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建:从总体超脱到积极有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中东外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1 次 更新时间:2019-07-03 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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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建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交战略进行了重要调整,中国的中东政策及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出现了积极变化。中国对参与中东事务的态度经历了从“韬光养晦,总体超脱”到“有所作为”,再到强调发挥大国作用的转变。中国的中东政策从开始主要宣示原则立场向积极参与地区热点问题解决、提出中国思路和方案,再向提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体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深度发展,中东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也实现了从最初侧重政治上互相支持,到走向政治、经济、文化、能源和高科技等多领域的合作,再到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快速发展。

关 键 词:改革开放  中国  中东  外交


中国与中东的关系源远流长,其历史可追溯至双方通过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交往。在近代,由于受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侵略,双方几乎没有正式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与中东的关系逐步恢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里,中国与中东国家在政治上互相支持,为双方之后的团结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期间,尽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中国支持中东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中东国家友好关系的主旨始终没变”①。双方关系虽然经历过一些困难和曲折,但总体上是在不断向前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交战略出现重大转型,外交的首要任务是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创建和平的国际环境。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国开始在对外交往中淡化意识形态,积极推进以“和平与发展”时代观为指导的全方位外交。在此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几年里与所有中东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但这种关系基本上是建立在维持良好政治关系的基础之上。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能源合作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外交史大致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以对国际格局和时代主题的认识转型为依据,可分为前后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以外交战略和政策重点的改变为依据,大致可分为五个历史阶段。②进入21世纪后,无论是世界形势还是中国外交本身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改革开放前后来划分中国外交的两个历史时期已经不能全面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外交的迅速发展。本文根据近年来中东形势和中国外交的发展变化,试图将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中东外交大致划分为前30年和后10年两个阶段。其中2010年底肇始的中东变局以及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大国外交战略定位的确立,对中东和中国外交是两个标志性事件,也是划分两个阶段的重要依据。中东变局是当代中东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意味着中东地区各国渐次进入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变革转型时期。在经历了变局初期的几年动荡之后,求稳定、谋发展已成为近年来中东国家的普遍诉求,中东国家“向东看”趋势愈发明显,与中国合作的愿望空前强烈。而中国大国外交战略定位的确立,使中东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有了显著提升。近年来,中国中东外交的战略重点和政策目标也越来越明确。2018年7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称“这是中阿友好合作新的历史起点”。③这也表明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迎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一、改革开放头30年的中国中东外交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历史性的决策——“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这种历史性和根本性变化的最典型标志,就是中国从此开始自觉自愿地、大胆勇敢地、义无反顾地融入不断深入发展的全球化。”④在外交上,中国开始淡化意识形态因素,凡事均根据其本身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做出判断,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确立了“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外交战略,更加强调独立自主、与所有国家发展正常关系的原则。冷战结束后,中国又根据形势发展,逐步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战略布局。⑥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中东外交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后,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打造国家发展需要的和平国际环境,加强同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构成了当时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据此,中国的中东外交更强调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主张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在与地区国家关系上,中国强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得益于这一原则,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至1990年中国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92年中国与以色列建交后,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唯一同中东所有国家及冲突各方都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自那时起,中国与中东国家领导人开始了常态化的高层互访。迄今,中国国家领导人已经访问了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中东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和部长也纷纷到访中国,这一现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国家领导人的互访已成为增进双方关系的重要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冷战后的前15年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发展的步伐并不快。从中国方面来说,当时的外交重点主要是调整与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与其他地区国家的关系服从于这一对外战略全局。从中东方面来说,地区许多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仍主要依赖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外关系的重点同样不是中国。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虽然已同所有的中东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这种关系基本上还是建立在良好的政治基础之上,双方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关系并无很大发展。该时期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总体发展不快的主要原因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和军事对抗是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因素。对于中东国家而言,安全问题是其最大的关切,得到安全保障是中东各国最主要的利益诉求,而美国自二战以后一直是国际安全的主导者。因此,尽管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价值观上有明显差异,对美国明显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也有诸多不满,但大部分中东国家出于现实的安全利益需要,依然在军事和安全上依赖美国,其对外政策也因此受到牵制。

