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波 赵亚川:日常生活与人类学的中国思想资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7 次 更新时间:2019-07-09 18: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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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剑波   赵亚川  
性善论可以说是对人性的一个主导性的基本认识,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太极八卦等可以说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而天下观、孝悌观以及仁义礼智信等则是关于人与人、群与群之间关系的概念和规范。

  

   从费孝通以来,一些学者已经在讨论一些可能具有学科意义的中国概念,例如“面子”、“关系”、“无为”、“中庸”等。值得提及的是,庄孔韶在20世纪90年代明确提出文化直觉主义,试图将中国思想中所蕴涵的情感、体认、直觉等传统纳入到当时一般被认为是更强调科学、客观、理性思考的人类学研究和写作。而王铭铭在其一系列讨论中国古代思想和文明史的研究中,也不断强调“天下”这一类中国古代的概念之于人类学理论思考的挑战和意义。这些概念的深入探讨才有可能使得中国人类学不再仅仅是“关于中国的人类学”,也是对“中国的人论”的讨论以及“中国的人类学”的真正建立。更进一步,这也才有可能使得中国人类学对于中国自身的研究能够综合并超越西方学术意义上的汉学或地区研究意义上的中国研究,以及单方面强调本土意识的国学,而具有真正的世界意义。

  

   除了上述的讨论,我们强调的“人类学的中国思想资源”一个不可忽视的层面,便是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学人类学的人都知道,像玛纳、萨满、图腾等等一系列词已经成为我们人类学知识体系当中重要的术语。但是我们追根溯源会发现,这些概念和术语是原来学者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在当地找到的一些词。后来,这些词成为一种学术性的分析性的概念。但是我们认为,它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性的分析性的词汇,更多地是一种描述性或比喻性的说法。那么从此出发,我们所说的“日常生活与人类学的中国思想资源”这个进路便是想要在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面去发现他们的“日常语言”,去发现那些真正深入人心的词汇、术语、概念。我们试图通过这些“日常生活的实践”去了解并理解普通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是如何理解、组织自身的生活?如我们近年来对于“修”、“修行”的关注。“修”、“修行”等词在中国的传统文献中用法极广,同时处处体现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它也关涉我们人类学所关注的文化习得、文化传承的议题。我们试图通过这样一个话题去探讨普通的民众“日常生活实践”的问题,同时关涉中国文化中的“修”及“修行”特征。我们强调,既要在历史文献中去寻找那些“沉默的修行”,从修的字形和字义梳理进行具体的考辨,对于“修”、“修行”等词本身的意义及其延伸加以研究和辨析,考察古人的修行实践及其意涵等等;亦从实际田野出发,寻找当下社会被普通大众实践着的“修”与“修行”。在此基础之上,不忘关照其间的关联性。

  

   我们可以说,人类学是研究“空间中的人”的学问,选定具体的空间,继而关注生活于此的“人”的文化。关注这一空间中人的文化,我们强调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的研究,因此要关注历史或时间的问题。我们需要从人们当下日常实践的文化去“反观”过去,在这一动态变化的过程中认识我们所面对、研究的这个空间中的人的制度、礼俗、族群及文化认同等等。这是我们在强调“人类学的中国思想资源”时突出日常生活的意义所在。我们确实需要回到古典文献,去考察原典之中的礼仪、制度及思想,同时也要突出人类学的经验性,强调立足日常生活实践之上的反观,体认寓于其中的古今关联性。在这个意义上,在具体的空间场景和时间脉络中,我们方可言说对于中国的一种整体性认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突出了我们在面对中国思想文化时的人类学特色。换言之,我们在重视中国既有历史文献、思想资源的同时,强调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发现“中国”,抑或是说“在田野中发现中国”。

  

   我们对于中国思想资源的重视和挖掘,不仅是一种历史和文本的进路,同时也坚决强调人类学研究的经验性(empirical),但绝不是经验主义(empiricism)。如同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其《烛幽之光》的序言中所说,在他看来,人类学正是不折不扣地在执行维特根斯坦的著名呼吁:回到粗糙的地面。冰面虽然理想,却无法行走,因为那里没有摩擦。进一步说,人类学一旦失去其植根于日常生活的感知能力或经验性,也就不再具有其回应人类核心问题的知识冲击力,不过沦为另一种思考和言说的游戏。

  

余论:面向一种怎样的中国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China)?


   法国人类学家杜蒙(Louis Dumont)以印度研究而知名,他曾就他所倡导的“印度社会学”发表了如此看法——“印度社会学的研究必须置于社会学与印度学的结合之下”。这是杜蒙倡导的对于“文明社会”研究时对既有历史文献重视的展现。与印度相较,中国同样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体”,其历史文献不可谓不浩瀚。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类学之研究便是要置于人类学与中国学(不仅仅指汉学)的结合之下。

  

   在中国社会研究中对历史文献的(以汉文文献为主)重视,已有很多学者指出,如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等,但我们要进一步指出,这种对于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视并非简单地削足适履,去套用、迎合西方理论。我们对于历史资料的利用,同样要做到在其具体的时空语境中对其加以理解。这也是学者们在重回历史文献寻求诸多名词,如“孝”、“德”等时所强调的。这强调与前文我们提到对于晚清以降社会学人类学舶来之初的“译述”问题的重视,亦是一个道理。我们知道很多具体的概念、术语,需回到其产生的历史过程当中才能明白其在彼时的“意义”,由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其所经历的变迁,明白其在此时的意涵。

  

   再回到我们所强调的对于中国进行整体认识的话题。我们人类学所关注的往往是一个村庄或社区,此乃中国这个整体或“一”中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如此表述,不是说想要去抹杀不同地方、不同区域的多样性。我们所说的“一”与“多元”并非是对立之关系,而是“多元”含括于(encompassed)“一”之中。借用史学家的话“中国既是‘一’,又是‘无数’”。“这个‘一’和‘无数’并不对立,而且一并不是从无数中抽象出来的,相反,‘一’只能借助于无数才能呈现自身”。我们强调我们的田野点(村庄、社区)其本身即为一个整体,其上的区域又是一个整体,区域之上国家亦是整体,那么此层层递进的“阶序式”的含括关系,正好体现了“中国”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那么我们所试图去表示的“中国”便内含于我们的田野之中,内含于当地人的具体生活之中。也是我们前文所说的“在田野中发现中国”。

  

   基于此,我们可以说我们想要去寻求的“中国人类学”是去寻求一种描述,一种杜蒙所述韦伯意义上的理解。我们同样也强调人类学与大中国学的结合,强调“一”对于“无数”的含括。强调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求得我们对于“中国”这种生活“样法”的理解。从这些我们试图寻求的意义层面出发,或许中国人类学的方向不仅仅是更细致深入地研究中国社会,或者仅仅在拓展研究范围的意义上大力推动海外民族志的研究,以及仅仅将原来由西方掌握的话语权或叙事权抢夺过来,更是对于中国思想之于人类学之中国研究,以及中国人类学之于世界的认识能提供真正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概念和思考资源。或许这并不意味着进入所谓人类学的中国时代,与所谓政治经济角度上的“中国时代”同步,而更可能是为复数的“世界人类学”提供一种中国的图景,或者说“世界人类学的中国学派”,正如中国成为这个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的合奏之重要部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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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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