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后习俗伦理”与“普遍正义原则”[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 次 更新时间:2019-07-01 10: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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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庆 (进入专栏)  

  

   提   要:本文考察了“后习俗伦理”与“普遍正义原则”的内在关联,它从科尔伯格的儿童道德意识发展逻辑演变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由商谈伦理过渡到阿佩尔的后习俗责任伦理,都是为了进一步为作为最高道德意识阶段的普遍正义原则进行奠基,通过这一最终奠基,为化解经历了纳粹极权统治和世界大战的现代人的生存绝望提供了一丝道德性的希望,虽然这一最终奠基是借助于一个虚构的理想交往共同体而完成的,但至少也是人类在不义的无意义的日常生活世界寻求有意义的生活秩序的一种可能的方案。

  

   “后习俗责任伦理学”(die postkonventionelle Verantwortungsethik)不是这一问题史最初的概念,而是最后确立的概念。就“最初”概念而论,是由当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现代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创立者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1927--1987)提出的“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后习俗水平”的“道德意识发展”或“道德判断能力发展阶段”理论;经过阿佩尔和哈贝马斯共同创立的“商谈伦理学”(Diskursethik或译作“对话伦理学”和“话语伦理学”)的哲学奠基与改造,这种儿童道德意识发展的阶段逻辑,变成了当代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热点。阿佩尔最终又把“商谈伦理学”或“交往伦理学”变成了“后习俗责任伦理学”。也就是说,“前习俗水平”的道德意识、“习俗水平”的道德意识和“后习俗水平”的道德意识发展阶段理论,是科尔伯格奠基的,但他主要是在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和儿童哲学领域产生影响,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则将之放在“商谈伦理”和“社会交往伦理”上为其进一步做了哲学的奠基,使之从儿童心理学领域过渡成为哲学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阿佩尔又将“商谈伦理学”转向了“责任伦理学”,最终“后习俗伦理学”(Postconventional Ethics)或“后习俗道德”(Postconventional Moral)准确地说,就变成了“后习俗责任伦理学”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概念的版权最终只能归于阿佩尔(Karl-Otto Apel,1922-2017)一个人。

  

   我们现在将以此线索进行考察,以发现“后习俗伦理”与“正义理论”的实质关联。

  

一、科尔伯格的“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和“后习俗水平”道德意识意识发展理论


   科尔伯格 1958 年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沿着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1896— 1980) 的认知理论研究儿童道德意识的发展,但他与皮亚杰不同,不是侧重于探究儿童关 于行为是非对错的认知能力发展,而是侧重于对行为是非对错认知中的“ 道德判断能力” 形成与发展的逻辑研究,因而建构起一整套关于道德发展的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实践的庞 大理论体系,在欧美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3]

  

   具体而言,科尔伯格提出了儿童道德判断能力发展的“ 三水平、六阶段” 的理论,即第 一、二阶段代表“前习俗水平” (Preconventional Level),第三、四阶段代表“习俗水平” (Conventional Level),第五、六阶段代表“后习俗水平”(Postconventional Level)。

  

   为了更清楚地阐明这几个阶段的特点,现在,我根据哈贝马斯录下的原文和阐述[4],分别概述如次。

  

   “前习俗水平”,阶段 1:惩罚和服从阶段(The Stage of Punishment and Obedience)。 儿 童认识到“ 对的” ( Right) 行动就是对规则、权威的绝对顺从,这样就以避免惩罚和对肉 体的伤害。 这几乎就是一个按照人的天性来认知与判断行为对错的阶段,但对错的标准 在“大人”,儿童只能通过他们的行为在“大人们”的世界所产生的直接后果:赞美、谴责、 表演、惩罚等中来学习、认知和服从。 行动的客观后果决定一行动的好坏,更多的价值或 意义在这一阶段之外。 儿童凭自己的水平做出避免惩罚和无条件服从权威的决定,而根 本无法考虑惩罚或权威背后的道德准则是否正当。 在这个阶段,儿童主要关心的是快乐 与受表扬,避免痛苦和惩罚。 皮亚杰把这个阶段称之为“客观责任感”的阶段。

  

   阶段 2:儿童能判断出“对的”行动要看其是否可以充当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偶尔满足 别人需要的工具。 因此,这个阶段,科尔伯格称之为“个人工具性的目标与交换阶段” (The Stage of Individual Instrumental Purpose and Exchange)。 这说明,在“前习俗水平”上, 儿童能够对文化规范做出反应,并通过这种反应来认识、习得习俗伦理,并能根据行动的 实际后果或利益(奖惩),或者根据制定规范者(父母或老师)的天然权力来理解规范。 所 谓“ 工具性的目标与交换” 定向,是说儿童理解怎么做是对的,往往是从物质的、实用的途 径去把握。 所谓“交换”,实际上就是“你对我好,我也就对你好”,谈不上什么忠诚、感恩 或公平合理。 儿童一心想自己的需要,但也能体会到别人也有正当的需要。 从而,他有时 愿意为满足各个方面的需要以平等的方式去“ 做出妥协” 。

  

