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海学:清末小说疾病叙事的形态、特征与结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 次 更新时间:2019-07-03 00: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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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海学  
也习惯了带有浓浓苦味的汤药,尤其是走街串巷的江湖郎中,更是将中国的医药带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西医却恰恰与此相反,它们依靠各种医学器械辅助治疗,开的药方多是片剂,尤其是医院的建立,更是将治疗疾病与人们的生活空间隔离开来,以至于人们一提到医院,就将其当作恐怖的地方。杨念群先生曾以协和医院为例指出:“协和医院刚成立的初期,它所培育出的‘协和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根本无法和中国民众的生活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因为协和标准的封闭性管理和昂贵的医疗费用使它和北京民众的生活完全打成了两撅,互不相干,真正的‘空间’控制由于和老百姓的生活无关,实际上无法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26)对比西医在现实中的窘境,我们不难看出,拥有西医背景的现代医生并不被当时的民众所接受,但是这并不妨碍小说家把他们放在重要位置。也可以说,现代医生被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正是小说家们认知结构在文本中的体现。

   其次,民众被放在了次要位置,小说家们虽然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却没有给予病人足够的重视。这其中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现代医生对病人身份的蔑视。《女娲石》中楚湘云向金瑶瑟讲述“洗脑术”的过程,在不足千言的叙述中,已不乏“贫贱之家”“山国之民”“官场”“士子”“学生”等称谓,而与这些称谓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其色灰黑”“其腐如泥”“其虚如烟”等多带贬义的词汇,及至谈到清代考据学家王真儒时,与之匹配的“尽是绿菌”等语词,更显鄙夷之情。再如《月球殖民地小说》,哈克参儿医师在以龙孟华的病为例,提到了八股文的危害,其间也不乏“酸料”“涩料”等词汇。尤其是当他以“糊涂病”“胆战心惊的病”为中国官员确诊时,更流露出十足的优越感;而作为病人的龙孟华,则在“少动笔墨”的嘱咐声中,也受到了难以觉察的嘲讽。二是病人在被治疗的过程中失去了发声的权利。《女娲石》叙述楚湘云已经治愈“四五百万”病人,却没有为哪怕是一个病人留出叙述的空间,即使如金瑶瑟看到了部分手术过程,“果见麻翻了许多人,倒一个,顺一个,睡在案上。许多女医穿着白衣白裙,漂的、洗的、动刀的、配药的”(27),也没有听到一个病人的呻吟声。《新法螺先生谭》的手术过程详细,然而与“造人术”的手术过程相比,那位“背屈齿秃之老人”只能算得上是配角,即使在手术中间,“老人已目张口开,手动足摇”,但最终还是没有发出声音来。《月球殖民地小说》的叙述重心也在医生,龙孟华自始至终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当他醒来之后,才会现出“惊讶”的神色:“看见众人围着他的床,卧榻上排着许多药瓶,旁边又放着一盆的血水,十分惊讶。”(28)或许小说家将思考的重心放在了治疗的本身上,或许是他们对中国民众的病情都已了如指掌,但不管怎样,疾病叙事中的病人都是缺失了主体的客体存在,这与现代医生备受尊重的情形有着鲜明的对比。

   其实,梁启超把中国民众的精神诊断为“愚陋、怯弱、涣散、混浊”(29)时,又何曾与民众处于平等的地位?在这样的语境中,病人是否有病并不由他们自己说了算,中国的民众是否有病也无法由他们自己来证明。然而在现实的治疗中,病人却被赋予了极大的尊重:他们一般都先被要求检查,医生会根据各种CT、X光片、核磁片等进行诊断,以确诊病人身份的真实性,即使需要手术治疗,也需要在征得病人或者病人家属的同意之后,才能安排手术时间,而在此之前,医生是无权替病人选择的。对比病人在现实治疗中的位置,我们很容易明白,病人的主体意识应该是很强的,这就意味着忽视病人主体的是小说家。作为先觉者,他们更关心由谁医治的问题,而作为被治疗者的病人反倒成了不重要的角色,这同样是他们认知结构在文本上的反映。

