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谦 张岳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国家、民族、政党三维认同之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 次 更新时间:2019-06-29 12:32:48

进入专题: 三维认同     民族区域自治     认同整合  

彭谦   张岳嵩  

   内容提要: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在这一制度下民族的认同结构包含国家、民族、政党这三个层面,为了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应当推进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整合,同时,由于党的执政地位与意识形态还需要将政党认同也加入其中形成三维建构。民族区域自治具有积极的认同整合功能,其运行机制是推进国家、民族、政党三维认同整合的重要路径,而国家、民族、政党认同的“三维建构”又保障和促进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良性运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与国家、民族、政党三维认同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

   关 键 词:三维认同  民族区域自治  认同整合

  

   自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走过70年历程,这一基本制度对我国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巨大贡献,使其足以拥有“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的高度评价。民族区域自治不仅为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助推,在政治文明领域也具有积极的认同整合功能,其运行机制和实施开展是推进国家、民族、政党三维认同整合的重要路径。同时,国家、民族、政党认同的“三维建构”又保障和促进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良性运行实施,“三维建构”并存发展构成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运行的整体图景,本文将尝试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国家、民族、政党认同的“三维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探究两者间的互动关系。

  

   一、民族群体的三维认同结构及其互动关系

  

   “认同”作为一种研究对象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中早已经历了长期的历史,从代数、逻辑学到哲学与心理学,再传播到更多的社会科学领域当中,并在20世纪70、80年代族群研究领域形成了如戈登的“族群关系变量模型”等理论成果,族群认同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1]。在民族问题的研究领域里,认同问题也受到学界的积极关注,尤其是在我国当前面临“三股势力”威胁边疆稳定这一现实背景之下,对于民族认同问题的研究更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如何对我国各民族的认同意识进行建构与引导,关系到族际关系的和谐与国家安全的稳定。人的社会身份的多重性,决定了从身份中衍生出的认同意识也同样具有多重性,比如国家、民族、宗教、政党、地域等,在不同的情境下多重认同各自处于显性或隐性的状态。在我国处于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共同当家做主的政治现状下,中国各民族的认同意识在其中主要涉及国家、民族、政党等三个方面,以下将尝试对这三种认同进行简要论述。

   (一)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及其关系

   1.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国内民族认同意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因为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事实上,多民族国家总会面临如何安置少数族裔在国家中的位置这一问题。试图在全社会凭借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将少数族裔完全同化、融入于多数民族之中,以期实现“一国一族”的同化主义政策,在20世纪的历史中已经证明这种路径的明显局限。而即便是美国这类由移民立国的国家,曾用公民权利的平等替代族群的集体政治权利,将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基本共识,并用共识锻造出一个忠于合众国宪法的公民民族,却仍然会出现像弗吉尼亚种族暴力冲突这样的事件,遭遇“美国究竟是基督徒白人们的美国”还是“由各种族裔的美国公民们构成的美国”这一现实问题。可以说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无法离开国家而单独存在,国家会因其内涵的建构性与工具性而试图引导、建构这种认同意识,但同时,国家也必须承认对于民族成员个体而言,民族认同也是一种原生的、先赋性的意识[2],在国家以公立教育等手段介入之前就已经在家庭以及民族群体的内部交往之中形成。因此,多民族国家应当承认民族认同既有原生性,也具有建构性,消灭、压制或隐藏少数族裔及其族裔认同的做法难以达成目的。民族认同的界定除了以上性质界定之外,还可以从发生视角将其区分出归属性与赞同性,在确认自我/他者边界而形成归属意识之后,民族成员还会对本民族群体在文化特点、社会地位、集体行为等族际交往中涉及的诸方面进行评价,通过价值判断形成的一种情感性态度,即“赞同性认同”(包括负面评价的否定性在内)。归属性与赞同性的区分避免了将民族认同局限在内外划界的功能上,从而有助于认识民族成员在认同过程中的能动性。毕跃光分析了民族成员对于自、他民族群体不同态度组合构成的四种类型,发现不同自、他态度组合将影响其在参与族际互动过程中采取的行为倾向,比如对内的积极认同加上对外的消极态度就将会导致对他民族的偏见和抗拒[3]。民族认同的建构性与赞同性,都说明了这种认同意识的变化会受到外部对象或条件的影响,而并非纯粹内生的现象,民族认同本身就是在族际互动中因差异而形成的意识,在认识到民族认同一定程度可以加以建构的前提下,调控这种认同需要从塑造其赞同性认同的方向入手,通过制度设计与政策投入,优化民族所处的环境条件,从而促使民族成员对于自、他民族群体都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进而形成各民族“美美与共”的和谐局面。

   国家认同也同样可以根据归属性与赞同性来区分,肖滨在探讨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时,通过将国家认同区分为赞同性认同和归属性认同的双元结构来分析这两种认同与政治—法律、文化—心理公民身份之间的匹配关系[4]。国家认同中的归属性认同与民族认同中的归属性认同相似,是对国民身份的归属。李艳霞等学者引述阿尔蒙德和查尔斯·泰勒的观点,指出这种归属感来源于一国的历史与文化,归属意识对国家认同的形成意义重大[5]。而在肖滨看来,赞同性认同则是对国家政权、政治制度、政治过程等方面的赞同、支持与否,也可以视为公民对于国家政治合法性的赞同与否,这种赞同与否的态度同样也是对于所处政治环境的反应,通过国家的政权建设、政策实施等方式以增强国家合法性,从而对公民的国家认同进行塑造,比如学校教育作为培育国家意识的基础途径之一,通过在教育模式上构建基于积极、真实体验的教学方法与内容,就能够有效促进国家认同的增强[6]。

