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谦:刑事侦查与法律监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2 次 更新时间:2019-07-05 00: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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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谦  

   刑事诉讼中的实体正义强调穷尽方法查明真相,有效惩治犯罪。程序正义则要求“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在强制性措施适用中,体现为将强制性措施的决定权与执行权分离。引入外部监督制约,限制强制性措施适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侦查效率,但是打破侦查系统的封闭性,强化对强制性措施的程序控制,会有效提升侦查程序的法治水平。

   4.权利宣示与权利救济的平衡

   “无救济则无权利”。法律宣示保护公民人身自由、财产权等基本权利,但只有当“政府承担起义务来保护那些权利所保护的利益的时候,个人才具有相称的条件来拥有人权。”这种“义务”在刑事诉讼中即为权利救济。最低限度的救济机制应当允许相对人针对涉及限制、剥夺基本权利的强制性措施,向侦查机关以外的有权机关申诉,以诉权制约侦查权。审前程序中,检察机关是当事人权利的救济主体。强制性措施监督机制,是权利救济的申诉渠道,也是权利的保障。

   (二)强制性措施监督中的突出问题

   为防范强制性措施的滥用,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各国均采用“以权力制约权力”模式,设置了对强制措施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强制性措施恰恰是监督的薄弱环节,大量涉及基本权利强制处分的侦查手段、强制性措施处在侦查活动监督视野之外。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对以拘留为代表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以查封扣押冻结为代表的限制财产的强制性措施的监督明显不足。

   人身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在公民自由和权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在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体系中,拘留的强度仅次于逮捕,都是在一段时间内完全剥夺人身自由,从羁押状态来看,二者强制程度相同。“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财产权也是写入宪法予以保护的基本权利,承载着人的尊严和价值,是公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先决条件。虽然查封、扣押、冻结并不直接作用于公民人身,但与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一样,都是“干预人民受宪法所保障之基本权利的行为”,二者在性质上并无二致。目前,我国对拘留和查封、扣押、冻结的监督机制亟待完善。一是检察机关无法对强制性措施的决定适用、延长期限等重大事项进行事前审查。二是强制性措施执行过程中封闭运行,检察机关难以进行事中监督。三是相对人申诉救济机制不健全。

   对强制性措施的监督制约不足,难以有效遏制侦查权滥用,司法实践中违法拘留和查封、扣押、冻结问题时有发生。

   在拘留适用中,违法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随意扩大拘留适用范围,对不符合条件的案件适用拘留措施。另一方面是违法延长拘留期限,拘留时间普遍顶格执行。如违反法律对延长拘留期限理由的限定,以拘代查,只拘不查;对法定延长拘留期限理由扩大理解,随意认定,甚至造成超期羁押。

   在查封、扣押、冻结适用中,违法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随意扩大查封、扣押、冻结范围,不区分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不区分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不区分涉案人员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对与案件无关的财产查封、扣押、冻结;二是超期查封、扣押、冻结,结案后不及时解封、解冻非涉案财物;三是查封、扣押、冻结财物管理不规范,导致财物遗失、毁损。随着社会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财产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财产权保护的综合效益也不断彰显。滥用强制性措施,不当甚至违法限制公民财产权,不仅损害权利人本身,往往也会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损害。刑事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针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财产不当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情况时有发生,干扰企业正常经营。

   强制性侦查措施滥用,侵犯人身自由和财产权,既是刑事司法问题,也关系到民心向背、社会稳定。“对执法司法状况,人民群众意见还比较多,社会各界反映还比较大,主要是不作为、乱作为特别是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比较突出。有的政法机关和干警……滥用强制性措施,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不仅严重败坏政法机关形象,而且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将其作为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重要内容。

   当下需要做的,一是探索“从制度上保证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刑事拘留案件的知情权”。知情是监督的前提,完善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刑事案件信息共享平台,同时进一步发挥派出所、看守所派驻检察机制,实现对强制性措施违法情形的早发现、早纠正。二是健全申诉救济机制,发挥诉权对侦查权的制约作用。要充分运用好《刑事诉讼法》第117条赋予检察机关对强制性措施违法的救济权。设定严格的权利告知规则,要求侦查人员在实施查封、扣押、冻结时,明确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有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的权利。同时,丰富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手段,充分运用确认侦查行为无效、排除非法证据的处置措施,增强申诉救济机制中的监督刚性。

  

   四、侦查活动监督的方式

  

   侦查活动监督要发挥监督效果,必须凭借一定的手段和方式。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1条明确了检察机关对三大诉讼进行监督时可以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法提出抗诉、纠正意见、检察建议。这使检察机关在强化监督方式的同时,从基本法律层面对调查核实在刑事诉讼全程中的运用作出明确规定,增强了监督手段,提升了监督能力。

   (一)关于调查核实

   调查核实属于监督手段的范畴,指检察机关为查明是否存在诉讼违法行为或者损害公益行为而进行的核查工作。尽管早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就已经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职能,但是对调查核实的运用仍然存在不同认识,在实践中,认为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依据不足而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调查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需要对调查核实从理论上进一步厘清。

