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竞超:美国政党研究历程:美国学者的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7 次 更新时间:2019-07-03 00: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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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竞超  
对比观之,关注政党的英美政治研究则直接观察并分析实际运作中的政治过程和政府机构,严格区分正式的宪法一法律结构和象征与选择统治者、管理正式政府机构、管理政府事务并形成公共政策的有效程序。循此思路,他将这一时期的政党研究问题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党与公共意见和政治代表之间的关系研究;二是比较政党政治研究,尤其侧重政党类型的划分。在方法论方面,他已经看到新兴行为研究(例如个体政治行为和集团政治研究)的潜在优势及其与原有的制度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的冲突,但仍希望学者们能够同时使用两种方法,以便取长补短。⑧从随后美国政党政治研究的发展情况来看,科学化、学科化、问题域专业化确实为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三)围绕美国政治科学协会1950年报告的争论

   该时期最令人瞩目的政治学学术事件是美国政治科学协会1950年发表的题为《走向更负责任的两党制》(Toward a More Responsible Two-Party System)的报告及围绕该报告展开的激烈争论。争论既是对这一时期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的一次“综合性大考”,同时也成为讨论下一个时期政党研究话语、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的开端。当时,几乎所有的政党研究者都参与了对报告的评议,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在问题意识和论述框架下,该报告虽然是协会政党研究委员会联合署名的作品,但明显受到协会主席谢茨施耐德于1942年出版的《政党政府》一书的影响,带有“责任政党政府学派”的印记,谢茨施耐德本人也在研究中一如既往地推动着责任政党政府理论的发展,他对自己研究工作的评价——“我想我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里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我比其他任何活着的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更持久地热衷于谈论政党”——至今仍是后辈学人感怀他并自我激励的座右铭。⑨

   报告主要分为“对更大政党责任的需求”、“政党责任建议”及“行动展望”三个部分,写作目的不仅在于公布协会经年的研究成果,更期待唤起公众对一个软弱两党制潜在危险的防范意识。作为一种前瞻性的、甚至是理想的政治学理论,报告内容极具颠覆性,无怪乎全程参与报告的保罗·戴维(Paul T.David)在回忆该报告的命运时会感叹,报告一发布就成为政治学界批评的靶子,鲜有人为其作全面辩护。⑩

   最初的严肃的反对意见来自朱力斯·特纳(Julius Turner),他在报告发表的次年撰文,表达了对报告通过一致性口吻掩盖少数异议的不满,认为自己的批评意见代表了来自委员会之外的“底层”研究者。他指出报告存在两个根本性错误:一是低估了当前政党所承担的责任;二是报告中的一些改进意见反而会强化当前政党体制的缺陷。特纳认为,报告中指出的当前政党无法提出清晰可辨的政党纲领、无法有效地将纲领转变为可实施的政策的问题,原因在于总统、国会和全国党代会实际上代表的是不同的选民群体,政党责任问题是可以通过不同群体的代表直接协商解决的,改革政党本身意义不大。更有甚者,报告中的改革方案可能导致美国一党州数量增多,意识形态依地缘发生极化并最终失控,同时,强调削弱地方党权的做法可能导致地方党组织失控。再者,报告提出的改革计划对共和党非常不利——与民主党强调政党计划和纪律不同,共和党更关注政党在竞选中发挥的作用,这是一种更为功能主义的立场,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缺乏推进报告中建议的改革动力。(11)无独有偶,穆雷·斯特德曼(Murray S.Stedman,Jr.)和赫伯特·森索夫(Herbert Sonthoff)也对报告提出的党权集中方案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国有化”方案存在风险,因为削弱地方政党权力不一定能使国家议题与地方议题区分开来,也不一定能促成更多的政党共识。(12)

