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六益:审委会与合议庭:司法判决中的隐匿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 次 更新时间:2019-07-05 00: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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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六益  

   一、“中国法官不说理”的迷思

  

   近十年来,“法官如何思考”成为法学界新的研究热点,[1]这些研究大体上分为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两种范式。[2]然而,无论是哪种研究进路,都采用一个共同的研究框架,那就是聚焦判决书,侧重于对判决书逻辑的解读——“无说理即无判决”。[3]在对指导性案例的研究中,甚至更具体地聚焦到最高人民法院所提炼出来的“裁判规则”上。[4]由于中国的判决书比较简约,不像美国式“伟大的”判决那样论证详细,也不会包含奇思妙想的协同意见、不拘一格的反对意见,[5]“判决书中心主义”的研究进路很容易带来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中国法官在判决中说理不足,甚至不讲理。进而,如何改革判决书制作技巧、提升说理水平成为重要研究命题。[6]最高人民法院也多次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要求重视裁判文书制作,提高裁判文书的制作水平。[7]如201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法发[2018]10号),提出要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说理工作,提升释法说理的水平和裁判文书的质量,并专门对针对某些案件提出要求,以便提高裁判可接受度,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8]

   事实上,中国法官在判决疑难案件或者“难办案件”时,[9]所要考虑的问题丝毫不比其美国同行少,只是判决书中很少表明这些问题。[10]争议性的问题一般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委会是理解裁判逻辑的重要维度。从程序上来说,经过审委会讨论的难办案件大部分是由合议庭而非独任审判庭审理的,当然,“上会案件”也可能是由独任法官审理的。本文的“合议庭”更是一个泛指,以“审委会与合议庭”来标识司法判决说理时的两个维度,由此就出现了本文所说的“审委会-合议庭”框架,两者的互动成为分析中国法官在难办案件中如何思考的关键。[11]除了司法管理职能外,审委会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也承担着重要职责,《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2018年新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在第37条中规定了审委会的职责);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法发[2010]3号)做出了具体的规定。[12]复杂的政治、社会考量溢出判决书之外,这些因素主要体现在审委会讨论之中。换句话说,对“中国法官如何思考”的分析需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通过判决书体现出来的法律专业化表达,第二个层面则是由审委会记录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实质化考量。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完整揭示中国法院的判决逻辑,真实地呈现中国司法判决的逻辑。

   审委会是中国各级法院的内设机构,是理解中国司法特色的重要切入点,也是司法制度研究中的热点与焦点之一,已有文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进路有两种:[13]其一,以贺卫方教授为代表的规范论视角,指出审委会不符合司法裁判的基本原则,是审判管理改革的目标之一,[14]诉讼法学专业的学者大体上采用了这一进路;[15]其二,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功能主义视角,发现了审委会在抵制外部干预、规避法官责任方面的功能,[16]这种视角也在近期被更多的实证研究所证实或修正,如贺欣教授在其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审委会形成了一个责任真空地带或曰“黑洞”(Black Hole of Responsibility),使得法院、法官都可以逃避追责。[17]具体到本文所关注的审委会与合议庭关系而言,大体上也存在两类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合议庭是直接裁决案件的机构,审委会决定案件乃是“行政化”的重要体现,不利于贯彻程序正义所要求的公开性、公正性、透明性原则,未来应该大力改革乃至取消审委会的判案权;[18]较为温和的观点认为,关键问题不在于“行政化”,而是法院裁判与定案程序中的“多主体、层级化、复合式”所导致的秩序紊乱,未来需要明确审委会权限,而审判权下放是一个趋势。[19]无论是上述激进的废止论,还是温和的改革论,在审委会与合议庭的关系中更关注单向的决定关系,而未能看到司法判决中两者互动的“隐匿的对话”,即合议庭的汇报影响了审委会的讨论,审委会的决定给合议庭确立了判决的结论,而最终合议庭在制作判决书时只能有选择地对审委会决定进行“法律化”。[20]

   (图略)

   图1 合议庭与审委会的互动关系

   理解中国法官如何思考,除了仔细分析判决书逻辑之外,更需要理解“审委会如何思考”——审委会如何讨论?审委会讨论后作出什么决定?新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9条第3款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决定及其理由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公开,法律规定不公开的除外。”(这一修订的影响将在文章最后阐述)在此之前,审委会的讨论过程和决定并不公开。本文将借助某中级人民法院审委会2011-2015年的会议材料,构建“中国法官如何思考”的完整图景。本文在第二、第三部分将从定量的角度勾勒两个机构的互动关系。第四部分将选取典型案件,细致分析这种对话机制,尤其是合议庭通过何种技艺在判决书中体现审委会的结论。第五部分指出,判决书是裁判说理的“外在表达”,而审委会的讨论则构成了裁判的“内在表达”,这种内外之分在短期不会根本改变;在这种对话之外,法院会通过其他的方式将无法在判决书中言说的东西告诉当事人和社会大众,由此维持判决的可接受性,文章在这一节还讨论健全审委会议事机制的意义。文章最后讨论了2018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对“隐匿对话”机制产生的影响,认为修订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机制。