其次,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重视发展与中东国家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但受当时综合国力的制约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同中东国家经贸合作的规模仍很有限。如1989年中国对中东地区的总出口额只有16亿美元,进口额仅为7.2亿美元。⑦中国与中东的贸易额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之后才开始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能源合作逐渐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此外,当时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文化影响力相对有限,许多中东国家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很长时期以来,它们的眼光一直是朝向西方的。

最后,在中东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上,中国虽然提出了自己的原则立场,但在具体事务中总体上采取超脱的态度。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一政策是恰当和务实的,但不可否认,这种政策取向使得中国对中东问题的影响十分有限。

综上,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多年里,中国在中东事务上强调总体超脱、韬光养晦,在中东政策上强调对中东问题的原则立场,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上强调尊重自主选择、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这一时期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基本上建立在维持良好政治关系的基础之上。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体系加速转型,中国越来越与世界休戚与共,政治和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保持国际环境的持续和平与稳定成为中国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重点。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体系,努力推动国际合作,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一变化也体现在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中。

一方面,鉴于中东在世界事务尤其是大国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中国开始将该地区视作运筹大国关系的重要舞台。为此,中国逐步转变了过去不愿过多介入中东事务的做法,在一些地区问题上采取了更积极主动的外交姿态和行动,其根本目的是实现维护地区稳定、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大局的战略目标。中国在处理中东热点问题上采取“劝和促谈”的政策立场,其主要思路是:坚持通过对话与谈判和平解决争端;尊重历史,兼顾现实,彼此应照顾对方的关切,通过耐心谈判,缩小分歧,求得争端的公平合理解决。2002年9月中国设立中东问题特使后,为推进地区和平进行了一系列双边及多边外交活动,在巴以问题、伊朗核问题和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都可以看到中国外交官推动和参与和平解决地区争端的身影。另一方面,鉴于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利益不断交叉延伸,尤其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后,对中东能源的依存度日增,中国更积极地致力于发展同中东各国的全面友好合作关系。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便是中国加强与阿拉伯国家集体合作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21世纪的前十年,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越来越认识到,参与中东热点问题的解决和地区环境塑造,既是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是促进中国与地区国家双边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发展与地区国家的双边关系、鼓励建立并积极参与多边机制来推动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成为中国中东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有关中国中东外交的话语也出现了从坚持“韬光养晦”向更加要“有所作为”的转变。但与此同时,中国始终认为自身实力和手段有限,应尽量避免直接介入地区矛盾和争端。中国学界和舆论界也普遍认为,中东局势太过复杂和混乱,中国不应去蹚中东这趟浑水。有学者表示,中国的中东政策最好止步于政治表态,中国不要轻易陷入“中东政治的沼泽地”⑧。

在这一时期,中国对中东问题提出的政策思路依然是原则居多,中国强调要“有所作为”,但很多是事后的应对型作为,而不是主动谋划的进取性作为;中国强调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中国与中东的关系,但却一直没有出台一项长期性战略规划;中国强调在中东地区有重要战略利益,但实际上更追求能源和商品市场等相对狭隘的物质利益,反映出中国在总体上依然没有足够的实质性参与中东事务的政治意愿。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缺乏对中东事务的实质性参与同当时国内各界对中国在中东利益的认知和界定密切相关。有学者参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做法,将中国的国家利益分为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和一般利益,并据此认为,中东能源实质性地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东能源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东对中国的战略利益、安全利益和海外利益虽有间接性重要影响,但不构成直接的严重威胁,因此可界定为中国在中东的重要利益,而中国在中东的政治利益主要是意识形态利益,可列为一般利益。⑨

但是,除利益考量之外,仍有其他一些要素影响着中国更积极介入中东事务的意愿。例如,中国与中东国家对一些地区安全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对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理念不一致;中东国家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矛盾和分歧;部分地区国家希望中国作为一支抵抗美国的力量发挥作用,令其时将“大国是关键”看作外交战略布局首要的中国难以有所作为;中国不实质性介入和参与中东事务,常导致中国的相关政策主张尽管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未能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产生实质性影响,等等。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中国的中东外交依然取得了积极成果,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也实现了较快发展,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被寄予了更高的期望。而中国未能更实质性地参与中东事务,更多还是因为中国未找到既符合中国利益和外交理念、又契合中东国家需求的真正可以发挥中国作用的着力点。


