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 斯泰纳:源自个人选择的正义

——访谈左派自由至上主义代表人物希尔·斯泰纳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 次 更新时间:2019-07-05 23:4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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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   斯泰纳  

   希尔·斯泰纳(Hillel Steiner)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哲学系的荣誉教授、不列颠学院(The British Academy)院士,当代左派自由至上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哲学研究围绕自由、权利、正义这些基本概念展开,主张在保障每个人的平等的自由的基础上,以土地税和遗产税来调节财富分配的不均。1994年,斯泰纳的著作《论权利》被英国政治研究协会(PSA)评为“年度最佳图书”。近十几年来,斯泰纳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中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皮特·沃伦泰尔(Peter Vallentyne)和迈克尔·大冢(Michael Otsuka)等人也注意到了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张力。在批评右派自由至上主义的基础上,这几位学者对私有权、市场、税收等分配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形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这一派别试图在坚持权利的至上地位的同时,以税收方式调节社会中的不平等,其理想是实现一个既自由又平等的社会。2017年6月,笔者在英国访学期间专程拜访斯泰纳教授,就自由、平等、税收以及分配正义等问题向其进行了请教。

  

   一、自由至上主义:左派与右派

  

   李石:斯泰纳教授,您好!近十几年来,“左派自由至上主义”在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中影响很大。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政治哲学派别吗?您认为自己是一个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left-libertarian)吗?还有哪些当代政治哲学研究者是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

   斯泰纳:是的,我确实认为自己是一个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我主要的著作《论权利》①分析了一系列概念:自由、权利以及理性(rationality)——这些概念被用来构建左派自由至上主义的根本原则。我想,当代著名的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还包括皮特·沃伦泰尔和迈克尔·大冢,或许还有伊恩·卡特(Ian Carter)。另外,其他一些政治哲学研究者的立场也在慢慢接近左派自由至上主义的观点。

   至于菲利普·范帕雷斯(Philip Van Parijs),他既是,也不是。关于这一点的原因,我在下面的谈话中可以解释得更清楚。范帕雷斯所使用的自由概念与我们所用的概念有着细微的不同。他使用的是一种更加“积极”的自由概念,所以在实践中其结论也会有所不同。除了概念的不同,在纯粹经验方面,我们的观点与范帕雷斯的观点也有一些差别:这些问题是关于事实的,基于此的异议很难弥合。范帕雷斯主张,社会中每个人都拥有获得一定数量现金的资格。许多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也这么认为。但是,在范帕雷斯的学说中,用以支持这一基本资格的税收种类比绝大多数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所认为的要更多样化。然而,我或许也会将他当作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因为他所倡导的根本原则与许多其他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是一样的(我会在下面深入讨论这一根本原则)。他认为,这些根本原则意味着比我和其他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所主张的更深程度的平等。而我认为,这部分是因为他使用了不同的自由概念。至于其他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你看过我和沃伦泰尔编辑的文集②吗?其中的第二卷收录了当代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论文,他们都是各种类型的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

   李石:在我的印象中,左派自由至上主义是在批评像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这样的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同样也支持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那么,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的主要观点是什么?与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有什么根本区别?

   斯泰纳: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支持自由市场,但他们同时主张一种对财富的正义分配。他们认为,一种对财富的正义分配包括给予每个人一种物质性的平等起点,比如“基本收入”(basic income),或者是“基本资本股份”(basic capital stake)。所谓“基本收入”是指,你每个月从国家获得一张支票。而“基本资本股份”是不一样的:当你成年的时候,你从国家拿到一大笔钱,在那之后你将不再得到任何东西。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可以用这笔钱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你可以用这笔钱上大学,创业,买房,或者参加某种培训;如果你愿意的话,甚至可以全花在巧克力上。但是,除了这些,你将不会再从国家得到任何“有保证的收入”(guaranteed income)。有学者论证说,基本资本股份比基本收入更接近自由至上主义的主张,其家长主义的色彩更少。范帕雷斯在他的《所有人的真正自由》一书中解释了他为什么更赞同“基本收入”而不是“基本资本股份”:这就是,当人们比较年轻的时候,他们的经验较少,更可能犯投资方面的错误。所以,基本收入使得一个更成熟的自己不必在怜悯下度日——而基本资本股份就可能会导致这样的情况。③就我个人的观点,我不太确定这一区别是否有这么重要。在一个自由市场中,这两种形式的财富是可以相互转换的:银行通常给有固定收入的个人以大额贷款;另一方面,拥有大量现金的人可以将其投资到某种形式的年金,以便每月获得固定的收入。

   自由市场是所有自由至上主义者的一个基本主张,而左派自由至上主义则认为,当且仅当进入自由市场的所有权——人们在市场中进行买卖的所有权——是公平而正义的,自由市场的分配结果才是公平而正义的。而这些所有权要变成正义的,就必须缴纳公平而正义的税收费用。左派自由至上主义与右派自由至上主义之间最重要的相同点是他们都相信自我所有权。每个人拥有自己的身体,所以任何人都不是天生为奴的。两派都相信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并相信不应该存在所谓的“无受害者的犯罪”(victimless crimes)。比如说,在英国的法律体系中,有一种罪行叫作“亵渎罪”(blasphemy),在许多国家都是这样:亵渎是一种极其不敬的行为。另一种形式的无受害者的犯罪在法律上被叫作“有伤风化的暴露”(indecent exposure):在公共场所赤身裸体。在许多社会中,卖淫和吸毒都属于类似的犯罪行为。

   自由至上主义者,还有许多自由主义者,比如罗尔斯,遵循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教导,会认为既然其他人并不会被这些行为伤害,那么这些行为就不应该被定罪。人们可能不喜欢这些行为,但既然他们并没有在任何相关的意义上受到伤害——他们的权利并没有受到侵犯——那么法律就应该保护做这些行为的人。人们可能不喜欢看到这些事情,但他们并非对自己能看到的一切都有权进行干涉,例如,对他们能看到的其他人穿不穿衣服进行干涉。

   李石:那人们对他们能听到的一切拥有权利吗?

