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建:从总体超脱到积极有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中东外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 次 更新时间:2019-07-03 00: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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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建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交战略进行了重要调整,中国的中东政策及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出现了积极变化。中国对参与中东事务的态度经历了从“韬光养晦,总体超脱”到“有所作为”,再到强调发挥大国作用的转变。中国的中东政策从开始主要宣示原则立场向积极参与地区热点问题解决、提出中国思路和方案,再向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体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深度发展,中东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也实现了从最初侧重政治上互相支持,到走向政治、经济、文化、能源和高科技等多领域的合作,再到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快速发展。

   关 键 词:改革开放  中国  中东  外交

  

   中国与中东的关系源远流长,其历史可追溯至双方通过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交往。在近代,由于受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侵略,双方几乎没有正式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与中东的关系逐步恢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里,中国与中东国家在政治上互相支持,为双方之后的团结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期间,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中国支持中东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中东国家友好关系的主旨始终没变”①。双方关系虽然经历过一些困难和曲折,但总体上是在不断向前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交战略出现重大转型,外交的首要任务是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创建和平的国际环境。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国开始在对外交往中淡化意识形态,积极推进以“和平与发展”时代观为指导的全方位外交。在此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几年里与所有中东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但这种关系基本上是建立在维持良好政治关系的基础之上。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能源合作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外交史大致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以对国际格局和时代主题的认识转型为依据,可分为前后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以外交战略和政策重点的改变为依据,大致可分为五个历史阶段。②进入21世纪后,无论是世界形势还是中国外交本身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改革开放前后来划分中国外交的两个历史时期已经不能全面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外交的迅速发展。本文根据近年来中东形势和中国外交的发展变化,试图将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中东外交大致划分为前30年和后10年两个阶段。其中2010年底肇始的中东变局以及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大国外交战略定位的确立,对中东和中国外交是两个标志性事件,也是划分两个阶段的重要依据。中东变局是当代中东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意味着中东地区各国渐次进入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变革转型时期。在经历了变局初期的几年动荡之后,求稳定、谋发展已成为近年来中东国家的普遍诉求,中东国家“向东看”趋势愈发明显,与中国合作的愿望空前强烈。而中国大国外交战略定位的确立,使中东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有了显著提升。近年来,中国中东外交的战略重点和政策目标也越来越明确。2018年7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称“这是中阿友好合作新的历史起点”。③这也表明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迎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一、改革开放头30年的中国中东外交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历史性的决策——“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这种历史性和根本性变化的最典型标志,就是中国从此开始自觉自愿地、大胆勇敢地、义无反顾地融入不断深入发展的全球化。”④在外交上,中国开始淡化意识形态因素,凡事均根据其本身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做出判断,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确立了“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外交战略,更加强调独立自主、与所有国家发展正常关系的原则。冷战结束后,中国又根据形势发展,逐步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战略布局。⑥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中东外交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后,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打造国家发展需要的和平国际环境,加强同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构成了当时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据此,中国的中东外交更强调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主张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在与地区国家关系上,中国强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得益于这一原则,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至1990年中国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92年中国与以色列建交后,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唯一同中东所有国家及冲突各方都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自那时起,中国与中东国家领导人开始了常态化的高层互访。迄今,中国国家领导人已经访问了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中东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和部长也纷纷到访中国,这一现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国家领导人的互访已成为增进双方关系的重要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冷战后的前15年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发展的步伐并不快。从中国方面来说,当时的外交重点主要是调整与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与其他地区国家的关系服从于这一对外战略全局。从中东方面来说,地区许多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仍主要依赖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外关系的重点同样不是中国。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虽然已同所有的中东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这种关系基本上还是建立在良好的政治基础之上,双方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关系并无很大发展。该时期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总体发展不快的主要原因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和军事对抗是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因素。对于中东国家而言,安全问题是其最大的关切,得到安全保障是中东各国最主要的利益诉求,而美国自二战以后一直是国际安全的主导者。因此,尽管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价值观上有明显差异,对美国明显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也有诸多不满,但大部分中东国家出于现实的安全利益需要,依然在军事和安全上依赖美国,其对外政策也因此受到牵制。