二、中东变局以来的中国中东外交


中东变局是当代中东史上最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事件之一。中东变局本质上是地区国家经历的政治和社会转型,本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是美国和西方及部分阿拉伯国家的误导和介入很大程度上使这场变局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正确方向。⑩中东变局从本地区以推翻国家领导人和旧政府为特征的多米诺骨牌式的群体性动荡肇始,至叙利亚危机演变成全面内战而达到高潮,迄今已持续了近八年。从现象上来看,中东变局初期呈现的疾风暴雨式民众运动势头早已回落,但若将这场变局视作本地区国家向现代转型的一部分,它才刚刚开始。这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中东地区转型最初主要反映在国内政治层面,一度引发地区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甚至激活了地区宗教与世俗以及不同教派力量之间的争夺和冲突,并成为影响地区形势发展的主要因素。中东政治转型的驱动力是当地民众试图建立现代国家体制和政治制度,由多元政治取代专制体制。但在中东变局最初的几年里,地区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伊斯兰势力及社会思潮都在争夺政治转型的主导权,并为此展开了激烈博弈乃至爆发冲突。那些率先进入政治转型的国家普遍缺乏强有力的政党和政治家来领导国家稳步发展,转型充满不稳定性和反复性。从发展趋势看,阿拉伯国家的转型将是全方位的,政治和经济转型必定会带来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并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转型的方向和成败,也将对中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带来巨大的影响。

中东变局对原本脆弱的地区安全局势造成严重的破坏作用,它直接导致了外部势力的干预,进而引发了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和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主义势力的兴起,造成了堪称中东当代史上最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成千上万无辜百姓死于非命,几百万民众沦为难民,国内基础设施遭破坏殆尽,无数家庭的家园财产毁于一旦。这一过程也给中国的中东政策形成了严峻挑战:一方面,中东变局初期,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舆论和行动上试图把中东动荡的火种引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一贯秉持的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别国内政的政策遭到多方责难。西方国家质疑中国“袒护中东地区的专制力量”,尤其是中国在安理会投票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威胁对叙利亚动武的提案后,西方舆论对中国发出一片指责之声,美国的一些高级官员也在各种场合质疑中国的中东政策。令人不解的是,一些阿拉伯国家也对中国的涉叙利亚问题否决票表示不满。此外,中东变局导致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裂,阿盟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羸弱,这不但给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开展集体对话增加了难度,而且给中阿合作论坛机制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而中东变局导致的地区形势恶化、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泛滥则给中国的海外利益及国家安全造成了直接和间接的威胁。

但不能否认的是,中东变局触发的地区国家持续转型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不仅有利于中东国家社会的健康发展,也给中国中东外交及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

首先,长期以来中东国家奉行的某种单一发展模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中东国家向现代制度转型的需求,更跟不上全球发展的步伐,中东未来政治转型的趋势必将遵循多元多样、体现各国自身特色的原则。从这个层面看,中东国家未来对外关系的重点也将会从过去的主要面向欧美向追求更加多元的国际合作调整。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看,中东地区转型既难完全难摆脱本地区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制约,也不会游离于世界发展进程之外。(11)中东转型发展与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和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化密切关联,而中国正是当今国际体系转型和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变化最重要的变量之一,特别是中国已经成为中东各国关注的重点。

其次,随着中东地区转型的持续深入发展,中东变局之初波及整个地区的激进政治运动近年来已开始走向各国内部以社会治理及经济、民生发展为核心诉求的逐步变革阶段。(12)与此同时,这股变革之风正由政治领域逐渐转向经济和社会治理领域,并且呈现出由部分国家向更多国家扩散的趋势。2018年以来,伊朗、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等多个地区国家出现大规模民众示威均与这些国家的民众希望政府加强内部治理、关注民生发展密切相关。当前,治理和发展引起中东国家的高度重视,许多国家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这些发展趋势十分贴近中国提出的发展和治理理念,也为中国推进以“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为重点的中东外交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时机。

