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波 赵亚川:日常生活与人类学的中国思想资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1 次 更新时间:2019-07-09 18: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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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剑波   赵亚川  
这种中外学者对于“中国”的认识背后是一系列复杂的因素,有学者所受之学术脉络之影响,也有政治立场之左右。诚如汪荣祖所总结的那般:“人文社会科学虽同样有客体,然而对客体的认知有个人因素,以及不同的文化和价值判断,会有不同的解释,也就会出现主体性。不过,主体性并不是‘中心论(ethnocentrism)’,也非‘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应如以赛亚·柏林所说的‘文化多元论(cultural pluralism)’。即文化是多元的,无分优劣,可以并存。”确然如是。

  

   我们且跳出历史学者对于“中国”概念的理解与论述,从流行的“在××发现中国”换一种思路去理解如何表述“中国”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人类学者参与有关“中国”概念讨论的一种路径。孙歌在《在生活中发现中国》一文,以自己的经历见闻去告诉我们“中国在哪儿?”她通过在广东黄埔村和马来西亚吉隆坡所接触和了解到的文化历史,向我们展示了她在“生活中发现的中国”——中国,并不仅仅是以国界为边界并享有现代国家主权的政治体,它更是生活人的“活法”,是顾炎武当年所说的“天下”。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国是实体性的,走出这个实体性中国,我们会与另外一种非实体的然而却拥有体温的“中国”相遇,它并不妨碍海外华人认同其他的实体性国家,然而那个有温度的“中国”却仍然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有“温度”的中国,让中国体现为活生生人的“活法”,此种路径不正是我们以经验研究见长的人类学优势所在吗?套用流行语,我们可以说“在田野里发现中国”。再回到中国人类学的两大研究集中点——汉人社会和少数民族,那么我们进一步指出,我们在田野中发现的中国,既有汉人中国,亦有少数民族的中国。我们田野中的发现和表述的中国是一个“文化多元”的中国。我们跳过“中国”概念讨论中有关“实体”和“想象”的争论,从我们学科自身出发,所要强调的是中国当然是“一体”,但同时也是“多元”,或者更准确地说,文化的多样和丰富。在中国这个“文化生态体系”中,其活力和弹韧性(resilience)正在于其内部的多样和丰富性。

  

   在田野中发现中国,表述中国,我们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人,是有温度和情感的“中国”。那么由此出发,借用梁漱溟先生的词,我们所要表述的中国是一种“生活的样法”。这种生活的“样法”,是他们生命历程的具体展现,是他们处世之道或生活伦理的日常实践,是活着的、被实践着的“文化”。如此的生活样法便是“中国文化”,其中包含了汉人文化、儒家文化,但同时也不仅仅止于此。

  

三、从作为对象的中国到作为方法的中国


   (一) 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

  

   从现代西方人类学的角度来说,确实中国在历史上原本仅仅是西方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就算是一些华人学者的中国研究也基本上是面对西方学界而言说的,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以及近些年比较重要的阎云翔的一系列论著严格来说其首先面对的也是西方读者,其作品也都是先以英文完成,并基本采用的是西方人类学的研究进路。但这并不是说这些研究因此不具有所谓的中国问题意识,在此我们要强调的主要是这些包括了华人学者在内的研究对于世界人类学的贡献,并探讨那些继续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研究的知识可能。

  

   在汉文明这个层面上,中国曾经为世界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一方面体现为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原本主要用于较小文化和人群的人类学研究,而今尝试去对庞大的文明体系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则在于中国人类学家对于中国的研究,为本地人研究本地文化开出了一个可能的路径。这也正是马林诺夫斯基当年在费孝通《江村经济》“序言”中所表达的意思:所谓“人类学的中国学派”的期许,不仅仅是对自己高足的赞许,更是对一种研究范围和研究进路的可能性的展望。当然,实际上这种情况同样也见于其他地区的人类学研究,如印度、埃及等。然而,这种期许似乎更多是对于那些研究汉人的西方人类学家来说的。对于费孝通的研究,他的同门利奇(Edmund Leach)就毫不客气地提出严厉的批评,质疑这样的研究。这样的质疑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类学界再次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所用的理据基本上和利奇对费孝通的批评一样,只不过这一次主要的批评对象换成了受了人类学或民族学训练并且主要研究自己所属民族的少数民族学者。

  

   公正地说,这些批评当然有其理由甚至创见,但这并不能掩盖中国研究,特别是作为一个悠久文明体系的汉文化的研究,对于功能论人类学一度以岛民、原始民、“有边界的社区”为主的研究传统,在研究范围,尤其是方法论上的冲击和超越。如果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主要是一个规范的功能主义研究文本的话,那么他后来写作的《乡土中国》等作品就越来越有中国文人传统中那种“士”的关怀和历史感。而林耀华则在其《金翼》这一实验性文本的最后,用“把种子埋入土里”这个很文艺的隐喻传达了他对于中国历史传承以及社会文化变迁的看法。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格局的改变,西方人类学家无法进入中国内地,只能主要以中国台湾或中国香港地区为“实验田”来展开对中国的研究,因此这几十年中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对华南及东南地区汉人社会,特别是其家族/宗族制度以及民间信仰方面的探讨。在中国重新开放之后,一些西方人类学家先后得以进入中国内地展开研究,其中一些人表现出了对汉人以外的民族文化的兴趣,例如郝瑞的彝族研究,杜磊的穆斯林研究,王富文的苗族研究等。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出于国内民族关系的实际需要,民族研究或民族政策研究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机构以及民族院校系统的重点研究方向,这些研究一方面学习了苏联民族学的方法,一方面也延续了20世纪30至40年代的边政学的问题意识,以及对于历史和语言的研究传统。

