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海学:清末小说疾病叙事的形态、特征与结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 次 更新时间:2019-07-03 00: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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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海学  

   内容提要:疾病叙事是清末小说家现实关怀的即物表达,他们或专注于疾病的治疗实践,或现身于治愈效果的宣传,或沉思于治愈之后生发的种种问题,呈现出多元的主题形态。这类小说以“疾病的发现”这一现代视野,把疾病与国民改造相关联,进而以“疾病最终必将治愈”的未来意识,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性特征。围绕诊断与治疗所展开的叙事以及由此所确立的民众被治疗的思考维度,他们更强调医生的价值,相对忽略了病人的体验,形成了“医生-病人”的认知模式。这类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消闲娱乐的写作取向,它们所包蕴的唤醒民众的现代主题,对后世具有现实批判精神的小说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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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比较重要的审美意象之一,其意涵主要有二:一是寄寓诗人的愁苦心情,如韦应物《寄李儋元锡》“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张籍《病中寄白学士拾遗》“秋亭病客眠,庭树满枝蝉”,杜荀鹤《自叙》“酒瓮琴书伴病身,熟谙时事乐于贫”,等等。二是暗喻作者的审美理想,典型者如《红楼梦》中林黛玉“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的娇弱形象,衬托出的是曹雪芹对女性病态之美的欣赏。文学中的这种疾病隐喻在清末发生了现代转型。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知识者逐渐在此一文化激荡中生发出现代观念。譬如,先觉者的主体意识与拯救国家危机的历史责任感,对国民精神素养低下的深刻理解与对新民效果无比确信的乐观情绪相互映衬,等等。作为对此一观念的文学表达,清末小说中的疾病叙事也具有了现代理性思维的内涵,并在艺术层面上开始突破以“说书人”为叙述主体的全知全能叙述模式,显示出与传统疾病叙事不一样的审美形态。

   上述特征的出现,表明了疾病叙事是小说现代化进程的实际参与者。这也意味着,对疾病叙事现代特征的考察与分析,将会有益于对清末小说现代转型的理解。当然,传统意义上的隐喻手法在疾病的现代叙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对疾病隐喻的关注也能触碰到现代性的一些特征。譬如,聚焦于疾病与国民性改造之间的关系研究,即是此一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但是由于只局限于此一视域的研究,很难触摸到小说内在的现代肌理,所以,它容易将清末小说中的疾病叙事看成是对传统隐喻的现代继承,进而低估疾病叙事在古代小说向现代转变中的价值。为此,我们需要透过疾病叙事的多元形态,直面其现代特征,在理解和把握其丰富主旨的基础上,体会它在历史转型期所做出的文学与文化贡献。而既关注疾病叙事的有效性,也关注其思维局限的做法,不仅可凸显疾病叙事在其现代性追求中的复杂性,也可将研究推进到疾病与国民缘何会如此关联,以及疾病叙事为何会呈现如此叙述模式的思考层面。

  

   一、疾病叙事的主题形态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千年未有的变局时代。徐继畲《瀛寰志略》说:“南洋诸岛国苇杭闽粤,五印度近连两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①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筹国用议》曰:“国课征银,准折消耗,民不聊生,未尝不以顾氏之论为善。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②有人甚至将“变局时代”当作天赐祥瑞的契机:“第水陆程途逾数万里,旷绝而无由自通,天乃益资彼以火器、电报、火轮、舟车,长驱以入中国,中国弗能禁也。天祸中国欤?实福中国也。天厌中国欤?实爱中国也。……君子观于此,而中国之当变不当变者,从可识矣。”③

   求变思想不只表现在政治、思想等领域,也反映在文学创作中,清末小说中的疾病书写即是其中的代表。在这类叙事中,小说家们用西方现代科学的视野考察中国社会,不约而同地将国民精神和疾病联系起来,并以治疗疾病的隐喻方式,表达出急欲改造国民的良好愿望。清末小说中的疾病叙事由此兼有了现实关怀与理想诉求的双重维度,其中既有因不满于国民精神的愚弱而强烈要求变革的现实精神,也有因积极憧憬未来而乐观于国民精神被治愈的理想情怀。当然,疾病叙事并不会因此而整齐划一,它们或者强调实践,或者意在宣传,或者提出问题,表现出了丰富的主题形态。

