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礼天:《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思想初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 次 更新时间:2019-07-03 00: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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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礼天  
而是要研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明确提出的有关或至少在理论逻辑上有关文学与地理关系的论述。《文心雕龙》丰富的理论批评内容,是否包含文学地理批评思想,其间之理解与确认之依据在此。

  

   三、《文心雕龙》有关文学与地理关系的普遍原理论

  

   《文心雕龙》所谓“文”,可以视为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文学”,乃兼“笔”而言;与“笔”相对的“文”,谓“有韵”之作,包括诗、赋、乐府等,“笔”谓“无韵”之作。今天我们不必非要以纯文学、杂文学加以区别,因为从文化研究的立场看,任何一个文化传统中所认为的“文学”作品就是所谓“文学”(22),任何文体的作品都可能是“文学”,也可能不是,这其中也与读者的主观立场有关系。《文心雕龙》在具体的论述中,充分运用了经典批评、才性批评、文体批评、知音批评等原则与方法,这其中也包括文学地理批评的原则与方法。总之,《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文”,就是“文学”,本文提出《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思想”之“文学”的内涵,主要在上述理解的意义上说的。

   《文心雕龙》有关文学与地理关系的批评思想,从《原道》篇所论,即可得其要义:所谓“原道”,其本义就是明确阐明“文”本原于“自然之道”。《原道》篇说: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23)

   上述引文,其要确立的理论逻辑之本义,主要就是认为文学既要“自然”(自然而然之义),又要有“文采”,这也是贯彻全书的思想原则;但我们在此可以下一“转语”——这一转语是其论述中所本有的意义:客观存在的天地万物(今天我们说的大自然),即“自然之道”的体现,其本质具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自在自为性,而不是一种主观人为的存在。注意:我们在此不是说“自然之道”的“自然”(形容词,自然而然之义),等同于作为名词“自然”(大自然)的意思,不可误诠。

   其《物色》篇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24)所谓“江山之助”的“江山”的内涵,就是指“山林皋壤”,也就是山水田园的自然,当然这种自然基本都是一种人化的自然。具体屈原所受到的“江山之助”,实际就是指楚国的山水皋壤、大自然的风景、地理。

   结合《原道》篇所论,上引《物色》篇这段话,至少包蕴了如下三层内涵,也是三条关于文学与地理关系论的普遍原理:

   其一,作家之心参赞天地之文(自然之道的文)以养育“文心”,作家所生活的具体的地理自然环境,也就对作家起到了熏育之功,进而可以说,不同地理环境对作家的熏育就有所不同。这是从作家出发,这可以说是关于文学与地理关系论的一条普遍原理。

   《文心雕龙》充分肯定屈原的个性才能,《辨骚》篇开篇就强调“楚人”多才: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25)

   作为楚人的屈原,之所以多才,其间应该包括“江山之助”,至少在刘勰论述的本义上,楚地“山林皋壤”是屈原创作《离骚》等奇文的“文思之奥府”。

   其二,文心因风景(包含在“地理”这一内涵之中)而起兴,这是从作家创作过程来看问题的,也是有关文学与地理关系论的一条普遍原理。

   作家之心乃会受到大自然的风景和地理环境的激发,而有“文心”,而有“文情”,从而能“为情而造文”,而不是“为文而造情”(《情采》篇),作家所处的地理环境中,不同季节的风景乃至其间的社会现实境况(物)刺激作家的“文心”,“心”与“物”相交融而产出作品。这就是说,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看,“山林皋壤”既是感动作家“文心”的原由,也是作家书写到作品中的内容。《文心雕龙》的文学观乃是直接继承先秦两汉的言志写心之观念。这种言志写心论,在《毛诗序》《礼记·乐记》等《文心雕龙》之前的文论、乐论中都有详细论述。《乐记》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26)《物色》所谓“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即是此意。《明诗》篇说: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27)

   又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上引《原道》篇继承《易传》天地人“三才”说的思想,也是说明这个意思:“……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这实际上也是从作家创作心理过程所谓“感物”的逻辑层面,论析了文学产生的本源和本质,是站在作家主体的立场看问题的。