   其次,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重视发展与中东国家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但受当时综合国力的制约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同中东国家经贸合作的规模仍很有限。如1989年中国对中东地区的总出口额只有16亿美元,进口额仅为7.2亿美元。⑦中国与中东的贸易额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才开始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能源合作逐渐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此外,当时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文化影响力相对有限,许多中东国家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很长时期以来,它们的眼光一直是朝向西方的。

   最后,在中东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上,中国虽然提出了自己的原则立场,但在具体事务中总体上采取超脱的态度。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一政策是恰当和务实的,但不可否认,这种政策取向使得中国对中东问题的影响十分有限。

   综上,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多年里,中国在中东事务上强调总体超脱、韬光养晦,在中东政策上强调对中东问题的原则立场,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上强调尊重自主选择、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这一时期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基本上建立在维持良好政治关系的基础之上。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体系加速转型,中国越来越与世界休戚与共,政治和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保持国际环境的持续和平与稳定成为中国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重点。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体系,努力推动国际合作,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一变化也体现在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中。

   一方面,鉴于中东在世界事务尤其是大国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中国开始将该地区视作运筹大国关系的重要舞台。为此,中国逐步转变了过去不愿过多介入中东事务的做法,在一些地区问题上采取了更积极主动的外交姿态和行动,其根本目的是实现维护地区稳定、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大局的战略目标。中国在处理中东热点问题上采取“劝和促谈”的政策立场,其主要思路是:坚持通过对话与谈判和平解决争端;尊重历史,兼顾现实,彼此应照顾对方的关切,通过耐心谈判,缩小分歧,求得争端的公平合理解决。2002年9月中国设立中东问题特使后,为推进地区和平进行了一系列双边及多边外交活动,在巴以问题、伊朗核问题和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都可以看到中国外交官推动和参与和平解决地区争端的身影。另一方面,鉴于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利益不断交叉延伸,尤其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后,对中东能源的依存度日增,中国更积极地致力于发展同中东各国的全面友好合作关系。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便是中国加强与阿拉伯国家集体合作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21世纪的前十年,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越来越认识到,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和地区环境塑造,既是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是促进中国与地区国家双边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发展与地区国家的双边关系、鼓励建立并积极参与多边机制来推动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成为中国中东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有关中国中东外交的话语也出现了从坚持“韬光养晦”向更加要“有所作为”的转变。但与此同时,中国始终认为自身实力和手段有限,应尽量避免直接介入地区矛盾和争端。中国学界和舆论界也普遍认为,中东局势太过复杂和混乱,中国不应去蹚中东这趟浑水。有学者表示,中国的中东政策最好止步于政治表态,中国不要轻易陷入“中东政治的沼泽地”⑧。

   在这一时期,中国对中东问题提出的政策思路依然是原则居多,中国强调要“有所作为”,但很多是事后的应对型作为,而不是主动谋划的进取性作为;中国强调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中国与中东的关系,但却一直没有出台一项长期性战略规划;中国强调在中东地区有重要战略利益,但实际上更追求能源和商品市场等相对狭隘的物质利益,反映出中国在总体上依然没有足够的实质性参与中东事务的政治意愿。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缺乏对中东事务的实质性参与同当时国内各界对中国在中东利益的认知和界定密切相关。有学者参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做法,将中国的国家利益分为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和一般利益,并据此认为,中东能源实质性地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东能源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东对中国的战略利益、安全利益和海外利益虽有间接性重要影响,但不构成直接的严重威胁,因此可界定为中国在中东的重要利益,而中国在中东的政治利益主要是意识形态利益,可列为一般利益。⑨

但是,除利益考量之外,仍有其他一些要素影响着中国更积极介入中东事务的意愿。例如,中国与中东国家对一些地区安全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对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理念不一致;中东国家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矛盾和分歧;部分地区国家希望中国作为一支抵抗美国的力量发挥作用,令其时将“大国是关键”看作外交战略布局首要的中国难以有所作为;中国不实质性介入和参与中东事务,常导致中国的相关政策主张尽管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未能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产生实质性影响,等等。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中国的中东外交依然取得了积极成果,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也实现了较快发展,也正因为如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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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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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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