   第一,小说家将叙事重心放在对疾病的治疗上,似乎对各种病症都了如指掌,并以乐观的姿态积极投身于疗救实践中。海天独啸子《女娲石》中有一段为国民“洗脑筋”的叙述。洗脑铺的负责人楚湘云就像是一位脑外科医生,可以对疾病做出准确的诊断。她认为人的脑筋原本“洁白如玉,嫩腻如浆”,但最终会“受种种内因,感种种外触”等因素的影响患上“软骨证”。楚湘云的诊断理论并不复杂,“大凡人有想象,无不印于脑筋”,通过辨析脑筋印记,即可知道每个人所患的病症。譬如,有的人的脑筋中朦胧似地呈现出他上司的相片,同时还夹杂着金钱的印记,那么这种人就是官场中人;有的人的脑筋中充满了墨汁,这些墨汁填满了脑筋中的所有缝隙,那么这种人就是典型的书生;有的人的脑筋中呈现出虚无状,那么这种人就是“虚唱革命,假谈自由”的学生。楚湘云的治疗方法很简单,就是对症下药,即根据不同的症状,配以不同的化学药物洗涤。以上所讲都是针对可以治疗的脑筋来说的。还有一些人的脑筋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治疗,就被直接放弃了,这又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类是出身于贫贱家庭的,因为基本上不使用大脑,以至于“机关滞塞,感射不灵,脑袋之中竟成肉质”;一类是居住在山里的,因为吃蔬菜太多而无法给脑子提供充分的营养,以至于“其中原质多补肉体,朝对峙岳,暮对立峰,脑筋感触,浸成定质”;再有一种是天生有缺陷的,“由于天然机关结构过于紧逼,脑光收缩无反射力,既无色欲,又无感情”④。不可否认,这样的叙述虽然貌似有科学依据,却很难见证于现实的手术治疗。从这层意义上说,此类疾病书写是乌托邦式的,它们所表达的不是对科学知识的宣传,而是对科学知识的信仰。如此看似科学实则荒谬的治疗方法,只能在小说的虚构中出现,但反过来说,这种离奇的想象不正是小说家改造国民迫切心情的展现吗?这类主题形态不仅见于《女娲石》的疾病叙事中,在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东方觉我《新法螺先生谭》中亦有程度不同的体现。

   第二,小说家们将叙事重心放在对科学的宣传上,虽涉及治疗过程,但这只是作为辅助功能,为向社会推荐“良医”做准备。换句话说,这是小说家们为唤醒国民所做的一次科普尝试,其目的是希望国民在阅读小说之后能有所觉悟。闿异《介绍良医》就是典型,它的篇幅不长,但情节完整。一位西方医学博士发现“我”患上了重病,主动说明他可以为“我”手术治疗,其关键点就在于他成功地给“我”置换了一套动物脏腑,“我”由此开始了新的生活。因此,在欣喜之余,“我”把感受记录下来,并向读者介绍那位优秀的医生。这篇小说的结尾既是乐观的也是积极的。健康的“我”的思维开始有了理性化的色彩:以“换脏腑”这件事为例,原来的“我”会把术后的“我”看作“人面兽心”;健康之后的“我”,则已经找回了曾经丢失的羞愧之心。基于此,我们把他对医学博士的感激之情,看作是觉醒后的人的正常表现,然而更重要的是小说家对这一治疗事件的颂扬。在“我”的感激之情中,“除了酬过他的医金,另外又送他一方匾”。众所周知,“匾额”的价值不仅仅是对医生工作的肯定,所谓“华佗在世”“妙手回春”,即是对主治医生医疗水平的直接赞誉,“我”所送的匾额上题着“顽固顿瘳”,所谓“瘳”,就是疾病消失了的意思,这四个字的大意就是指患有的顽固不化的疾病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治愈了。但是“匾额”还有宣传的意义,包含有让患有同类疾病的人来找这位专家诊治的宣传功能,所以,它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希望像“我”这样并不自知的病人,能主动去向这样的良医问诊。“我”的现身说法虽有夸大的成分,但是手术过程和术后效果却是有理有据的。显然,从《介绍良医》的上下文看,无论是“顽固顿瘳”的匾额,还是“介绍良医”的题目,都更像是一次有策略的宣传和推广,意在把这一治疗模式当做唤醒国民的主要方法或路径,以吸引更多的人注意。