   今天来看,清末小说家们这一重一轻的认知结构有其简单之处。在那个时代氛围里,既然西方文化在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中展现出了它优秀的一面,那么,学习西方文化,将它放在重要位置的做法并不为错。但问题是,知识者在确立自我认识的过程中,忽略了自身所处的文化氛围。换句话说,中国的近代是西方侵入的结果,知识者要想建构起真正的现代主体,不能仅仅遵循西方传统,必须要在现实的基础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历史才行。或许是他们缺乏建构主体的经验,或许是迫于国家危机的压力,总之,清末知识者没有把传统的文化结构考虑进去,这让他们的思考失去了某种历史契机。所以,当他们把并不复杂的认知结构运用到各类文本的叙事时,就可能会带来一种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负面效果,正如杨念群先生所讲:“单个病体的治愈被放大为一种群体乃至国家的行动,就直接地从接受西医治疗扩及所有与西方文明相接触的事物,而且是否接受这些事物几乎变成了评价此一行为优劣的唯一尺度。”(30)这当然不是小说家们率性而为的结果,而是如福柯所说,是先觉者认识结构在具体文本中的“复制”(31)结果,只是在这一结构当中,有他们未曾意识到的认知盲点。

  

   四、结语

  

   清末小说中的疾病叙事以大胆的想象著称,那些令读者看起来有些瞠目的西医手术,实是此类小说最大的亮点,但小说家的终极思考并不在这里。他们之所以会用疾病命名民众,并赋予疾病的治愈以乐观叙述,就是因为在这些小说的内里,包蕴着一个唤醒民众的现代主题,这显然是那些“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32)的传统小说所无法比拟的。此后,唤醒民众的主题延续到了“五四”作家的小说实践中,被中国现代、当代文学所继承。今天来看,现代文学中关于唤醒民众主题的讨论已表现出更为深层的思考。但是,无论是对民众愚昧性的强调,还是对治疗者的反省,均没有脱离“疾病的发现”这一现代性的认识结构。如果再考虑到清末小说家们大多接受的是传统文化教育,却要完成对传统的叛逆,大多不了解西方语言,却要实现对西方文化的借鉴,无论是在人类情感的选择上,还是在理性知识的运用上,都已经触及无法用词语表达的艰难,在这层意义上,这些小说的出现已经超越了文学的维度,是小说家们爱国之心炽热程度的真实展现。

   注释:

   ①徐继畲:《瀛寰志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7页。

   ②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95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22页。

   ③陈炽:《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7页。

   ④海天独啸子:《女娲石》,章培恒、王继权等编:《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25卷,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496页。

   ⑤衡南劫火仙:《小说之势力》,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2页。

   ⑥⑦⑧梁启超:《新民说》,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51、617、549页。

   ⑨海天独啸子:《女娲石》,章培恒、王继权等编:《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25卷,第443页。

   ⑩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纂:《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2148页。

   (11)(12)(13)梁启超:《新民说》,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辑,第552、566、592页。

   (14)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03页。

   (15)闿异:《介绍良医》,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小说集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632页。

   (16)梁启超:《新民说》,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辑,第547页。

   (17)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章培恒、王继权等编:《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50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5页。

   (18)闿异:《介绍良医》,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小说集七》,第634页。

   (19)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52~253页。

   (20)海天独啸子:《女娲石》,章培恒、王继权等编:《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25卷,第496页。

   (2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辑,第759页。

   (2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29页。

   (23)东海觉我:《新法螺先生谭》,于润琦主编:《清末小说书系·科学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第12页。

   (24)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9页。

   (25)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69页。

   (26)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14页。

   (27)海天独啸子:《女娲石》,章培恒、王继权等编:《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25卷,第498页。

   (28)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章培恒、王继权等编:《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50卷,第284~285页。

   (29)梁启超:《新民说》,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辑,第547页。

   (30)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4页。

   (31)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第170页。

   (32)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辑,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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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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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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