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合理的中国国家主权制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39 次 更新时间:2002-04-15 09:59:00

进入专题: 自由来稿  

马克义  

  

  一、国家主权制度是政府制度中的核心制度

  

  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治理社会公共事务所必须具备的、超越任何个人和社会组织的权威和权力。一个国家的国家主权对其公民具有权威性,公民必须服从国家主权。而在一个国家与外国的交往中,国家主权具有尊严性,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在现代民族国家,国家主权都是由政府拥有。政府拥有国家主权的形式就是国家主权制度。国家主权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挑选适当的主权者——掌握国家主权的个人或组织,并对主权者进行有效地控制,以防止其滥用国家主权的一种社会机制。国家主权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形成对主权者的权威认同进而对国家主权的权威认同的基础。一般来说,对一个国家的公民,主权者除了作为一个国家权威象征之外,还拥有如下权力:一是为社会制定法律,二是安排行政首脑,三是安排司法法官。主权者的其他各种功能如领土、外交以及礼仪和形式等与本文要探讨的问题关系不大,不在此讨论。

  国家主权的权威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主权者的合法性,一是国家主权制度的合理性。主权者的合法性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主权者或者由选举产生,或者由因袭产生。仅仅只是主权者具有合法性,没有合理的国家主权制度,国家主权的权威性同样难以维持。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国家主权产生了认同危机,或者是由于主权者的合法性出了问题,或者是国家主权制度的合理性出现了问题,或者是二者同时出现了问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就拥有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中国共产党就成为了中国的主权者。以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分界线,可以把中国共产党拥有中国国家主权的五十多年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一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社会对作为主权者的中国共产党失去了相当程度的控制,导致主权者滥用国家主权,试图为中国人民建立“天堂”。其结果“天堂”没有建成,中国人民差点儿掉进了“地狱”。第二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则是,作为主权者的中国共产党不再为人民创造“天堂”了,但作为个人的党政官员则受不到社会的有效监督,大肆将政府权力当作私人物品使用。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加上政府制度的其他一些原因,导致了中国社会出现了国家主权的认同危机。

  中国目前出现的对国家主权的认同危机,最重要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是长期的以党代政,中国共产党拥有的国家主权并没有真正以政府的形式表现出来。第二是国家主权制度极不合理。第三是由于国家主权制度的极不合理而产生的政府制度的极不合理。要真正保证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同时,必须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说,第一,国家主权只能由政府拥有,作为中国国家主权的拥有者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真正以政府的形式拥有国家主权。这就要求,第二,必须改革中国的国家主权制度,把主权者滥用国家主权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要求,第三,必须改革中国的政府制度,把政府官员将政府权力当作私人物品使用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程度。

  政府拥有国家主权,公民拥有个人权利。公民必须服从国家主权,政府行使国家主权时不能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从这里可以看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宪法中把国家主权和个人权利机械地划分开来。因为,政府行使的国家主权和公民拥有的个人权利之间始终存在着不一致。在现代宪政制度的国家中,无论这些国家的宪法是成文的还是非成文的,宪法除了规定某些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不能被政府侵犯之外,只能作出一个粗略的规定,即“政府行使国家主权时不得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而在实际的法律制定和行政执法以及司法过程中,由于社会公共事务和复杂性,个人事务与公共事务的界限难以划定,政府行使国家主权的过程经常会侵犯公民个人权利,公民也会经常不服从国家主权。如果国家主权制度的设计不合理,主权者或政府就更有可能滥用国家主权。而主权制度的合理与否,又决定着政府制度的合理与否。如果主权制度不合理,政府制度肯定也就不会合理。不合理的政府制度只会为政府官员将政府权力当作私人物品使用提供更多的机会。为了防止政府滥用国家主权侵犯作为整体的人民的利益,为了防止政府官员将政府权力作为私人物品使用,必须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使国家主权制度本身具有某种对主权者的内部约束的机制,使政府制度本身形成某种对政府官员的内部约束机制。这样,政府滥用国家主权的可能性和政府官员将政府权力当作私人物品使用的可能性就可以减少到最低程度。