   对于实证材料的使用,这里需要提前回应可能存在的两点质疑:第一,不同地域、不同层级法院的情况各不相同,S省K市中院的情况有多大代表性?[21]K市虽然地处西部,但是在许多司法改革中都走在前列,相关改革甚至被最高人民法院写入工作报告。更重要的是,本文力图揭示的审委会与合议庭的对话机制更多是进行框架构建,并非进行细节性的比较研究;同时,本文也会吸收其他研究中的二手材料和数据,使得研究结论尽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第二,审委会记录能否真实再现审委会的讨论和决定?实践与表达、事实与文字之间肯定存在差别,从严格的诠释学意义上来说,这种差别本就无法消除。[22]但是,法院的审判活动早已不是一种粗放的、自由展开的社会活动,而是高度程式化、案卷化的,加之法官专业化素质的提高,[23]大部分的问题都可以用法律语言表达出来。而且,K中院没有对记录做出导向性的指示,也未要求记录者有意美化记录。从笔者的阅读来看,K中院审委会的有些记录保留了不少口语化的表达,如西北口语“把案件一说”“能行”“不敢”等等,我们关心的政治“干预”、上级指示、社会影响,在审委会记录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24]

   另外,本文还要做两点说明:第一,严格从程序上来说,并非所有案件都是经由合议庭提交到审委会的,但它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因为合议庭无法处理才转移到审委会。按规定由院长提交到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可以认为是法律预设了合议庭无法独力处理。案件(从合议庭)被提交到审委会讨论本身,就可以理解成是合议庭与审委会对话的第一个环节;第二,《人民法院组织法》在2018年10底修订,由于本文所使用的材料是2011-2015年间的,这期间法院运作依据的是原先的法律,所以除特别说明外,文章援引该法时指的是2006年修订后的版本,2018年修订后所带来的问题将会在最后分析。

  

   二、合议庭给审委会提出什么问题?

  

   本文的实证数据来自于S省K市中级人民法院。S省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经济强省,K市是S省第三人口大市,截止2016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接近500万,城镇化率接近50%,中心城区人口接近90万。2011年至2015年间,K中院审委会分别召开了45、32、24、24、22次会议,分别讨论了213件、153件、125件、159件、120件案子,共770件案件。与逐年增长的受案总量相比,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占比大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这一点也与其他的实证研究相一致。[25]笔者阅读了2011-2015年五年间1500页左右的会议记录,[26]结合S省K市中院工作报告所披露的信息,K市中院在五年间的受理案件量及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情况如下所示:

   表1略  K中院受理案件与审委会讨论案件情况(2011-2015)

   (数据来源:K中院历年受理各类案件总数来自于K中院历年的工作报告,2011年数据未披露;K中院审委会历年讨论案件总数,来自于审委会会议记录)

   (图略)

   图2 K中院受理案件与审委会讨论案件趋势(2011-2015)

   具体而言,审委会需要讨论合议庭提出了哪些问题?《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什么是“重大的或者疑难案件”?《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法发[2010]3号)第11条规定了所有层级法院审委会都应该讨论的案件类型,其中包括了:①合议庭有重大分歧的案件;②法律适用困难的案件;③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④具有指导意义的新类型案件;⑤其他疑难、复杂和重大案件。《实施意见》第9条还专门规定了中级人民法院审委会应该讨论的案件类型:①确有错误需要再审的生效判决、裁定;②同级人民检察院抗诉案件;③拟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④拟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或免于刑事处罚的案件;⑤拟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案件;⑥就法律适用问题向上级人民法院请示的案件;⑦需要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重大、复杂案件。

   上述形式性的分类在实践中并不具有区分度,正如本文将会表明的那样,法律形式上的争议背后有着不同的实质考量,如合议庭对某合同效力问题的法律适用有争议,但问题的实质却是对判决后执行可能性的社会考量(S-K审委会:2011-14-3), [27]“让执行局怎么执行?”才是审委会担心的问题(S-K审委会:2011-27-1);另一个拟在法定刑以下判决案件进入审委会讨论的关键是当事人接受度问题(S-K审委会:2012-22-3);再如,某个需要再审案件进入审委会讨论,真实的动因是当事人信访(如S-K审委会:2012-22-3)。因此,本文更为关心的是审委会所讨论问题类型的实质考量,即审委会讨论了合议庭无法决定的哪些问题——政治问题、法律问题还是事实问题?本文据此将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划分为6种类型,在770件案件中,各种类型分布如下:①程序问题,213件;②事实问题,324件;③法律疑难,72件;④政治影响,25件;⑤社会效果,111件;⑥涉诉信访,25件。[28]

   表2略  K中院审委会讨论主题分布(2011-2015)

为了便于理解各种主题的具体情况,还需要对各种情形做一些说明:第一,程序问题。程序问题主要是指没有任何特殊情形,审委会根据法律规定而讨论的案件,如是否要再审(S-K审委会:2011-16-8)、检察院抗诉(S-K审委会:2011-19-6/2011-26-2)、涉及到可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刑事案件(S-K审委会:2011-19-2)。在讨论这类问题时,一般是陈述上会理由后直接表态,这也成为了区分程序问题与其他类型问题的关键。如在某次会议中,审委会连续讨论了两个故意杀人案,前一个没有任何争议,记录很简单,大家一致表示认可合议庭意见,判处死缓,这个属于“程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78条规定,对于拟判死刑的案件,可以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委会讨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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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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