   其三,“文学地理”都是经过心灵化的体验与创造,是作家创作出来的“拟容取心”的结果,这是从作品文本分析出发看问题的,也是文学与地理关系论的一条普遍原理。

   《文心雕龙》之《原道》篇所谓“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惟人参之……心生而言立”云云,《物色》篇所谓“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云云,“自然”(地理),作为作家审美的对象,作为书写到作品中的内容,即使以表现自然为主的纯粹的山水自然文学,都是经过“心灵化”了(28),自然的风景、映入作家心灵的地理环境的一切景观乃至社会现实境况,无论是理想(浪漫)的、写实(现实)的、超现实的书写,都是为了表现作家的心灵情感和思想的,而且是经过作家运用不同创作原则与方法进行过“改写”,乃至直接是作家想象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自然”与“社会”的“复写”。《神思》篇所谓“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29)。受到“江山之助”的作家,具有各自的才性与才能,因此他们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景物”是不同的,并且以表现其不同的心灵情感和思想为目的,所以说,其写景就是写情,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所谓“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30)。是故,其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地理”就是个性化的。这不是什么复杂的理论问题,刘勰《文心雕龙》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其《诠赋》篇说: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31)

   又其“赞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抑滞必扬,言旷无隘。风归丽则,辞翦荑稗。”登高所望之“物”(其中包括地理的自然风景),通过心灵化而表现在作品之中时,赋与诗歌、乐府等不同,赋更多的是运用“赋”(铺叙)而少用“比兴”(比喻、象征等)的手法,所以是“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故《物色》篇说:“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辨骚》篇:

   赞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32)

   屈原具有“惊才风逸”的才能与“壮志烟高”的志向,同时得到楚山楚水的“江山之助”,方能寓其“情理”于“山川无极”的书写之中,作《离骚》等“奇文”,“惊采绝艳”,成为“文变”之典范。对于圣人而言,其参赞天地而著述的“六经”,能够“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原道》)。这就体现了《文心雕龙》的思想原则和批评立场。

  

   四、结语

  

   从先秦开始,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天人关系,至春秋战国时代,既出现天人相合的思想,也产生天人相分的观念,道家的天人关系论更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儒家的天人关系论更强调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这在各自的“道”论中体现得最为清楚。而至《易传》的产生,儒道乃至阴阳家等思想就交融汇通在一起,战国时期的《管子》一书也有这种倾向,其以论“人地关系”为中心主旨的《水地》篇,就具有明显的阴阳与五行思想,《管子·五行》篇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33),这就是主张一种天地人三者和谐共生的关系,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管子》“人与天调”的思想实际是儒、道、法、阴阳诸家有关思想的统一。

   魏晋时期,玄学思潮兴起后,《老子》《庄子》和《周易》被视为“三玄”,王弼、何晏等人通过注释“三玄”,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等提出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刘勰《论说》篇赞“平叔之二论”,据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指何晏关于《老子》解释的《无为论》和《无名论》,后者尚保留残文在《列子·仲尼篇》注文中。《无名论》其中说:

   夫道者,惟无所有者也,自天地以来,皆有所有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曰,强为之名……”夫惟无名,故可得遍以天下之名名之。(34)

   所谓“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明显有调和儒道的倾向,就是将老庄之自然之道用来解释儒家之道,以道解儒。《文心雕龙》也主张“道”是天地自然万物存在的本身的状态与方式,是自然而然的,是自在自为的,“文”是现象,所谓“本乎道”(《序志》),而“道”是本体,有天地万物,就有“天文”“地文”,所以说“文”与“天地并生”。对《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思想进行全面探讨,还需要对刘勰《文心雕龙》所评论的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研究。《文心雕龙》关于文学与地理(自然)一般的普遍的关系之论述,都是基于《原道》篇的“道、圣、经”三位一体的理论纲领而立论,其中可以看到其思想文化的根柢,实际上具有先秦以来儒道诸家都有所倡发的天人合一的精神与文化视野。

   总之,据上述所论,可以说明,《文心雕龙》中包含的文学地理批评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不是限于一两个相关的命题或偶尔涉及文学地理批评的论述,而是构成全书完整的理论批评体系中的有机组成内容;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说,《文心雕龙》文学批评只有或者说都属于文学地理批评,绝不可以作出这种误诠。文中不足之处和不切之论,或有存在,敬请学界专家与读者批评指正。

   注释:

   ①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基本问题与基本原理,参见拙文:《文学与地理:中国文学地理学略说》,《北大中文研究》创刊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196页;《试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文化研究》第1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284页。二文均收入拙集:《中国文论研究丛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161页。

   ②参见李振泉《人地关系论》一文中之所论,李旭旦主编:《人文地理学论丛》,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③参阅拙文:《刘勰“江山之助”论与文学地理学——〈楚辞〉景观美学研究》,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中国文论》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④(汉)班固撰:《汉书》卷28,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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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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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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