第87条仅规定了按份债务和连带债务,并未规定其他类型的多数人债务。《物权法》第102条更是从根本上否认了在《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两种多数人债务形态之外另设形态的可能性。按照《物权法》第102条的规定,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者第三人知道之例外情形,均应按连带债务处理。然而,《婚姻法》对此并未作出特别的规定。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第177条、第178条维持了按份债务与连带债务的二分法。有学者认为《合伙企业法》第38条、第39条可以作为我国法承认第三类多数人债务的例证。但合伙企业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与单纯的共同共有体存在明显的区别。共同共有体本身并不会获得独立的法律人格,也不能享有民事权利能力。这实际上也是《民法通则》在规定个人合伙时采用连带债务立场的重要原因。

   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我国法也一直采纳连带债务之立场。《婚姻法》第41条关于“共同财产不足以清偿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的规定实际上不能对外部债权人产生当然的约束。《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第25条更是明确采纳了连带债务的立场。《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维持了前述立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王社保与吕国华、刘明桂债权确认纠纷案”中将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财产范围限定于直接负债方配偶的个人财产与共同财产的观点实际上背离了现行法关于夫妻共同债务就是连带债务的立场。事实上,要不要单独设立协同债务或者共同共有债务这一类型的意义是存疑的。就本文所论的夫妻共同债务而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债权人是否应同时向夫妻双方提出清偿的请求,也不在于以共同财产向债权人承担共同共有债务后再以个人财产承担连带债务的区分,而在于如何根据债务形成的原因对需要用以清偿债务的责任财产范围进行合理的限制,共同共有债务或者协同债务并不能担此重任。这是由于它并不能像按份之债那样限定个人所需承担的责任范围。从这一角度来看,增设共同共有债务的意义微弱。

   从夫妻双方依据财产法规范所形成的夫妻共同债务的种类来看,其既可能是意定之债,也可能是法定之债。婚姻并不消解夫妻双方的法律人格,他们作为民事主体所形成的各类连带债务均应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但并不能从缔结婚姻的意思表示中解释出债务人与其配偶形成了并存债务承担的合意,并由此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夫妻在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过程中,依据财产法中的规范对第三人负连带债务并不罕见。如果夫妻双方对第三人所负债务根据财产法中的规范已被界定为连带债务,自无必要再作相应的用途考察而可以径直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一过程的实现难度远低于经由债务用途考察而进行的转换性认定。

   值得探讨的是,夫妻双方通过共同意思表示或者其他原因所形成的按份之债是否应当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从《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第1条之文义来看,夫妻共同意思并不局限于形成连带债务这一层含义,而且还包含双方通过共同意思表示形成按份之债这一层含义。如果作此解释,则意味着某些类型的债务根据财产法是按份债务,根据身份法又是连带债务,唯一可能就是此类型的债务根据其用途而进行了性质上的转换。但实际上,并非所有基于共同意思所形成的按份债务都存在“家庭日常生活”“夫妻共同生活”“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等用途。在坚持连带债务与夫妻共同债务同义互换的立场下,不应将无法进行用途转换的按份债务直接拟制为夫妻共同债务,而应将其定性为个人债务。

   (二)依用途而成的夫妻共同债务

   依用途而成的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在性质上不能依据财产法规范被界定为连带债务,但根据该债务所含用途,能依据家庭法规范将其拟制为连带债务的债务。这一拟制性转换的合理性来源于婚姻对夫妻双方责任财产的影响。当然,其中还包含了对家庭团结性予以维持的抽象立法目的。按照原型,其可以区分为原为按份之债而依用途被拟制为连带之债以及原为单一之债而依用途被拟制为连带之债两种类型,实践中争议较多的是后者。

关于这一拟制所依据的债务用途,学说上主要存在“家庭利益”“家庭生活所需”“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等三种标准。自1980年《婚姻法》以来我国法就此长期采纳共同生活标准。《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被批评的一项重要原因正是其偏离了我国立法长期以来坚持的基于共同生活用途之性质转换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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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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