   1.调查核实权的正当性

   调查核实是法律监督的应有之义,是侦查活动监督的重要保障。法律监督权的正常行使必须辅之以必要的措施与手段。而调查核实权的设置,是保证法律监督工作有效运行的关键要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无论检察机关开展何种监督活动,首先必须了解行为是否违法、违法的程度如何,才能进行有效地监督。在没有充分调查核实基础上的监督,也是对被监督者最大的不负责任。法律监督若依据被监督机关愿意不愿意调查、调查的效果如何而定,也就丧失了独立存在的价值。

   调查核实是证据裁判原则在侦查活动监督中的具体体现。侦查活动监督案件属于由原案派生出来的“案中案”。侦查活动监督的调查核实也是一个对侦查违法行为的证据收集、审查、判断的过程,没有调查核实,监督的事实依据基础不牢,也难以令人信服。通过讯问原案犯罪嫌疑人,询问办案人员,调取讯问笔录、讯问录音录像等措施,用实实在在的证据,得出扎扎实实的结论。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当然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效力,它与其他诉讼主体提供的证据在证明力上没有强弱之分,只是在证明对象方面有所区别。

   2.调查核实的基本属性

   调查核实是法律监督的手段和工具,是为查清与监督有关的案件事实服务的。从严格意义上讲,调查核实权并不是一项独立的法律监督职权,而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权的一项权能和措施,对各项法律监督职权正确、有效行使发挥着重要的保障性作用。检察机关通过调查核实权的行使,了解并确认侦查活动中的违法现象或不当行为,当然具有法律监督属性。

   作为一种防错、纠错的程序性机制和制度安排,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不具有终局性实体决定权。作为保障法律监督正常运行的必要手段,调查核实也是一种程序性的、过程性的权力,实质是启动法定的纠错程序,并不具有实体处分的意义。

   虽然侦查活动监督的调查核实范围是侦查违法行为,对象涉及到侦查人员,但是调查核实目的是为了保障监督职能的有效履行,既不同于侦查机关对刑事犯罪的侦查行为,也不同于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调查活动,不得限制被调查对象的人身自由或者财产权利。调查核实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手段,但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1条明确了被监督对象的配合调查核实义务。配合义务以及相应保障措施,可以解释为调查核实权的一种附随效力,即为保障调查核实权顺利实施而采取的一种必要手段。

   3.调查核实的范围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1条在规定调查核实权时,并没有对开展调查核实的范围进行限定。在侦查活动监督中,虽然《刑事诉讼法》把非法取证行为作为调查核实的重点,但是侦查活动点多面广,既有对犯罪嫌疑人、证人的讯问、询问,也有对书证、物证的搜查、扣押、勘验、鉴定等等。为准确认定和依法纠正侦查违法行为,在把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行为列为调查核实重点的同时,调查核实的范围应当涵盖所有违反《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严重侵犯当事人合法权利或者严重影响侦查工作依法公正进行的侦查行为。

   4.调查核实的方式方法

   2013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70条在《刑事诉讼法》第57条的基础上,规定了八种调查核实手段: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办案人员,询问在场人员及证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调取讯问笔录、讯问录音、录像,调取、查询犯罪嫌疑人出入看守所的身体检查记录及相关材料,进行伤情、病情检查或者鉴定以及其他调查核实方式。随着2018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明确了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规范调查核实的方式方法。

   5.调查核实的程序

   调查核实程序包括启动、实施、处置等主要环节。程序启动涉及到检察机关的权力配置运行问题,既要考虑到效率又要注意避免权力的滥用。一方面,从监督的实际效率出发,程序启动首先应当保障调查核实工作及时迅速地开展,避免过于繁琐的审批流程而导致的时间延误;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行使调查核实权的随意性,调查核实程序的启动也需要设置一定的内部制约机制。在调查核实权的运行过程中,应当坚持规范性。为确保获取的证据的合法性,调查核实的实施应当具备相应程序要素,比如两名以上的检察人员进行、证人证言应当当场与证人核对并由其签名等。基于调查核实的非强制性,在运用中要严格遵循不得限制被调查核实对象的人身自由或者财产权利的要求,务必防止调查核实与侦查不分,滥用调查核实权。

   (二)关于监督方式

   侦查活动监督的方式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确认的侦查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处理的形式。在多年的实践中,检察机关主要运用纠正违法、检察建议等监督方式,并得到法律的确认。在新时代需要不断完善监督方式体系,根据监督事项选择合适的方法开展监督。

   1.现有监督方式的种类

从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看,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主要包括检察建议、纠正违法、纠正非法取证、排除证据、建议更换办案人、移送职务犯罪线索、纠正漏捕、纠正漏诉等。上述监督方式,可以分为制裁性监督方式和建议性监督方式。比如排除证据、移送职务犯罪线索就是制裁性监督方式,附有相应的法律后果;检察建议、纠正违法等是建议性监督方式,针对暴露的问题提出建议。也可以分为刚性监督方式和柔性监督方式。排除证据和移送职务犯罪线索,属于刚性很强的监督方式。排除证据的后果是直接否定侦查机关的侦查违法行为,取得的证据材料不能成为定案的根据,是一种强有力的程序性制裁。移送职务犯罪线索的后果是实施违法行为的侦查人员将面临刑事追诉。其余的监督方式,或多或少具有督促侦查机关启动纠正程序的功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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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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