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甲午战后台湾内渡官绅与庚子勤工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 次 更新时间:2019-06-29 13: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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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海内外关于1895年创立的台湾民主国的研究日益增多。有的学者扩展视野,将其作为洋务与维新运动的交合点,从而多少改变了孤立偶发事件的印象〔1〕。在研究庚子勤王运动的过程中, 作者通过解析史料史实,发现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的主要成员,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各派的勤王密谋。由此回溯,这批人在甲午之际的行为与心境,除了人所共知的一面,似还有另一面未被揭示。而这一面曲折地体现了在西方民主思想和传统民本观念交相作用下,近代绅权与皇权、民权的关系,显示了中国士人在国难当头之时如何对朝廷与社稷做出两难取舍。

  

  

  

   庚子勤王运动名义上的“总持”,是保皇会首领康有为,其总体战略是在两广起兵,袭湘攻鄂,席卷长江,直捣京师。为实现这一部署,保皇会倾全力经营两广,尤其注重广西,投入了大量人财物力。康有为以南关游勇大头目陈翼亭为主力正兵,准备取道钦、廉,攻占桂林,以此为基地,然后进攻湘、鄂。制定这一计划,除了战略上考虑地利因素外,人和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原台湾民主国总统唐景崧在桂林一带聚集力量,据称已在郁林、浔州、平乐等处建立根据地,“要拥戴唐景崧为团练,进口兵器,发起行动”〔2〕。 而唐与保皇会暗中早有联络,唐的力量已被纳入该会的战略部署之中。1900年5月底, 唐景崧派人赴新加坡向康有为报告:“滇、黔、桂皆来归”,请约期发动。康闻讯大喜道:“此天赞也!”〔3〕立即指示澳门总局徐勤等人:“西力膨胀,既拟移全力注之。”并将“有小山(即唐景崧)之坐镇,滇、黔皆来”〔4〕作为调整部署的主要理由。在此之前, 保皇会虽然制定出总体战略,但感到实力不足,因而具体计划决定取鄂后顺江而下攻金陵,而不敢直捣北京与荣禄的武卫军正面相撞,又担心“画江以待力足”则缓不济急〔5〕。到6月初,北方义和团蜂起,形势骤变,江淮徐怀礼、山东大刀王五率部归附,长江中下游连成一片,加上唐景崧派人请期,康有为趁势调整完善实施步骤,让陈翼亭等9 位统兵将帅率部由粤袭桂,夺取桂林后,由唐景崧驻守,一面收复广西全省,一面利用唐景崧原籍灌阳一带民俗强悍之便,召集湘、桂边界的全州、灌阳、兴安等地会党数万人,作为先期趋袭长沙的勤王正军的后队。康有为指示道:“薇以亲统为宜,以将来破长沙、武昌,捣中原,当有大帅指挥之也。其应派人前敌或留守,由薇指挥。”〔6〕据此, 唐景崧实际上被委以勤王军全军统帅的重任。

   康有为如此安排,显然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军事行动主帅应亲自入营统兵,而康有为自视为四万万人托命之身,有救世之心,无救世之勇,处处以自己的安全为重,想方设法逃避责任。早在1900年4 月,康有为计划以星洲、澳洲、日本三处为驻扎之地,“似无入营亲统之意”。梁启超表示反对,认为:“我辈今日之事,决不可稍存尝试之心也”。“故此次不有事则已,有事则成败皆决定于此举”,“若是乎先生之亲统军,万不可以已也”。他还进一步劝说道:“自古未有主将不在军中,而师能用命者。他日能驾驭之,而范我驰驱,皆在此时也。若初时不与之共其苦,而欲成事之后,彼纠纠者拱手而听节制,抑亦难矣!”因而坚决主张:“即定以某军为正军,则先生必当入而亲率之,即弟子亦然;或随先生赞帷幄,或入别军为应援,要之万不能置身于军外也”,并以不先入军中则起义之师不能正名相挟,力劝康“惟当尽力设法,以先入军也”〔7〕。对于梁启超的苦口婆心,康有为不以为然。 6月,唐才常以起义在即,请康有为乘轮北上。康问以驻港或驻沪, 佯作欲“还港办事”之状,甚至提出要“赴京救上”〔8〕, 其实稳坐星洲,并无动意。自立军起义前,唐才常致函康有为,“主张起义时为领袖者必须身入军中以资鼓励”,康依然置若罔闻。倒是梁启超履行诺言,兼程归国。康有为抬出唐景崧,既能保证大军有主帅坐镇,借以卸责,又可塞绝弟子门生的进言劝说。其二,唐景崧曾任封疆大吏,其旧部分布于西南各省,又与西林岑家(春煊、春蓂)交善, 在西南一带颇具号召力,可以节制各部将领。康有为利用官僚声望的做法符合当时一般人心理。长江自立军也曾想请原湖南巡抚陈宝箴坐镇,因陈猝死而作罢〔9〕。

