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乐:威尔逊主义的退潮与门罗主义的再解释

——区域霸权与全球霸权的空间观念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 次 更新时间:2019-07-01 21: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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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  

  

导言

  

   威尔逊总统在1919年的外交活动将美国的国际威望推向高峰,但也使得威尔逊主义与门罗主义的关系,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威尔逊论证其政策主张是门罗主义的自然发展,但其国内政敌认为威尔逊主义将导致欧洲列强通过国际联盟来干涉美国事务,从而违背了门罗主义。在德国,卡尔·施米特更系统地论证威尔逊主义与门罗主义相互对立,并主张德国可以根据美国门罗主义的先例,在欧洲建立自身的“大空间”秩序。日本在威尔逊执政之前即存在“亚洲门罗主义”话语,当其大陆扩张受到国联秩序限制的时候,日本同样强烈主张门罗主义,并参考施米特的论述,为自身侵略性的区域秩序主张提供国际法论述。威尔逊所激化的话语冲突,背后是区域霸权的多元空间性主张与全球霸权的全球普遍同质主张之间的斗争。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今人更深地理解当代全球政治秩序演变中的结构性冲突。

  

   本文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3期,发表时有删节,在此推送的是全文修订版。本文得益于2018年夏季刘小枫教授主持的第二届六绎论坛的讨论,尤其是魏磊杰对于日本二战期间国际法思想的研究,对本文启发良多,作者在此一并致谢。本文的一切错漏概由作者个人负责。

  

   1919年1月7日,美国总统威尔逊结束了在欧洲大陆为时三周的巡回演讲,回到巴黎。在过去的三周里,他在欧陆各大城市受到了几近顶礼膜拜式的欢迎,无数灼热的目光投向他,期待他宣讲的美国方案能够为这片满目疮痍的大陆带来和平。[1]当威尔逊步入巴黎和会的会场,毫无疑问,他代表的美国,正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心,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威尔逊时刻”。

  

   威尔逊带来的是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世界秩序主张。他批评欧洲列强多年来习惯的势力均衡 (balance of power)、秘密外交、贸易壁垒、军备竞赛、否定民族自决等种种实践,认为世界需要转向国际法与国际组织、集体安全、公开外交、自由贸易、海洋自由、裁减军备和民族自决等不同的原则和做法。这些主张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建设一个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计划,它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国家联盟,更是一个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家之间纠纷的集体安全机制。这一设想通过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和留美知识精英的传播,在中国引起了知识界的热烈反响[2],康有为甚至一度感叹自己看到了“大同”的曙光。[3]

  

   然而,威尔逊的“高光体验”并没有持续多久。欧洲列强与日本利用威尔逊急于建立国联的心态,诱使其在其他方面做出让步。威尔逊同意了法国对德国的领土要求和惩罚主张,同意承认英国在“海洋自由”问题上的特殊利益,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权转让日本,而对一战战胜国所压迫的诸多弱小民族的自决主张,威尔逊表现出极大的冷漠。而这就重挫了威尔逊的高调宣传在世界各地所引发的极高期待,因而,随着和会的进行,威尔逊的威望也不断下行。威尔逊在形式上实现了其核心主张——6月28日签字的《凡尔赛和约》中包含了国际联盟盟约。但当他将盟约带回美国寻求国会批准的时候,却遭遇了滑铁卢。威尔逊是国际联盟最强有力的倡导者,然而他代表的美国却没有成为国联的成员国,这对于美国的国际威望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919年,美国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大放异彩,但很快又回到阴影地带,转而以各种较为间接的手段,对世界舞台中心的事务施加影响,直至“二战”时期全面回归。

  

   然而这个“威尔逊时刻”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威尔逊向世人展现了一个18世纪晚期远在偏僻的北美的新生共和国逐步成长为区域霸权,进而谋求全球霸权的历史轨迹。然而威尔逊从华盛顿向巴黎的“纵身一跃”,究竟是美国19世纪国际战略的自然发展,还是对美国19世纪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实践代表的外交传统的某种偏离,却引起了美国国内外的激烈争论。威尔逊及其政治盟友当然要强调,从门罗主义发展到威尔逊主义,是历史的进步而非堕落。然而,在1919年美国的内部政治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威尔逊的政敌们恰恰认为威尔逊的国联计划背离了门罗主义传统,有可能导致一个欧洲国家主导的国联干涉美国以及美洲事务,美国不仅可能无所得,甚至还可能有所失。最后,国联盟约不仅未能获得参议院批准,威尔逊“纵身一跃”在美国政坛引发的反弹持续了多年,甚至对后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参与二战,都产生了很大的掣肘作用。

  

   在欧洲与亚洲,一战之后受到美国挤压的列强也对威尔逊主义相当不满。在德国与日本,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回应的姿态:抽取美国19世纪门罗主义的经验,将其建构为具有普遍性的经验模型,为德日两国扩张和捍卫区域影响力的做法进行正当性论证。而这在话语策略上,意味着用美国的过去反对美国的现在——门罗主义是好的,普遍的,值得为列强所效法;但威尔逊主义却是坏的,以美国的全球霸权否定了其他列强正当的势力范围,是“上房抽梯”“过河拆桥”之举。在-德国思考“门罗主义”的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对同时代日本“亚洲门罗主义”论述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日本国际法学界在二战期间对于日式门罗主义的理论阐发,又受到了施米特的影响。

  