  现代宪政国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防止政府滥用国家主权:第一是国家主权的层次分享制度,即将国家主权在全国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作出较为明确的划分。地方政府所分享的国家主权主要是涉及到地方民众利益的那些内容的立法权等,而关系到全国民众的如领土、国防、外交等内容的国家主权则主要或完全由全国政府享有。第二国家主权平行分享制度,即在国家主权制度的构成上,采用的是国家元首加两院议会的国家主权制度,即国家元首、参议院和众议院三者共同享有国家主权。国家元首享有的首先是国家主权的礼仪上的内容和形式上的内容,其次是要求议会立法的权力和否定议会立法的权力等,第三是指挥国家常备军。两院议会享有的国家主权则主要是立法上的内容,以及国家是否维持常备军、维持多少常备军等权力。在安排行政首脑这一事项上,则国家元首和两院议会共同享有国家主权即国家元首提名候选人,两院议会批准。在安排司法法官这一事项上,国家元首享有任命权,两院议会则享有对国家元首任命的法官的能力和道德的质询权。

  现代宪政国家在采用元首加两院议会的国家主权制度的基础上,实行了行政的责任内阁制度,这就既保证的行政有力,将行政执法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与人们对国家主权的认同区分开来,避免了因行政执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导致人们产生国家主权的认同危机。同样,在元首加两院议会的国家主权制度的基础上,现代宪政国家实行了司法的独立法官制度,这就既保证了司法独立,又将司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与人们对国家主权的认同区分开来,这也同样避免了因司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导致人们产生国家主权的认同危机。由于实行了行政的责任内阁制度和司法的独立法官制度,在行政有力和司法独立的条件下,国家主权的权威得到了社会的认同,立法有效也就有了根本的保证。

  一般来说,采取了上述措施的国家,其国家主权制度被滥用的可能性非常之低,政府权力被政府官员当作私人物品使用的可能性非常之低。今日中国,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为人民创造“天堂”了,这样,中国的主权者——中国共产党滥用国家主权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但是,由于国家主权制度本身的不合理,这种政府不为人民创造“天堂”的局面并不一定能够长久地保持。并且,由于国家主权制度的不合理因此而导致的政府制度的不合理,大量的腐败官员应运而生。这些腐败官员将政府权力当作私人物品在官场上作为“礼品”送来送去,中国的官场文化充满了各种陋规恶俗。在这些陋规恶俗的影响下,社会根本不可能形成良性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伦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陋规恶俗是一种逼良为娼的制度。无数的政府官员在这些陋规恶俗的作用下由“良”变“娼”。

  一般来说,政府制度主要由国家主权制度、行政制度和司法制度以及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各项制度组成。国家主权制度的合理性是所有其他各项政府制度合理性的基础,是社会形成良性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伦理的基本条件。如何设计合理的中国国家主权制度,把政府滥用国家主权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程度,这是中国政府制度改革中的首要问题。与此相应,如何设计各项政府制度以及社会的监督机制,形成良性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伦理,把政府官员将政府权力当作私人物品使用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程度,进行保证国家主权的高度权威性,也是中国政府制度改革中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二、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离不开国家主权的权威性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人民能够作为一个共同体生活在一起,都依靠着某种终极的权威。与此相应,任何一个民族的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都离不开国家主权的权威性。终极权威的丧失,一般很容易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而国家主权的权威性的丧失,则很容易导致社会动荡。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代社会的进步,古代的神授君权已经被人们抛弃,人们普遍接受了“民授主权”的观念。但是,所谓“民授主权”,实际上只是一种解释政府合法性的理论。一般来说,“政府的权力来自公民个人权利的转让”只是说明的政府权力的终极合法性。在这种合法性解释的基础上,政府所实际运用的国家主权即从政治上来说是公民必须服从的权威,从法律上来说是政府为社会制定法律的权力以及与此相应的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决的权力还必须具有现实的合法性。