   除广西方面外,保皇会在广东另有一番布置。康有为派梁子刚、张智若、叶湘南等到新安、东莞等地聚人办团,联络惠、潮、嘉的会党游勇如林玉、版筑、三品等。这一计划得到原台湾民主国义军统领丘逢甲的赞助。1900年3月,丘赴南洋考察学务,在新加坡与康有为、 容闳晤谈,同意参与保皇会的勤王起兵。4月9日,梁启超致函梁启田,言及保皇会在广东的军事准备时说:“现时刚团已开练,紫云、翼亭在南关大开门面,邱仙根进士倡率屋闸”〔10〕。此后丘又同意“归统”,与潮汕的版筑“合成一军”〔11〕,并愿意在起义之际具名签发由保皇会拟定的保护外人布告。这使保皇会得以免除后顾之忧,可倾全力向西。 6月,保皇会的勤王正军准备大举袭桂,而主帅陈翼亭丁艰在家。为不失时机,康有为指示徐勤等与丘逢甲商议:“万一羽异未出,可先动不?”〔12〕希望丘逢甲领头,率先发动。

   原台湾民主国帮办刘永福当时率军驻扎广东,他虽然没有参与勤王运动,但保皇会试图利用他。康有为指示勤王军在两广发动时,“拟东西皆假刘旗,以其声威震动大众”〔13〕,这样既可以乱敌军心,又便于奔袭。并具体安排专人秘密制作旗帜号衣上的“福军某营”字样。

   长江流域的勤王运动,因唐才常与康有为的关系,名义上由保皇会统属,实则自成系统。而内部又分成若干派系。汪康年、叶瀚等江浙士绅,与康有为素有积怨,唐才常本人也感到事成之后难以安置康有为。由于矛盾错综复杂,在经历了正气会、自立会的分合之后,各派携手组成中国议会,维系合作大举的局面。8月9日唐才常赶赴汉口之际,委托日本东亚同文会会员井上雅二前往南京,以中国议会名义联络官僚绅士,以自立会名义联络湘军将领。而南京方面作为联络官绅中介人的,便是原台湾民主国内务大臣俞明震〔14〕。尽管井上开始觉得俞明震、俞明颐兄弟“气质很好,但不是很主动的人”,可是后者却积极在南京士绅中串联鼓动。经过一番活动,俞聚合了一批士绅官僚如刘世珩、傅春官、易顺鼎、顾云石、薛培萃等,于8月17 日下午借游玩秦淮画舫之机与井上会面,谈论中国议会之事。次日,俞明震再度拜访井上,商议联合大计。在俞明震和驻宁湘军营官辜人杰的协助下,联络南京文武两方面的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井上为此行“取得了好成绩”而踌躇满志,返沪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在金陵的要事基本完成:一、在民间绅士、官人方面,由俞明震做工作,使之与中国议会作一致而努力。”“我回沪即与陶森甲、张通典二人会谈,联络南京文武志士的事有成功的希望。”〔15〕井上肯定俞明震在中国议会向南京发展分支机构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南京参与国会活动的易顺鼎,也与原台湾民主国有很密切的关系。甲午战争之际,他在两江总督刘坤一幕下,对清廷割让台湾极为愤慨,曾鼓动刘坤一支持唐景崧坚决抗战。民主国成立后,他决心亲自赴台相助。可惜抵达厦门时,民主国已经败亡。此后他仍两渡台南,试图为刘永福争取大陆援军,但均未成功。内渡后曾任湖南督销局道员,庚子时任职于江防营务处。