再次,越来越多中东国家精英真正地认识到了中国对中东的重要性,许多国家前所未有地表露出与中国合作的强烈愿望。埃及前总理沙拉夫在出席2018年4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阿拉伯国家改革发展论坛研讨会”时表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成就应当被世界认可,“我们渴望从中国的经验中获得启发”(13)。巴林驻华大使安瓦尔·艾勒阿卜杜拉也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高瞻远瞩、前所未有,“同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从中国身上学习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只要有意志和决心,通过实干,就一定可以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14)。

最后,双方在改革发展领域的利益前所未有地贴近,让中国终于找到了在中东问题上的外交着力点。作为多年研究中国与中东关系的学者,笔者从来没有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中东国家与中国如此走近。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时候一直是中国学者在研究中东,但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学者渴望了解中国,开始研究中国。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与中东的关系开始进入一个真正的发展期。


三、大国外交视域下的中国中东外交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核心的外交新思想、新理念和新倡议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内涵和特色,中国制定的与之相对应的外交政策,对于全球治理尤其是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开始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进一步站在全人类进步的高度,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做出顶层设计,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大国外交战略定位及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目标的确立,使中东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

第一,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的治理和发展是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能否成功参与中东的治理也是对中国大国外交理念能否走向世界、能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考验。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明确表示:“中方愿同阿方加强战略和行动对接,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做中东和平稳定的维护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互学互鉴的好朋友,努力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15)未来中国要在中东发挥更大作用,必然要在促进地区治理和发展上着力,若无法构建起与中东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就难言构建整个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第二,中国确立大国外交定位后,中国中东外交的战略重点和政策目标越来越明确。2016年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开罗阿盟总部发表的演讲中明确指出,“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16),并据此进一步提出了“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五大理念,以及“促进稳定、创新合作、产能对接、增进友好”四大行动。这是继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构建“1+2+3”合作格局的新构想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进一步在中东地区发展及治理问题上提出中国的思路和方案,也为中国中东外交指明了方向。在2018年7月10日于北京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的开幕式上,习近平再次明确指出,中国的中东政策“顺应中东人民追求和平、期盼发展的强烈愿望,在国际上为阿拉伯国家合理诉求代言,愿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更大作用”(17)。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关于中国中东外交的最新、最清晰的表述。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外交将更加积极地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更加彰显大国责任意识。中东尚处于持续深入的转型之中,国家治理不善和发展滞后是当前大多数中东国家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中东国家对此已有清醒的认识和迫切改善的期待,“改革发展”成为各国社会的主流呼声。长期以来,许多中东国家都在寻找有效的治理和发展模式,中国这些年的成功经验,已越来越多地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关注和重视,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发展更密切关系和更积极合作的愿望愈发强烈。中国也积极支持中东国家的转型、稳定和发展,愿意分享经验并提供更多实质性帮助。在中东发展和治理问题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发展是解决中东许多治理问题的钥匙。发展的潜力要通过改革来释放,进步的动力要通过开放来提升。各方要始终心系合作,多做共赢的加法和乘法,把一股股发展努力汇聚起来,优势互补,共享繁荣。”(18)可以说,双方找到了合作共赢的聚焦点。

第四,中国的中东政策更加务实。以2018年7月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为例,与以往几届论坛相比,本届论坛推出的多项重大举措针对性强,十分契合双方尤其是阿拉伯方面的需求,并将共建“一带一路”进一步落到了实处。习近平主席在论坛开幕式演讲中提出,中方设立“以产业振兴带动经济重建专项计划”,提供200亿美元贷款额度,同有重建需求的国家加强合作,按照商业化原则推进就业面广、促稳效益好的项目,以及邀请阿拉伯国家100名青年创新领袖、200名青年科学家、300名科技人员来华研讨,再邀请100名宗教人士、600名政党领导人访华,再为阿拉伯国家提供1万个各类培训名额,再向阿拉伯国家派遣500名医疗队员,这些举措可以视作中国为推动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而率先迈出的坚实步伐,让阿拉伯国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的诚意。