  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在这个复杂系统中,任何一个单个的个人都几乎无法解释各种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因而只能用某种终极性的东西对此作出说明。社会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个人的生命却极其有限。个人来到社会,就必须接受既成的历史和文化。个人在有限的生命之中,要对这些历史和文化作出终极的解释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样,个人要以自己极其有限的经验应付复杂的社会生活,就只能以某种终极性的信仰为指南。而在社会的公共生活中,无数的个人的终极信仰就转化会社会的终极权威。

  复杂系统的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里的大于并不一定就是有利于整体的。在特定的条件下,复杂系统组成要素的个体活动的整和,可能正好是毁灭复杂系统本身。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人类社会这个复杂系统也会经常出现某种有可能毁灭社会本身的“整体之和”。为了有效地控制这个复杂系统的“整体之和”,某种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威也就必不可少。这种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威就是国家主权。一般来说,国家主权与社会的终极性权威有着密切的关系。相对而言,可以说,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终极权威,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国家主权。

  任何一个社会的公共生活,都受到某种终极性的权威的指引。任何一个社会的公共秩序的治理,都离不开国家主权。在西方,社会的终极权威是“上帝”。上帝是什么呢?上帝无非是一个符号。但是,西方的“上帝”这个符号是非常超越的符号,它已经脱离了一切尘世,成为一种绝对超越力量的指称。由于西方人有这样一个绝对超越的符号,西方人尘世生活中拥有主权者——拥有国家主权的皇帝就似乎不那么专制和独裁。这是因为,皇帝的权力也是由超越的上帝赋予的。皇帝如果没有好好地为上帝服务,上帝的选民(信徒)就不会买这个皇帝的帐。由于皇帝本身也想做上帝的选民,也想进入天堂,这就缓解了尘世中的主权者——皇帝与普通信徒的冲突,皇帝也就不会显得那么独裁和专制。在这种有上帝制约皇帝的条件下,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西方人逐步形成现代宪政的政府制度也就不是那么十分困难。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上帝”。 一般来说,古代中国人的上帝就是“老天”。但是,中国人的“老天”却没有达到西方人的上帝那种绝对超越的程度。中国人的“老天”,既指称世界一切超越力量,但同时又指称整个自然界。尘世中的国家主权者——皇帝的权威也源于“老天”。“老天”是一切超越力量的指称,老天也就有着相当的权威力量。皇帝是“天子”,也就有着不可抗拒的权威。老天是自然界的代表,而自然界经常是变幻无常的,当“老天”变幻无常的时候,人们又会怨恨这个老天。与其相应的是,当皇帝昏庸无道时,人们又可以借老天的名义来“替天行道”,另立“天子”。只是,不管古代中国人喜欢某个具体的皇帝或者怨恨某个具体的皇帝,无论如何,中国人必须有一个拥有绝对主权的皇帝。

  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以来,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的皇帝不那么专制和独裁,就非常乐意学习西方人的方法,建立一种虽然有一个“皇帝”但“皇帝”并不专制和独裁的“君主立宪制”的政府制度。但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这种努力最终失败了。这种努力虽然失败了,但皇帝也就同时没有了。皇帝虽然没有了,但是,一个民族国家需要一个具有高度权威的主权者的“自然规律”却不可能改变。与此相应,人们需要一个“皇帝”来拥有国家主权的社会文化心理却依然没有改变。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既没有走回头路,采用传统的皇权制的国家主权制度--这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建立起现代的宪政制的国家主权制度--这是非常困难的,而是建立了一个现代的“一党主权”的国家主权制度。与此相应,“党”也就成了中国人心中“皇帝”的替代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自由来稿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杂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0.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