   2.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在认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具体关系时,两种认同的相关性问题十分重要,也就是说,民族认同强弱的变化是否会引起国家认同状况的转变。对此,不同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路径进行了分析,既有采用定性分析的方式进行整体性的探讨,如周平从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整体视角出发,提出多民族国家如果放任国民彼此分化为“刚性的社群组织”,就可能导致出现集体忠诚冲突,国家认同遭遇这些组织的分割而呈现出复杂性与不确定性[7]。陆海发认为,由于中国边疆所具有的复杂性,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可能性,因而需要国家推动认同整合来避免两者的冲突[8]。也有的学者提出相反的观点,他们以定量的方式进行实证分析,比如王德强等对云南藏区少数民族的认同意识进行问卷调查,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当地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相悖,民族认同寓于国家认同中[9]。学者胡涤非将王德强的定量研究进行了推进,在分析影响认同意识的相关性因素之外,更进一步分析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影响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具体影响因素,并同样认为,两种认同是相互促进而非相互对立的关系,经济因素在影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各种因素中具有最显著的作用[10]。

   高永久梳理了国外研究两种认同关系的冲突论观点,并对其不科学性进行了批评,指出冲突论虽然看到了民族认同的膨胀对于国家认同带来的危机,但有的冲突论者试图通过忽视、压制乃至消除民族差异性的方式,用同质性的国民文化等国族建构来实现国家的同质性,这反而会提供民族矛盾的根源。而且冲突论实际上忽略了身份认同的选择受到情境的影响,而且个体内在的认同可以多种并存,认同之间的关系实际呈现的是彼此的优先次序,由此他认为,应当采用和谐视角来看待认同问题,树立国家认同的最高位置应是两种认同统一的价值共识[11]。

   冲突论者试图用对于同质性的追求来解决认同危机,就是想要将少数民族的权利局限于文化领域,用公民权利否定其民族政治权利的诉求,这种思路否认了少数民族因其异质性而在自身利益上表现出的特殊性,这种只强调公民权利平等的问题,实际上与列宁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民族平等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而且正如高永久所言,个体对于优先身份认同的选择是在特定情境下的能动选择,要确立国家认同的首要位置可以由外部力量改变个体面临的选择情境,从而引导其认同次序的形成,这在我国无疑就需要由国家来推动的重要任务。

   对比冲突论与和谐论的各自观点时,如果将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纳入观察视角,就可以发现,国家的民族政策与制度建设对少数民族认同意识总是在发挥影响,冲突论也可以认为强调的是国家以民族为标准进行资源倾斜的政策导致了少数民族认识到民族身份在优惠政策下的现实价值,从而增强了群体利益意识以及民族认同,一旦国家政策带来的利益减少或者族际间因获利不平衡而引发纷争,就会导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冲突。而坚持两种认同并不对立、甚至相互促进的观点,则体现出国家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与财政支持的功效。在中国,国家掌握着各项社会资源与丰富的政策、法律工具,拥有强大的施政能力,作为政治行为主体,自然对于民族发展议题也就拥有了决定能力。民族地区的不同民族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设计下享有了自治权利,通过行使自治权为自身发展找到适宜之路,并且国家对于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繁荣的关注,意味着国家愿意以自治地方为单位进行资源倾斜,这些支持发展的各项政策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提供了积极助推。所以,各民族无疑是国家民族政策与制度下的受益者,民族与国家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民族的发展有赖于国家的支持,国家认同可以保护民族认同,其变化并不会和民族认同呈现负相关,民族认同也可以借助国家认同来实现合作与双赢,形成共同增长的状态[12]。

   (二)中华民族认同

   中华民族认同与各民族的认同存在层次上的不同,中华文明是一个在漫长的历史中绵延至今的古老文明,自古以来作为其政治层面体现的政治共同体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人们对于各族裔群体的认同以及对于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之间还存在着一种认同意识,这就是中华民族认同。在不考虑中华民族是“自古以来由自发到自觉逐渐形成”的原生论,还是“应对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近代产物”的建构论这一理论争议的情况下,至少可以认为在近代中国进行民族国家构建、抵抗外来侵略、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已经成为与民族国家相对应的、自觉的国族共同体,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13]。中华民族认同因而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是各民族共同选择的历史命运,各民族在这个大家庭中拥有着像家庭成员一样的紧密联系。可以说,在56个民族共同奋斗下,才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民族平等与团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得以建立,这一认识已经成为1949年后各民族历史共识的一部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与56个民族的团结统一共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的来源。实际上,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就是对于中国的认同,中华民族无法脱离中国这一政治共同体而单独存在,此时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发生了很大程度的重叠。

但这是否是说中华民族认同就等同于国家认同呢?在有的学者对民族认同的划分中,国家认同是比民族认同中下属的族属、族体认同(相当于56个民族层面的认同)更高层次的民族认同,这一最高层次的“民族”实际是指中华民族这一国族,因而“中华民族认同实即中国国家认同,反之亦然”[14]。对此,本文认为这种等同论可以认为只看到了国家认同中的归属性认同的一面,而忽略了赞同性认同的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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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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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黑龙江民族丛刊》(哈尔滨)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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