   最为系统的批判者当属兰尼这位深受谢茨施耐德影响的政党研究者。延续他在《责任政党政府原则》一书中的批判思路,兰尼认为报告依然存在对民主概念认识不清的问题,尤其是报告中提到的“党内民主”问题。他对报告提出“党内民主促进政党对外责任”的观点有所保留,认为“党内民主”概念中的“党内”界定不清。同时,报告中关于美国政党仍为“美国最古老的制度”的说法也不够准确,内战之后,政党的运作方式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报告最为致命的缺陷在于,责任政党政府过度依赖多数决原则,但美国政治的现状仍是洛威尔所描述的“多数决+少数人权利”模式,多数决与少数人权利之间永远存在着张力,而美国有更重视少数人权利的倾向。如是观之,目前政党的去中心化和“不负责任”反而会更适合美国国情。报告也完全忽视了少数人权利的问题,对纪律和制度的倚重太过明显。(13)

   事实上,尽管报告的每一部分都不乏批判者,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而低估其价值。报告的确开启了美国政党研究者们关于政党在民主政治中发挥何种作用、如何发挥作用的持久讨论。甚至到了2002年,仍有年轻的政治学者集结论文集纪念该报告的发表。当然,本文在谈论美国内战以后至1950年代政党研究时只提及上述历程未免以偏概全,仅就当时学者们努力克服反政党主义情绪、真心接纳并认识政党在民主政治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试图科学地研究和改革政党以更好地服务于民主来看,此一时期的政党研究算得上美国本土政党研究的真正开端。然而,反政党主义、基本概念不清等问题并没有得到根除,这自然成为开展后续研究的隐患。

  

   三、改革与复兴话语:1960年代至今

  

   新世纪之初,专攻“立法过程与政策制定”及“政党与选举”这两个分领域的政治学家莫里斯·费奥瑞纳(Morris P.Fiorina)在结合自己的研究历程回顾1960年代以来美国政党研究的发展情况时,基本沿用了凯教授关于政党活动的三分式观察。费奥瑞纳根据不同时间段美国政党在选举、组织和执政中的表现情况,将1960年代至1970年代视为政党研究的“D-时代”,认为当时的政党研究者多关注的是政党衰落问题。同时,他有所保留地将20世纪最后20年称为“R-时代”,认为从政党组织、政党执政和投票率来看,这段时期的政党活动有复兴迹象,但也指出,从国会政党行为研究的角度讲,此种“复兴”还存在不确定性。(14)总体上看,费奥瑞纳的判断非常敏锐、得当,结合其他学者对“断代史”阶段的观察,本文将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政党研究也视为“R-时代”,区别在于这种分类指的是盛行于这一时期的政党改革话语。

   (一)1960年代比较政党政治研究的发展

   在经历了近20年的民主党执政之后,美国政党政治终于在1953年迎来了政党更迭,直到1961年民主党才重夺政权。执政权的轮替使得亲民主党的研究者开始反思,最后几乎不约而同地将失败的原因归结到政党自身没有很好地发挥功能上。如上所述,学者们的反思始于1950年代,到1960-1970年代政党研究已经发展成为成熟的研究领域。然而,由于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上的区分日益显著,学者们已经很难概括政党研究的全貌,只能从某一特定研究进路出发,做“以偏概全”的反思。

