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中国需要经营和治理世界的经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19-07-03 00: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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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  

   书每读每新,每写每新。从2008年起,笔者开始写作《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1],当这部著作于近期接近结稿时才意识到自己是在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做着全球政治的“资治通鉴”的准备工作。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未来的中国确实需要一部总结曾在全球政治中起过主导作用的国家经营和治理世界[2]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未来安全战略的著作。中国的发展已使其政治和经济在相当规模上卷入了世界,这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经营和治理世界的问题[3]。这是一个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性转变,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4]。

   经营和治理世界,尤其是经营和治理已为工业革命所改变并为市场连为一体的世界,需要区别于中国昔日曾居于主导地位的农业全球化[5]时代的经验,而在这方面恰恰又是中国人比较欠缺而西方人比较擅长的。中国在中世纪曾是世界性的大国,但那时治理世界的经验只是区域性的。真正将民族的生活带入全球性联系的还是发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先将欧洲人送上世界政治舞台,他们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由此开辟了人类历史上以资本为中心的工业全球化时代。

   英国工业革命将相互封闭的区域民族经济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与此相应的是,英国人也就当仁不让地扮演起世界政治主导者的角色,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相应的世界经营和治理模式,即世界殖民模式。这种模式一登上世界舞台就被异化为直接军事占领、掠夺并对殖民地人民进行奴役的帝国主义模式。它以黑格尔称之为“恶动力”[6]即残酷和赤裸裸掠夺的方式推进了人类的进步。这种模式从英国工业革命后保持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最终为战后的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所吞没,但它毕竟为人类开辟了相互联系为一体的历史。关于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充分的肯定。

   取代英国之后的是美国-苏联模式。美国人曾与苏联人联袂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欧洲危机,启动了世界范围的“民族自决”运动并由此瓦解了大英帝国。此后世界开始进入由美国和苏联共同主导的新的世界治理模式——这与19世纪初英国和沙皇俄国联袂击败拿破仑帝国后共同主导世界的历史进程在形式上非常相似。我们确实不能割断苏联的历史与全球化进程的联系,它曾通过制约资本世界的片面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时期,美苏两种模式通过相互制衡而相互补充——苏联方面强调以公平带动效率,美国方面则强调以效率带动公平——并成为战后世界治理的主导力量。苏联解体后,世界治理失去公平力量的制衡,美国独步天下。在这一时期,“全球化”就成了“美国化”的婉转表述;与此同时产生的新问题是:美国模式因失去制衡而显其片面性,并因此更加脆弱。

   客观地说,较之英国模式,美国模式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当然也少不了苏联在其中的贡献——更大的进步,它表现在对民族自决权至少保持形式上的尊重;它摒弃了对殖民地的直接掠夺,而采用一种间接的经济政治渗透的方式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由于这种模式具有的进步性,还由于美国政治家们善于学习、汲取并改造了英国人治理世界的经验,美国从英国继而苏联那里接过世界治理的主导权后,便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将人类文明从大机器工业化时代迅速带入电子化和信息化时代。

   但是,美国模式与英国模式一样,还是一种资本权力优先于人的权利、资本高于人本、效率高于公平的模式,它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技术进步的同时,也扩大和深化了英国模式造成的世界经济的畸形发展,及由此产生的殖民地和宗主国、继而南方世界与北方世界的严重分裂和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说,“9·11”事件就是在新世纪初擂响的美国治理世界模式的暮鼓。

   1857年马克思在《印度起义》一文中指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7]“9·11”事件及随后美国开展的“反恐战争”使世界越反越恐的结果说明,美国这种建立在剥夺南方国家基础上的世界治理模式,已不能在新世纪带领人类走出资本主义因发展而不能发展的困境。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8],今天我们也会惊奇地发现,美国人曾用于摧毁大英帝国的“民族自决权”武器,在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后也对准了美国人自己——美国模式脱离苏联模式的制衡不满十年便遇到了“9·11”事件,而美国与苏联辩证共治世界的时间却有半个世纪。

   美国的片面的世界治理模式带来的问题促使人们反思。“9·11”事件后,人类再次燃起其少年时曾有过的“文艺复兴”激情,开始“寻找回来的世界”:他们将目光从西方移向东方,从“希腊文明”移向“中华文明”,试图从东方文化中寻找有益的思想。而东方,尤其是东方中国在这仅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所创造的巨大成就,又进一步增强了东方文化的魅力。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科学发展的理念,无疑对矫正目前世界治理模式的片面性将产生极为有益的作用。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9]今天的中国已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0]转为世界经济、从而世界政治的一部分。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11]这种情况现在已有改变: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发展曾对阻止亚洲和世界经济的恶化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并对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代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推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动力。