   第三,在上述两种主题形态之外,还有一种疾病叙事几乎不涉及疾病的治疗问题,而是将叙述重心聚焦于病人术后所衍生出来的各种问题。陈景韩《催醒术》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小说中的“予”在被“手持一竹梢”的人点醒之后,就好像是有了千里眼、顺风耳一样,能看到常人所不能看到的事物,能听到常人所不能听到的声音。因此,他想像“手持一竹梢”的人一样去主动帮助他人,“急为客取水,取盥洗具取栉取刷,请客梳洗,为客拂拭”,其中的“急”“为客拂拭”等词语,显见了“予”急于改造国民的殷切之心。但是令“予”始料未及的是,“客人”“仆人”均表现出某种抵制的态度:第一位客人对“予”的行为很惊奇,拒绝“予”的主动帮助,只是在最后做出了妥协,“客大奇,客不可,强而后可”;第二位客人的态度同样如此,也是在无可奈何之下接受了帮助,“客又大奇,客不可而又强客”。可以看到,两种观念并不相同的视域在这时发生了正面的冲突,在人数占优的前提下,众人获得了对于“予”的压倒性胜利,“群笑予为狂”。

   小说并没有到此结束。“予”虽然受到了客人们、仆人们的嘲讽,但是他依然坚持己见,并期望从别处获得证明。然而,这一努力收获的却是更糟糕的结果:“予”听到了病妇怀抱孩子的哭声,但是她周边的人却视若无睹,“淡然过之,若勿闻也者”;“予”听到了孩子被长辈鞭打时“惨以酷”的哭声,可邻居们却毫不在意,“若勿闻”;“予”看到了大街上“蝇声哄哄然”的“宿菜”、“弃路侧”的“死鼠”、“斑斓墙上”的“溲渍”,可过往行人“安然若无鼻”;“予”在饭馆看到了隔夜的剩饭菜,可周围吃饭的人“食则食也,饮则饮也,若无耳目口鼻”。可以看到,治疗者不仅没有治愈被治疗者的病,反倒被治疗者的麻木所惊吓,流露出难以排遣的孤独和无助之感。

   综上所述,清末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呈现出了多元的主题形态。它们或者表现出对科学的虔诚信仰,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治疗方案,让疾病的治疗成为可能;或者表现出对西方医学的积极宣传,乃至通过叙述者身临其境般的经验讲述,想唤醒国民的自觉意识;或者表现出对治疗这一行为的重新思考,以国民对治疗者的无视或抵触,提出了治疗艰难的问题,使清末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展现出了它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二、疾病叙事的现代特征

  

   清末是中西文化相碰撞最为激烈的时期,古代白话小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了现代转型。出于对传统小说“遍卷淫词罗列”⑤的不满,知识者希望“新”小说能对国民改造有所助益,进而在挽救国家危机的实践中有所作为。文学中的疾病叙事虽然古已有之,但是作为刚刚觉醒了的现代主体,清末小说家们并没有从传统文学那里汲取艺术灵感,而是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原理移到精神治疗的层面,期望民众能通过治疗快速觉醒起来。意识到“最有势力于今世者谁乎?盎格鲁撒逊人是也”⑥的觉醒者的自觉、洞察到“中国以文弱闻于天下,柔懦之病,深入膏肓”⑦的觉醒者的自我诊断,以及“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⑧的觉醒者的自信等历史内涵,不仅让疾病叙事成为那个时代最有效于唤醒民众的“社会之药石”⑨,而且也成为那个时期最具现代品格的小说写作。

第一,小说中的疾病并非客观意义上的真实存在,而是治疗者在现代视野里发现的结果,是现代理性的体现。疾病本是名词性概念,据《辞海》注释:“疾病指人体在一定条件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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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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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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