   菲利蒲·萨贝蒂(Philip Sabetti)从风靡一时的比较政党政治研究角度回顾了1960年代美国政党研究(包括对美国以外的一些研究者经典著作的译介工作)的情况,提出“如谢茨施耐德等分析家将民主等同于政党,或者更确切地说等同于一种两党制的时代已经过去”,这种说法着实振聋发聩。据此判断,他认为1960年代的政党研究关注的问题是:政党是否对社会丧失了功能?是否有其他替代政党的制度?缺少作为永久机构的政党的政治前景如何?等等。具体到比较政党政治研究,上述问题恰好指向进行跨国比较时要考虑的两个基本要素:组织与功能。他认为,德国政党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和法国政党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Maulice Duverger)的研究侧重政党组织,利昂·爱泼斯坦(Leon Epstein)则侧重政党功能,约瑟夫·帕洛马拉(Joseph La Palombara)和麦隆·韦纳(Myron Weriner)等人则将两种要素视为自变量和因变量。此一时期研究的优势在于“政党分类”,且与政党功能分类相比,根据组织样态进行分类得出的成果更为丰厚。西格蒙德·诺曼(Sigmund Neumann)根据政党组织变化判断功能变化及认识广义人类结社活动变化的研究、米歇尔斯对于政治结社的关注和迪韦尔热对于比较组织类型的划分均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一时期的研究缺陷也非常明显,萨贝蒂将其总结为两点:一是在描述政党功能与组织时缺乏一般理论;二是对不同国家的研究往往无法提供可比较的数据和概念。将这两点综合来看,这一时期的政党研究者已经出现了“自说自话”的情况——因为关注的问题不同,研究者们往往使用不同的术语和方法论范畴,即便使用相同术语,所指含义也不尽相同。(15)

   (二)1970年代的“政党改革”话语

   1968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是历史上公认的灾难。精英控制、党内分裂、大选失败使民主党痛定思痛,决心对政党组织进行深度改革,遂于同年成立了两个改革委员会——政党结构委员会和代表遴选委员会,前者尤以发表《麦戈文—弗雷泽委员会报告》(The McGovern-Fraser Commission Report)著称。许多参与政党重组的改革者都直言受到1950年代的报告《走向更负责任的两党制》的内容或讨论的影响,许多当时参与讨论的学者亲身参与了改革计划的制定,政党政治的改革与政党改革研究在1970年代实现了同步。

   罗伊·克里斯特曼(Roy B.Christman)曾对1970年代的政党改革研究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评述。(16)他将学者们积极参与构建政党改革话语的原因归结为:客观上,政党是美国政治机构中最为开放和透明的机构之一,为加强两党制,两党均积极设立各种政党改革委员会,吸引政党活动家和政治科学家参与政策制定;主观上,因为许多研究者参与政党改革,他们的研究往往反映了作者的个人经验,克里斯特曼进一步认为,政党改革研究通常反映了学者对政党活动的一种“父爱”(paternal affection)。研究认为,政党可以促进公众参与,因此需要强大的政党,不同改革话语之间的差别仅在于各种改革是否会强化、弱化或者“夷平”政党。1970年代的研究者往往更为关注民主党在国家层面的改革情况,其中卡尔·拉德(Carll Ladd)和简·柯克帕特里克(Jean Kirkpatrick)编辑的文献强调政党改革的负面影响。拉德认为政党改革者使政党更加远离选民,而柯克帕特里克则指责改革弱化了政党。兰尼的著作“现身说法”,结合实证研究和亲身经历,论述了政党改革如何发生“扭曲”,偏离了最初目标。威廉·克罗蒂(William Crotty)和杰拉德·庞珀(Gerald M.Pomper)各自编写的著作则收纳了广泛的观点,在后者编写的书中,作者基本上支持政党改革,关注“选举中的政党”,强调政党向新元素开放、选举程序的民主化以及政党领导对党员的责任等议题;反对者则关注“政党组织”,强调改革弱化了政党组织,政党过度依赖大众媒体,将竞选失败的罪责归于1972年党代会及改革计划。

克里斯特曼认为,1970年代的政党改革研究主要存在四大“通病”。第一,对两党的观察不够均衡。由于民主党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机构改革,政党活动比较容易观察,相关数据也更容易获取,相比之下,学者们往往会忽视共和党的发展情况,相关的研究没有跟上该党的改革步伐。第二,研究缺乏对历史背景的认识。克里斯特曼认为兰尼属于例外,同时强调长时间的研究或许对认识总统初选改革更为重要。第三,“唯政党改革”的逻辑盛行。许多学者只关注政党改革,认为政党改革就可以解决大部分政治问题,这就人为地放大了政党改革的重要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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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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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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