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骞:建构性政治与中国道路的建构性特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4 次 更新时间:2019-07-06 0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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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骞  

   内容提要:现代以来存在着消极政治、革命政治和微观政治三种主要政治概念,但这些主要概念已经不足以揭示当代政治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用建构性政治概念来概括当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建构性政治概念强调政治在社会发展中的建构性功能,突出政治的历史使命和担当意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中国道路的成功,可以看成是建构性政治兴起的标志性事件。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将革命政治的主体性精神转化为和平建设时期的强大动力,政治国家以一种渐进的方式积极地推动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承担起了社会跨越式发展引领者和助推器的使命。这是当代中国道路成功的基本政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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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哲学中始终存在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张力。仅仅在与描述性相对的规范性意义上理解政治哲学,实在是误解了政治哲学的本质,当然也误解了政治实践的本质。政治哲学关于政治的阐释应该是事实性与价值性、描述性与规范性的统一。正是这种对立统一的张力推动着政治实践和政治概念相互促进的历史发展。政治哲学讨论的政治概念并不是现实政治的图像,也不是与现实无涉的应然观念。它不仅仅是对现实政治的“反映”,而且是超越现实政治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的立论基础既不是实然,也不是应然,而是作为二者统一的“能然”,即事实上可行而且价值上应该的观念建构,既要把握政治客观状况又要以应然的观念建构规定政治实践的发展方向。政治哲学提供的不是与实践活动无关的绝对真理,而是历史性的实践真理。因此,政治哲学的基本观念本身在历史实践中不断的发展变化。

   今天看来,当代政治实践已经发展到了与传统政治决裂的程度,现代西方的重要政治概念已经难以揭示当代政治实践及其发展趋势,而新的政治形态和政治概念已现端倪。在反思现代消极政治、革命政治和微观政治的基础上,我们用建构性政治来概括当代政治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在我们看来,40年改革开放实践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基本特征就是建构性政治的兴起并逐渐得到巩固。今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由其奠基并展开的建构性政治发展道路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步事业发挥新的历史作用。如果这种立足于中国实践的建构性政治理念在理论建设中也得到展开的话,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哲学也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只有当中国道路的政治特征在政治哲学层面以标志性的独特概念得到表达的时候,其世界历史性的地位和意义才能真正得到确立和巩固。

  

   一、建构性政治概念的思想语境:三种政治概念

  

   历史是孕育思想的大地。任何具有生命力的范畴都是从历史的土壤中生成并发展起来的,而不是“无人身的理性”自我展开的结果。西方社会进入现代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导致了政治观念的根本变化,形成了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多种政治概念。全面细致地研究各种政治思想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本文的任务。从形态学的意义来看,我们将现代以来的政治概念的概括为三种,即消极政治、革命政治和微观政治。这三种主要政治概念的基本含义、主要特征和相互关系的阐释将表明,它们已经不足以揭示当代政治实践尤其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呈现出的新特征和新趋势,因此,我们提出建构性政治概念。对三种政治概念的阐释是建构性政治概念提出的思想语境。

   (一)以捍卫个体权利为核心的消极政治

   现代政治解放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以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天赋权利观念颠覆了传统的神权政治和世袭专制。在现代解放中,人在政治上成为抽象同一性的公民,个人的出身、血缘、财产、信仰等等不再是参与政治的条件,个人的私人生活也不再是政治干预的对象。马克思曾经高度肯定这一现代成就,认为它是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①立足这种自由、平等的人权观念,现代权力制衡和民主选举制度将政治的正当性建立在社会认可的基础之上,要求政治国家以服务性的姿态发挥职能并且接受社会监督,捍卫个体权利。限制公共权力和弱化政府职能成为现代政治理论的核心主张。政治权力被要求从公民的私人生活中撤退。与这种政治生活中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观念相同,经济生活也要求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主张国家权力放弃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小政府才是好政府,政府应该成为市场的“守夜人”。经济生活中的市场本位和政治生活中的个人本位都要求限制政治权力,削弱政府的职能。政治被看成消极的被动存在,而不像传统社会中的神学政治或者德性政治那样发挥一种超越现实的建构性力量。我们将这种政治概念及其实践称为消极政治。