   斯泰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密尔的“伤害原则”的复杂性显现出来。讨论表达自由的大量文献向我们展示了这一问题有多复杂。当然,我们都同意,我们没有权利对着别人的耳朵大喊大叫。但是,这里的界限非常难以确定。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当这些活动是在“公共空间”进行的时候,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在自由至上主义者的理想世界中,将不存在公共空间:所有的空间都被私有化了。这使得我们可以说,如果某人在他自己的空间中演奏吵闹的音乐,如果噪音传到我的空间中来,那么他就越界了。他侵犯了我的权利,而我就有权或者制止他演奏音乐,或者让他将音量关小,或者要求他补偿我,或者其他的。在这一点上,说话也是一样的。对自由至上主义者来说,解决这种“污染问题”(pollution problem)的首要方式依赖于有一组可理解的、界限清晰的私有权,包括对空间的占有权利。

   在现今的世界中,所有人类社会都包含着许多公共空间。自由至上主义者想要将尽量多的公共空间私有化,而这将使得人们的哪些活动侵犯了其他人的权利变得更加清晰。自由至上主义者以及宽泛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所有无受害者的犯罪都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然而,许多类似的活动在公共空间进行,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说,当他们见到有人在公共场合裸体时,或者看到亵渎的行为,或者不得不受吵闹音乐的干扰时,他们受到了伤害。如果所有的空间都私有化了,那就更容易判断那些人们不喜欢的行为是否确实侵犯了人们的权利。左派和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都认为,那些没有侵犯人们权利的行为不应该被制止。

   另一方面,左右两派的根本分歧涉及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土地而不对他人负有任何义务,也不用缴纳相应的税金。但是,左派自由至上主义却认为,土地拥有者必须缴纳土地税。类似地,右派自由至上主义者会认为,你活着的时候送别人礼物和你将死后的财产遗赠给某人,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会认为这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当你送别人礼物的时候,实际上你将某种义务加诸你自身:那就是尊重礼物接收者对于所赠之物的所有权。而遗赠则无法产生这种义务,因为死去的人无法负有任何义务。这些就是左右两派之间深刻而重要的分歧。

  

   二、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张力

  

   李石:我们知道,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认为自由与平等这两种价值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incompatible),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自由与平等之间作出选择,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两种价值。左派自由至上主义有自己独特的自由概念吗?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所使用的自由概念其含义是什么?其自由概念可以搭建起自由与平等之间的桥梁吗?如果可以的话,如何搭建?

   斯泰纳: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没有”。你能发现,在绝大部分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的作品中使用的都是我称之为“纯粹消极自由”(pure negative liberty)的概念。我认为,这一概念与伯林所理解的自由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当然,许多非自由至上主义的作者也会使用纯粹消极自由概念:确实,这一自由概念也是在非学术的语言中最常用的自由概念。所以,我肯定不会说左派自由至上主义者是这一概念的创造者!实际上,它是从伯林那里借用来的。

   李石:您能给出“纯粹消极自由”概念的清晰界定吗?因为,中国读者可能还不太熟悉这一说法。这一概念的鼻祖是霍布斯吗?

   斯泰纳:是的,所有人都认为这一概念源自霍布斯。但我并不认为霍布斯对这一概念给出了最清晰的表达。我们可以在边沁的作品中找到对这一概念更好的阐述。例如,霍布斯谈论河流顺着河道流淌的消极自由。我可以理解在特定语境下这一讨论是有意义的,所以可以说这一概念源自霍布斯。但是,我认为,边沁对这一概念的使用要更连贯,并且是在我们所熟悉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因为,他将这一概念用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而不是无生命的物体上。其实,纯粹消极自由的概念很简单,其定义是:如果没有其他人阻碍你做A(某种活动),那么你就有做A的自由。所以,当且仅当他人会阻止你做A,你才没有做A的自由。

   关于第二个问题,是的,我确实认为左派自由至上主义可以跨越伯林所说的自由与平等之间的鸿沟。当然这些都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平等这一概念。因为我们总得确定——正像G.A.柯亨(G.A.Cohen)在其著名的文章《平等主义正义的平等项》④一文中所指出的——我们想要平等化的东西是什么。

长久以来,平等被简单地看作是平等的物质财富,或者是平等的福利,或者是平等的“偏好满足”。但我认为,现在人们不再想当然地这么考虑问题了。在最近几年中,卡特论证了平等的尊重⑤(equal respect)。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论证了“平等的资源”,他特别强调这一概念与平等福利的区别。当伯林谈到自由与平等之间的鸿沟时,他所考虑的是福利与物质财富的平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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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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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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