   长江联合阵营从1899年12月下旬正气会成立之日起,便着手联络秘密会社。汪康年一派赞同这一方略,但行动上用力不多。特别是1900年3月后,唐才常因为与汪派的矛盾难以化解,为避免办事掣肘, 让出正气会干事长的位置,召集湘鄂江淮会党首领在上海成立集贤会,完全避开汪派,以前此建于东京的自立会的名义,发动和组织会党。不过,汪康年等人显然参与了正气会运动会党的决策。该派骨干叶瀚继唐才常之后任正气会干事长,有责任全面掌握会员的活动情况。正气会发起人之一的周善培,虽远在四川,仍不断以通信方式向汪康年等报告其运动会党的进展情形,并且一面认为唐才常应将所谋内圈之事坦诚相告,一面劝汪康年等人体谅唐的苦衷,不要因此而生龃龉〔16〕。7月, 北方形势危急,汇聚上海的革新人士酝酿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的大计。中国议会(亦称国会)成立后,加紧准备行动。据汪康年说:“中国议会有两个办法,一是推一大名人为总统,二是中国各省自行治理。趁现在民心大乱之机派人去各省,与土匪联合起来以成一派势力。”〔17〕依照这一计划,国会一成立便立即派人到扬州秘密联络会党豪强〔18〕,同时在湖北有黄小琴其人,熟悉宜昌情形,表示“愿办宜、荆一带下交事宜”,要求国会正式委任〔19〕。自立军失败后,汪康年、叶瀚等还准备收拾其余部,通过黄小琴在宜昌、恩施一带寻找“未开辟而无主名”的深山,将队伍拉进去潜伏待机〔20〕。由此看来,黄小琴是国会实行武力变政方针在湖北的重要依靠。关于此人,据办事者告诉汪康年:“敬如兄熟知小琴,可详询之也”〔21〕。敬如,陈季同字。陈为原台湾民主国外部大臣,有记载说他是民主国的动议者。由他牵线,国会与黄小琴取得了联系。在如此深入的层面上了解具体人事,陈季同无疑也是国会核心机密的知情者甚至参与者。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参与庚子勤王,甚至支持武力反清变政,迄今未发现他们彼此沟通联系的证据。这种不约而同的行为,更说明其思想倾向的一致或吻合。由此可以引申讨论的,是晚清士绅的动向及其与清王朝的关系。

   康有为坚持庚子勤王以保救光绪为目的,其他各派鉴于形势危迫,虽不得不借此旗号,却随时准备自立变政。甚至康有为也有过“万一”的考虑,打算在来不及救上的情况下自立救国,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参与这类带有反叛性的密谋,决非偶然,其思想基因5年前已露端倪。 这些内渡官绅以身世、经历、性格而论,多属两类人:其一,担任过外交边疆事务,接触了解西方较多者;其二,传统士绅圈中的心怀异志者。

   担任民主国外务大臣的陈季同,原是福建船政学堂前堂学生。1873年曾随团考察台湾军事,1875年随日意格游历英法,协助采办轮船机器,1876年春归国。次年,李凤苞率制造、驾驶学生各12人、艺徒7 人赴英法留学,陈季同以文案身份随同前往,并和作为随员的马建忠一起,进入法国政治学堂“专习交涉律例等事”。在这里,他意外地接触到许多西洋新知。1878年清政府在德国设立公使馆,陈季同被首任公使李凤苞咨调赴德,同时兼办留学生事务。此后陈历任驻德、法、比、奥、丹、荷等国参赞,以总兵衔、福建补用副将任驻法二等参赞官,并代理过驻法公使。他通晓英、法、德、罗马、拉丁数种文字,熟谙国际事务,尤精法国政治及拿破仑法典。在法国期间,因翻译接待等职务之便,与驻在国各方及各国使节时相过从,经常可见到“伯理玺天德”,对包括民主共和在内的西方政治制度有切身体验。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将他与罗丰禄相比较,认为:“罗则静默,可以讨论学问;陈则活泼,可以泛应世务,再能历练官常,中外贯通,可胜大任矣”〔22〕。长期驻外生活,使其行为举止多少有些不拘礼法。1891年,陈季同撤差归国。甲午战争爆发时, 他关注战事发展, 在天津曾就借款事与盛宣怀电报往还。1895年春,署理台湾巡抚的唐景崧电调其赴台,割台事起,陈季同和丘逢甲等商议保台之计,首先提出“民政独立,遥奉正朔,拒敌人”的主张〔23〕。后来他随唐景崧内渡,在维新运动中也表现不俗。1897 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求是报》,介绍和报导世界大势、对外交涉、各国刑律、学会活动等,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与江浙士绅交往。1898年5 月21日,他在上海郑观应寓所参与了中日人士共同筹办的亚细亚协会准备会。这是德国占领胶州湾后,汪康年、曾广铨赴日本谋求中日两国民间人士联盟救国的产物,后来加入国会者至少有4位是该会成员〔24〕。

担任过台湾民主国游说使的姚文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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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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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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