   由于肯定市场的自发性和个体权利的优先地位,消极政治以制约政治权力和弱化政治功能为基本指向,政治权力被看成一种必要的“恶”。预防政治权力的僭越和腐败,捍卫个体权利和社会生活的独立性成为现代政治的根本出发点。这种消极政治概念建立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力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政治国家本质上被看成社会的附属结构,只应该发挥补充性的维护功能。这种政治概念限制了政治超越性的建构作用。政治活动不再被看成实现个体卓越的领域和构建社会意义空间的积极实践,政治国家只是被看作是依据法律制度和科学技术运行的非道德实体,它将信仰、道德和美育等等多种职能留给了个人或市民社会。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黑格尔已经洞察了这种消极政治概念的局限性。黑格尔十分强调政治的积极作用,他赋予了国家优先地位和积极意义。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因为它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这个实体性的统一是绝对的不受推动的自身目的,在这个自身目的中自由达到它的最高权利,正如这个最终目的对单个人具有最高权利一样,成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②在黑格尔看来,国家的使命不在于“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否则,按照契约论的路子来理解国家,成为国家的成员就成为“任意的事”。因此,黑格尔以“绝对理性”的国家克服市民社会的“形式的普遍性”,认为市民社会“必须以国家为前提”。一种能动性、超越性的政治概念在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众中已经初现端倪了。消极政治概念既不能揭示政治国家的功能,也不能揭示国家形成的机制,今天看来,更不符合当代政治功能强化的普遍趋势。当然,黑格尔对政治国家的积极肯定是从克服市民社会的局限性出发的,既不是因为政治国家作用日益强化这一当代的历史趋势,也没有真正超越现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对立的理论立场。尽管如此,黑格尔的理论突出政治国家的建设性作用,对反思现代消极政治概念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超越现代政治解放局限性的革命政治

   马克思曾经批判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在更加开阔的视野中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政治。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只是按照现代国家的样子描述了它,然后用这种现存的东西来冒充国家的本质,因此充满理论上的自我矛盾。③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国家本身是建立在现代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现代国家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④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作为现代政治解放成果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利的抽象性、形式性。“完成了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人的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这种利己生活的一切前提继续存在于国家范围以外,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然而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存在的。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⑤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现代解放只是政治解放,而不是全面的人类解放。如果不能改变现代市民社会本身的基础,政治国家就不可能解决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未来解放应该从政治解放推进到物质生活领域,实现人类生活所有领域的全面解放,而不仅停留在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权利层面。同时,新的解放更不应该只是资产阶级获得统治的权力,不应该只是部分人获得解放,而应该是人类整体的解放。因此,马克思主张以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实现人类社会的整体解放。革命成为马克思理论的核心范畴。马克思的政治概念可以称为革命政治。此种革命政治理论突破了现代政治解放的界限,对政治实践的形式、目的、主体、功能等等方面的阐释都不同于现代消极的政治概念。在这种革命政治概念中,政治的任务不是维护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统治,不是停留于捍卫个体的抽象权利,而是积极地摧毁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秩序本身。革命作为根本的政治实践活动,是改变现实、创造历史的本质力量,现代的程序正义、民主选举、权力监督、舆论自由等都不再是理论探讨的中心,也不是革命政治的目标,而是反思和超越的对象。

   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政治是现代解放政治理论的推进,它不是否定而是要求彻底实现现代自由解放的目标。正是通过革命政治的传播,马克思思想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成为当代思想和社会现实的基本构成要素,如今仍然是各种左翼思想的精神来源。然而,十月革命胜利70多年后,东欧剧变导致了共产主义的大面积“塌方”(福山用语),革命政治的名誉遭到了极大毁损。在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看来,革命政治彻底变革社会的蓝图不过是乌托邦梦想。与此同时,宿命论的历史观再度成为当代普遍的历史意识,现代的自由民主制度被看成了人类历史的终结。⑥在当代社会历史语境中,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革命政治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如何得到传承,是当代政治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毫无疑问,对通过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取得政权,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继承革命政治的主体性精神,将它转化为社会建设实践中的能动力量,是一个事关根本的问题。

   (三)立足于小叙事的后现代微观政治

   整个现代政治总是高举自由、民主、平等的旗帜,以解放话语承诺实现完美的社会状态。20世纪中后期产生的后现代主义,开始全面批判现代以来的解放政治和革命政治,认为现代性的解放话语导致了20世纪以来的战争和历史灾难,人类应该放弃人性的完美主义假定和宏大的解放承诺。按照利奥塔的说法,现代性事业(普遍性的实现)不是被放弃或者遗忘了,而是毁灭了,“清算”了。⑦随着这一现代性事业的崩溃,思想界弥散着浓烈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情绪。后现代主义正是这种悲观失望在思想上的表现。正如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所指出的:“随着这一事业的崩溃,一种无法消除的怀疑被铭刻在欧洲的,也许是西方的意识里面:历史并不如康德所认为的那样,必然地‘向更好的方向’前进,或者说历史并不一定拥有普遍的目的。”⑧

在这种普遍的悲观情绪中,后现代主义质疑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质疑建立一种理想社会的思想前提和实践努力,形成了消极政治和革命政治之后的第三种政治概念,我们称之为微观政治。后现代主义者批判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治在内的现代解放政治,是立足于抽象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宏大叙事,一种改变现实的社会工程学。后现代主义认为,政治没有绝对基础、绝对原则和绝对目标,政治活动是立足于当下的、具体的微观实践,甚至是一种话语游戏和公共娱乐。后现代主义者罗蒂曾经指出,我们已经走到了大写哲学、大写政治终结的时代,政治只是处理具体事件的微观实践。在罗蒂看来,小实验、小变革才是一种真正的历史性意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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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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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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