  

   这些研究者既有汉人学者,也有相当多的少数民族学者,特别是民族院校在几十年中所训练出来的少数民族学者。这些研究成果及少数民族学者本身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不过,我们也需要留意此类研究可能面对的一些质疑:即这些研究主要是对民族国家内部的“他者”或少数民族的研究,在研究者身份上也存在所谓“本民族学者能否更好地研究本民族”的问题,而且他们对本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的思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沿用的仍是社会进化论的框架。

  

   (二) 作为研究方法的中国

  

   作为西方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中国已经为人类学的发展拓展了范围,而对于接受现代人类学训练的中国学者来说,就算其最初或最主要的写作对象是西方学术界,但其文化底蕴以及问题意识已经难以避免地具有中国色彩。我们可能也能看到那种评论印度人类学家时所说的“平时是印度人,一做研究就是西方人”的情况,但无论如何,中国学者也是绝对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人类学家的,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缓慢溶入血液的过程。

  

   在这种对于研究者个体而言难以言说的文化渗入之外,我们期待的是发现和表述出中国如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视角,以及我们更为关注的中国作为一种理论和思想资源的渐进发展。

  

   如上文我们提到的,近年来中国学界关于如何理解中国的论述中,“中国”作为一个概念日渐出现作为研究对象或问题的中国与作为研究方法或视角的中国的区别。周宁的《天朝遥远》、复旦大学历史研究院编选的《亚洲的中国》、葛兆光的《宅兹中国》、《何为中国?》等这些作品的主要论述和材料都是“过去的”历史,而且都试图从他人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何为中国。

  

   与这些从“镜中之我”来认识中国的途径不同,王铭铭反其道而行之,将西方作为他者来重新叙述自周穆王以降的中国历史,然而,他的这些思考可以被理解为如何认识“何为中国”这个看似简单,却复杂无比的问题,以及如何从根本上构建对西方以及对自身的认识方式。在后一个意义上,王铭铭的这项研究更值得进一步的讨论和展开,亦即中国不再仅仅是作为研究对象而被叙述和研究的实体,而成为可以作为叙述主体的一种研究方法或视角。尽管这难免受到反向东方学的质疑,但它所可能产生的知识冲击仍然值得期待。

  

   与王铭铭这个“西方作为他者”的主张类似,赵旭东近些年来也在呼唤中国人类学家们需要有更为明确的“中国意识”。他认为,中国人类学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以中国意识为核心的知识主体性话语的创造,要求人类学家必须从中国中心的角度去重新看待宏观的整个世界的构成。围绕中国而产生出来的地方社会、周边社会以及现代世界这三者可以用来构成人类学家审视自己田野资料的背景性构架。而以中国意识的构造为核心的多个世界图式的影响及其互动属于是一种不变的内核中的最为坚硬的一部分。我们要去承认这种多元世界的现实,并洞察到这多元背后作为整体的文化存在的可能,以此来促进人类学的文化反思及创造出具有新的意义且有着知识主体性的田野工作。

  

   我们都知道,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人类学源起于对于所谓“异文化”的追求,那么身处当下一个急剧变化的全球化时代,我们除了寻找所谓的“异”,该如何面对我们本身的文化研究。上述学者们的主张无疑在很多方面给我们如何整体的理解中国,做好“中国人类学”提供了诸多启发。从“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到“作为研究方法的中国”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学者们“中国主体性”、“中国意识”的体现,也是中国人类学学者追寻自身传统,寻找自我“身世感”的彰显。我们试图在说明中国特性的同时,又超越中国特殊性,不再只满足于西方理论指导下的中国人类学,而是试图从其本身的思想传统和生活现实去生发理论。

  

四、日常生活与人类学的中国思想资源


   既有的中国人类学史的著作,如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民族学史》、《中国人类学史》等著作,就理论层面来说,其实主要是一部对西方理论思想的接受史,而未充分展开探讨中国思想资源对于人类学理论的可能性及意义。而我们上述介绍到的王铭铭则希望从研究视角和言说方式上来一个根本性的转换,将中国从过去的被研究、被叙述,改为研究和叙述的主体。如果仔细体会赵旭东的观点,尽管也有将中国作为叙事主体这个意涵,但他似乎还希望能突破这个仅仅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考虑,而试图去探讨中国思想的主体性以及对普遍人类学研究和理论的可能意义。

  

按照萨林斯在《甜蜜的悲哀》中的梳理,西方人类学以及整体的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其实在其思想底层是一种深厚的基督教人论的观念,其关于人之罪性与人神绝对差异的看法从根本上引发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虽然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如果我们加以借鉴,或许也可以从这一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化的深层逻辑。确实,就中国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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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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