最后,中国对当前中东国家最为关注的安全问题提供了破解思路,对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鲜明观点。2018年7月10日,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的演讲中,习近平针对中东当前形势明确指出,中东面临消除和平之殇、破解发展之困的紧迫任务,和平、改革、发展是中东各国的普遍需要,稳定、安宁、幸福是中东人民的共同追求。他强调各方要准确把握历史大势,真诚回应人民呼声,一起推动中东地区走出一条全面振兴的新路。把这些表述与中国在本届论坛上推出的一系列重大举措结合起来,不难发现中国未来几年在中东问题上的外交重点和着力点。此外,针对当前中东存在的外部势力干预及域内一些国家间互相博弈和冲突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尊重每个国家的国情差异和自主选择,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域外力量应该多做劝和促谈的事,为中东和平发展提供正能量。要摒弃独享安全、绝对安全的想法,不搞你输我赢、唯我独尊,打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架构。这些表述言简意赅,针对性很强,对中国未来进一步参与中东事务及发展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中国对国际格局和时代主题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外交战略开始转型,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坚持“全方位”外交战略,外交政策从主要为国家安全服务转向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中东外交也出现了积极的调整变化,总体上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但从实际发展变化看,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中东外交可大致划分为前30年和后10年两个阶段。其中2010年底肇始的中东变局以及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大国外交战略定位的确立,对中东局势和中国外交是两个标志性事件,也是划分两个阶段的重要依据。冷战后前10年中国与中东关系的发展步伐并不快。从中国方面来说,当时的外交上侧重点主要放在调整大国关系和周边国家关系,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关系不得不服从于这一对外战略全局。从中东方面来说,许多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仍主要依赖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同中国的关系未予真正的重视。

改革开放后,中国真正加快同中东国家关系主要开始于两个标志性的时间段:一是2004年9月成立的中阿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确立了中阿建立“平等、全面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此后十多年里,中阿关系快速发展,多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在2018年7月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中阿双方一致同意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以阿拉伯国家为主的中东国家前所未有地表现出期待和中国合作的强烈愿望,双方发展更紧密务实关系意义十分重大。二是十八大后中国确立大国外交的战略定位以后,中国的中东外交出现了全新的发展和变化,主要表现为中国更强调发挥大国作用,更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并提出了中国的思路和方案,中东外交的战略重点和目标更明晰,即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促进稳定和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与中东关系从最初侧重政治上互相支持,到中期重视发展以能源为核心的经济关系,扩展到如今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多领域全方位的合作。经贸合作也不仅限于传统能源,已经扩展到基础设施建设和核能、航天和新能源等高技术领域。未来中国无疑将在参与中东治理和发展,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发挥更为积极、更具实质性的作用。

①陈启懋主编:《中国对外关系》,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②两个重要历史时期为:改革开放以前30年的“革命外交”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后30年的“和平发展与合作外交”时期:五个历史阶段分别为:整个20世纪50年代的“联苏反美”战略阶段,60年代的“反帝反修”外交战略阶段,70年代“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阶段,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与外交转型”阶段以及90年代以来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阶段。参见杨公素、张植荣:《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③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7月11日,第2版。

④叶江:《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大国战略转型》,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页。

⑤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⑥杨洁勉等:《对外关系与国际问题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⑦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页。

⑧阎学通、黄翱:《中国不要轻易陷入中东政治沼泽地》,载《东方早报》2013年8月30日,第A17版。

⑨牛新春:《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与影响力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0期,第47页。

⑩参见李伟建:《对当前中东局势演变的若干思考》,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6期,第3页;李伟建:《中东政治转型及中国中东外交》,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4期,第5页。

(11)李伟建:《从中东变局透视国际秩序的演变》,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9期,第3页。

(12)李伟建:《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基础、现状与趋势》,载《西亚非洲》2018年第4期,第16页。

(13)周輖、宦翔:《从中国经验中获得启发——记中国—阿拉伯国家改革发展论坛研讨会》,载《人民日报》2018年4月24日,第3版。

(14)同上。

(15)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16)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22日,第3版。

(17)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18)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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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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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8年0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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