   “ 习俗水平” ,行动的“ 对” 或“ 正当” 被理解为扮演一个好的角色,关心他人及其感受, 保持对伙伴的忠恕之道和真诚。 这种水平的行为正当性往往根据行为的“意图”来判断, 行为后果明显地被忽略,“善意”成为重要的东西。 正当的行为规范必须在自己和他人的 眼中都具有“善意”,这样才有遵循规范和期望的动机。 因此,“习俗水平”的道德意识处 于人际间相互期待、相互协调和相互顺从的阶段。 就儿童而言,在习俗水平阶段上的道德 意识,表现在已能理解维护自己的家庭、集体或国家的期望的重要性,而不再仅仅以行为的直接与表面的后果为判断依据。 儿童的态度不只是遵从个人的期望和社会的要求,而 且是忠于这种要求,积极地维护和支持这种要求,并为它辩护。

  

   这一“习俗水平”有两个阶段,科尔伯格把“阶段3”称之为“人际间相互期望、相互关联和协调一致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儿童重视人际关系和谐协调,愿做一个“好孩子”。而对“好孩子”的判断,就是做能帮助别人、使别人愉快、受他人赞许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就是遵从大多数人的或是“惯常如此的”行为。皮亚杰理论中的儿童“主观责任感”出现在这一阶段。

  

   科尔伯格把“阶段4”称之为“社会系统和良心维系阶段”。儿童认识到社会秩序依赖于个人乐于尽其本分,遵守社会已经建立起来的法律与秩序,倾向于以法则来维护社会系统的秩序。正当的行为就是履行社会义务、尊重权威以及维护社会自身的安宁,维系社会的或群体的福利。当一个人履行了他的既定义务,就会滋生出一种自尊感,一种自我意识。

  

   “后习俗和有原则的水平”(Level C:Postconventional and Principled Level),在这个阶段上,道德的决定普遍地来自公道、价值或原则,道德标准的裁定取决于构建所有社会成员一直认可或可能认可的公平和公益的行为方式和原则。人们力求对公道而公平的道德价值和道德原则作出自己的解释,而不管当局或权威人士如何支持这些原则,也不管他自己与这些集体的关系。这一水平也分为两个阶段。科尔伯格把“阶段5”称之为“权利优先、社会契约或功利主义阶段。行为的正当性趋向于根据个人的一般权利以及经过社会的批判性检验并认可的标准来确定。人们往往坚持社会的基本权益、价值和法律条约,即便这些原则与群体的具体规章制度相冲突。人们往往明确意识到个人的价值观具有相对性,并相应地强调去实现被认同的秩序规则。行为正当性一方面通过宪法和民主的方法加以认可,另一方面通过个人的价值观。行为正当的理由一般说来就是履行社会契约,因为一旦有了社会契约,那么为了大家的利益,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权益,就必须遵守这些条约。家庭、友谊、信任和工作责任也是随之而来的承诺和契约,确保对他人权益的尊重,人们考虑的是:这些条约和义务应该建立在全面有效的理性计算基础上,即为最多的群体获得最大的利益。他把“阶段6”称之为“有普遍的伦理原则阶段”(The Stage of Universal Ethical Principles)。

  

   “1.关于什么是正确的,第6阶段指示的是普遍的伦理原则,即社会成员通过宪法和民主的方式确立的、通过个人价值观的反思确认的普遍伦理原则,是判断一切规则和行为对错善恶的标准。特定的法律或社会协议之所以有效与正当,也是因为它们基于这些原则。当法律违反这些原则时,人们就按照这些原则行事。所以,这种普遍的伦理原则就是正义原则:每人的权利平等,对个人的人格尊严予以尊重。这些不仅是公认的价值,而且是用来产生决策的原则。”

  

   2. 关于这样做是对的理由是,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一个人已经看到了这个原则的 有效性,并对它们做出了承诺。[5]

  

   可见,“ 后习俗水平” 的道德意识达到了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其主要的特点是以普 遍的伦理原则,即公平与正义的法则作为行为正当的道德标准。 这个标准不是一个抽象 原则,而是有实质的价值内涵的决策性实践标准:人的权利平等和对个人人格的尊重。 对 个体而言,其最大特色是达到的伦理原则的自主性,人们通过“ 学习” ,能把普遍的伦理原 则视为自己行动的道德标准。

  

   就后习俗的普遍伦理原则达到了把公平正义提升到一切规则和个人行为的判断标准 而言,这是科尔伯格道德意识发展阶段成为当代责任伦理学讨论的核心的一个根本原因。 而这种道德意识发展逻辑中的关键在于,个人道德意识的发展逻辑与社会伦理世俗变革 之间的互动发生和相互塑造。 哈贝马斯对之有这样一段评价:

  

科尔伯格把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过渡理解为学习。 道德的发展意味着, 一个成长中的人( Heranwachsender) 通常都是已然将其可支配的认知结构如此改建翻 新并做出分别,使得他能够比从前更好地解决同样类型的疑难,即更好地处理在道德 上意义重大的行为冲突的共识性调解。 在这里,成长中的人就把他自己的道德发展 理解为学习过程。 在每一个更高的阶段上,他必须能够说明,在何种意义上道德判 断,即他从前视为正确的东西,已是错的了。 科尔伯格表明,与皮亚杰的观点相一致, 这种学习过程是学习者的一种建构性的成就。 作为道德判断能力之基础的这种认知 结构,应该既非原初地受环境影响,也非天生的机制和成熟过程所能说明,而是作为 某种先前具备的认知才能(Inventars)的一种创造性的再组织化(Reorganisation)成 果,这就使得顽固地再次返回到从前的疑难是不可能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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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伦理学术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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