   今天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此深刻地卷入了世界,以致中国人不能不考虑经营和治理世界的问题。马克思在那篇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的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2],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3]学问不能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也肩负着改变中国与世界的伟大使命。

   但是,经营和治理乃至改变世界,光有雄心壮志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善于学习。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更是为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4];不仅仅要向我们的朋友学习,还要向我们的对手,特别是向曾经打败过我们和被我们打败过的对手学习。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直接的老师。在这方面,英国、美国、苏联等国家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首先需要我们的知识分子对其加以总结,为此,我们还真需要为未来的中国准备一部总结这些国家经营和治理世界经验的“资治通鉴”。

   记得儿时常唱《时刻准备着》这首歌,现在年龄大了再忆起这首歌的内容,感到自己现在写的这些文字似乎是在兑现着“红孩子”[15]时期的诺言。兑现了承诺的人生,才是一种能让人心释然的人生。

   总结经验是绝对必要的,因为知己知彼,是中国将来能够独立于民族之林并能平等地与其他国家参与经营和治理世界的必要条件。笔者曾提出: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只要这个基本矛盾是绝对的,那么国际斗争就不可能消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16]和谐是通过斗争赢得的:讲“德”须有“道”,讲“仁”须有“义”,放弃大道和大义的“和谐”,反失了和谐的真义,那样就不能适应国家间不能回避的“上疆场彼此弯弓月”[17]的斗争形势。

   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的一致,是笔者在写作中不期而遇的结果。笔者曾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概括为当代世界地缘政治体系构成的基本特征。“一个中心”,就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两个基本点”,就是大西洋及其两岸地区与太平洋及其两岸地区。这不仅是因为中亚和印度洋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而且是因为这里也是世界工业矿物质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地带。“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8]地缘和资源这一双重诱惑招致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并为此展开了生死博弈。当笔者沿着这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进行的思考和写作时,蓦然回首,才发现笔下所展现的思想逻辑与古今大国全球争霸——“两翼(太平洋、大西洋)包抄,中心(中亚、印度洋)突破”——的历史逻辑竟如此吻合。

   参与大国博弈仅凭勇气是不行的,它不仅需要知识,更需要经验,尤其需要血写的经验。经验与财富及一般的知识不同:财富可以继承,一般的知识可通过强化训练快速掌握,可经验既不能直接继承又极难强化掌握。这样就留下了一个知识增长的悖论,即人在继承上代留下的财富的时候也就同比地失去经验,而获得经验的时候却又同比地失去财富。这就是人常说的“富不过三代”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道理。

   毛泽东是明白这个道理的,1964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19]他要求党的干部必须在实践中,尤其要在“惊涛骇浪”的实践中经受锻练并由此积累治国经验。国家决策失误的负反馈在危机中来得最快,这样经验也积累得最快;而承平时期,决策失误的负反馈来得非常慢,可能得到下一代,甚至下几代人才能感受到以前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恶果。很少有人愿意为遥远的未来危机而牺牲眼前的利益,这样就在国家肌体中植入了衰败的内因。

   具有丰富治国和外交经验的俾斯麦对这种知识增长的“悖论”也深感无奈。他写道:“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而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正确地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这种远见的能力,很少是生来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不需要相当的实际经验和个人知识,就能发挥作用。”[20]俾斯麦的这句话是说给当时的德国人听的,但也许对我们今天长期处于和平年代的中国更有意义。

   “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21]国家稳健前进的条件是要有熟悉历史,更要熟悉历史政治及其本质的领袖人物。19世纪中叶的德国学者(比如李斯特等)及政治家(比如俾斯麦等)正确地汲取了刚刚经历过的从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帝国崩溃(1789-1815年)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因此他们能够一步到位地选择了稳健路线,并将“铁血”人物俾斯麦推上领导地位,而不是像19世纪初的法国人和21世纪初的俄国人那样经过世纪末的大劫难后才意识到拿破仑和普京的价值。俾斯麦使德国避免了国家转型过程中很难避免的社会震荡及其修复震荡后遗症所空耗的宝贵时间。

   政治家的任务并不在于追随而在于引导和推动公众舆论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历史上看,公众舆论有些时候并不一定能够反映出历史的本质,而破坏性的公众舆论有时还会将人类历史引入灾难。

   法国人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教训。在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中,社会公平的口号排山倒海,其标准越提越高,以致最后都将发动并一直站在这场革命最前沿的罗伯斯比尔送上了断头台并继而推出波拿巴•拿破仑皇帝来为这场革命收尾。历史上最激进的革命以如此保守的方式结束,这真是历史讽刺。

鉴于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历史教训,黑格尔告诫德国的政治家说:“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的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藐视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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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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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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