   因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威尔逊时刻”都带来了一个重要后果,那就是将门罗主义与威尔逊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化。美国的当下是否背叛了过去,成为时人讨论的主题,相关理论思考甚至持续到二战之后。对于威尔逊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演变,我国学界已有一系列专著讨论,论者通常将威尔逊时期的新旧斗争概括为“孤立主义”(isolationism)与“国际主义” (internationalism)的斗争。[4] 但本文试图从对两种“主义”的命名,进一步下沉到对“主义”所借助的核心概念和符号的研究。“Monroe Doctrine”这一概念和符号,无论在认知还是情感上,在美国19世纪外交传统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威尔逊需要重新解释“祖宗成法”,以证成自己倡议的广泛参与世界事务的新导向,而威尔逊的内外政敌更需要通过不同的解释,以更有力地阻击威尔逊的创新。在这一方面,国内已有的研究仍缺乏足够的聚焦。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勾勒出若干基本研究线索,以抛砖引玉,为进一步的理论反思提供素材。

  

一、从门罗主义到威尔逊主义:连续还是断裂


   1823年12月2日,在欧洲的神圣同盟蠢蠢欲动,试图干涉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之际,美国的门罗(James Monroe)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三个核心原则,第一原则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第二原则反对欧洲列强对已独立的美洲国家的干涉;第三原则声明美国不干涉欧洲国家的事务,经常被称为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原则。[5] 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曾在1796告别演说中提出“外国势力乃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敌人之一”,美国“与它们发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涉及政治” 等对外国政府(特别是欧洲政府)充满疑惧的主张。[6] 托马斯·杰斐逊主张划分两个半球,使美国与美洲远离腐败与专制的老欧洲。[7]门罗总统继承了两位建国者对老欧洲的疑惧,但同时也在西半球呈现出一种积极的姿态——美国孤立于欧洲事务,但并不孤立于美洲事务。[8]

  

   门罗为美国19世纪的国际战略设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但所谓“门罗主义”[9],在19世纪被不断重新解释,从一个保护本国乃至本区域免受外部干涉的原则,逐渐演变成一个积极谋求区域霸权的原则。但美国政治精英对于欧洲事务的警惕和疑惧可谓一以贯之,他们眼中的世界并不是普遍同质的,而是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空间,适用不同的行事方式。

  

   我们不应该将1823年的门罗讲话理解为对欧洲列强的“战略恐吓”,因为当时的美国实际上没有多少实力阻止欧洲列强对美洲的殖民与干涉;门罗主义的提出,首先意味着响应海上霸权英国引入新大陆力量平衡欧洲大陆列强的诉求,减少英美摩擦,同时也可以拉拢拉丁美洲的新生共和国,为美国自身的发展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在19世纪上半个世纪,美国对门罗主义的使用,侧重于为其向北美大陆西部扩张的事业保驾护航。1845年12月2日,美国总统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以“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名义,宣布“本大陆的人民单独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如果他们中的某一部分组成一个独立国家而建议要和我们的联邦合并时,这将是由他们和我们来决定而毋庸任何外国插手的一个问题。我们决不能同意欧洲列强因为这种合并会破坏他们也许想在本大陆维持的“势力均衡”而进行干涉以阻挠这种合并”。[10] 这一解释的现实政策意涵是阻止欧洲列强干预美国攫取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

  

   通过持续不断的“西进运动”,美国积累了更大的实力,其门罗主义的侧重点,也从自我保护逐渐过渡到弱化欧洲列强在美洲大陆的影响力。1850年,英美两国签订《克莱顿-布尔沃条约》(Clayton–Bulwer Treaty),美国通过非战争的方式,弱化了英国在中美洲的影响力。1866年,美国迫使法国干涉军退出墨西哥。内战之后,美国乘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工业与军事实力更是不断增强。美国政府对门罗主义的解释与运用,也日益朝着建构区域霸权的方向迈进。1895年,美国介入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的边界纠纷,美国国务卿奥尔尼(Richard Olney)向英国发出照会,直接宣称:“如今,美国实际上己经统治着这块大陆,他的命令对于它所管辖范围之内的大陆臣民来说就是法律。”[11] 奥尔尼要求将边界纠纷提交仲裁,英国一开始表示拒绝,但最终因为英德两国在南非冲突的掣肘,作出了妥协。美国由此成为西半球的主导国家。

  

   1898年,美国赢得美西战争,美国不仅控制了波多黎各、古巴,巩固了其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而且获得了对关岛、威克岛、菲律宾等非美洲土地的控制权。在此背景下,西奥多·罗斯福在1904年12月6日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所谓“罗斯福推论”( Roosevelt Corollary),将门罗主义推向新的阶段:“导致文明社会纽带全面松弛的长期为非作歹或懦弱无能,在美洲,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会最终需要某一文明国家(civilized nation)进行干涉,而美国在西半球遇到这种为非作歹或懦弱无能的罪恶昭彰的事情,为了恪守门罗主义,也不得不勉强施行国际警察力量。”[12]“罗斯福推论”的内核是19世纪流行的“文明等级论”,认为在文明等级秩序中处于高端的美国,有必要对文明程度较低的其他美洲国家进行指导,以防止他们由于文明程度不足而受到欧洲列强的干预。在这一推论之下,在其他美洲国家未受到欧洲列强干预之时,美国也能够积极主动地对其进行干预,这就将原本主要是防御性的门罗主义原则发展为一个真正积极主动的区域霸权原则。

  

美国建构与行使区域霸权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推进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的建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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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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