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丽:在“逃离”与“加入”之间:从“吴将军”传说看山地族群的国家认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 次 更新时间:2019-06-29 12: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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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丽  
它通过刻意抹去“叛乱”历史而重构“平乱者”的历史叙事而得以调和。这一矛盾叙事的盛行意味着一种对被纳入王朝统治秩序之历史进程的模糊记忆和对中央王朝的矛盾认知,这一矛盾认知正处于斯科特所称的“逃离”与华南学派所称的“加入”两种观点之间的含混地带。

  

   结语:“生要护朝,死要护瑶”与山地族群的国家认知

  

   与上述矛盾重重的历史叙事一样,吴将军传说的叙事逻辑同样充满着矛盾。吴将军被皇帝杀头后,决定要“报仇”,这无非是“叛乱”的另一种讲述方式。但他报仇的计划未能成功实施,却因皇上一句“你是忠臣”而倒地,从而解除了其复仇的能力。接下来,他甚至愿意服从皇帝的旨意——“生要护朝,死要护瑶”。这又是“平叛”的一种方式,不是武力征服,是相对和平的“招安”,而原来的叛乱者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皇帝的诏令,这显示出吴将军传说与“叛乱—平叛”历史叙事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值得一提的是,由护朝转化为护瑶的过程并不是一件符合常情的事,它必须让主人公经历由生到死又死而复生这一非正常手段,才能完成由叛乱者到平叛者、由护朝到护瑶的转变,矛盾的逻辑得以在生与死的转折中实现调和。

   江永四大民瑶形成的历史进程中所发生过的一次次叛乱,官方对整个南岭地区“叛服不常”的表述,以及宋以来历代对其所实施的镇压或招抚,都可以与这则传说对应起来。换句话说,这则传说所隐含的,恰是原本处在统治秩序之外的边缘族群最终被纳入统治秩序的漫长过程中,所渐次形成的一种“历史心性”,一种对自身与作为强大他者的中央王朝之关系的认知过程,我们尝试来梳理这一过程:

   以瑶、苗、壮等为主的身处南岭的边缘族群,在朝廷权力介入之前,即是通常意义所说的“化外之民”,“叛服无常”是对这类族群常见的官方描述,对于朝廷来说,若想约束这一带的人群,唯有依靠武力才是最有效的。我们或可以推论,生活在这里的族群曾过着一种纯然自在的、存在于统治秩序之外的生活,如明万历年间一位儒家文人游南岭的九嶷山时,听到当地瑶人所唱的歌谣中有“蜜蜂飞来千丈高,盘王子孙在山好”之句(42)。对于远在天边的朝廷,他们或许有所耳闻,但却照样过着“无法无天”的日子,史料中所记载的无数次“寇乱”“瑶乱”正说明了这一点。

   对朝廷的认知是在与朝廷官军交手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宋代秦孟四发起“叛乱”时,率军前往镇压的文天祥常陷入束手无措的境地:“望之遥遥,空驻山下;而彼之轶出他境,猖獗自如……窜入大山,愈去愈远,迄不可谁何。”(43)对于熟悉山地形势的当地人来说,官军似乎并无多少威慑力。元朝加大了对南岭的统治力度,但效果并不明显;至明朝,剿抚兼施,生活在南岭的瑶等族群最终被纳入了王朝的统治秩序当中。

   对于这个过程,江永民瑶中留下了“张丁爷招安下山”的文字记载,以及瑶长、瑶目进京“报立瑶籍”等说法。很大程度上,这些说法多是为了彰显和争取在地方占有资源的权利而杜撰,但从另一侧面反映出,此时远在天边的朝廷已经经由地方人群的想象渗透到当地的社会秩序当中。这个过程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那便是文字的使用,正是文字的使用使得朝廷的正统性在地方社会中被表述和实践,正如华南学派所注意到的那样,族谱中关于祖先来源的叙事往往借助“中原人”这一正统身份来获得在地方占有资源的合法性。与这一过程相呼应的是,至清代,吴将军形象进一步真人化,作为跟随狄青平定侬智高的大将吴舜举被纳入书写的历史当中,而民瑶内部的文字记录中也留下了“敕封武烈将军”(44)的说法。这无不意味着对中央权力的服膺,朝廷不再是遥远的虚幻存在,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场。

   但是,对中央王朝的不信任和反抗并未彻底消除,依然深植于其历史心性当中——吴将军传说中的报复等关键情节并未消失,而类似的故事并不仅存在于民瑶当中,在南岭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南方地区都广为流传。其故事多个版本,内容大同小异,都保留了被皇帝杀头、杀头后又复活并试图复仇等情节。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会飞的无头王”(“the Kings who could fly with our their heads”)(45)。在不同的版本中,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有所不同或与其他神灵相混合相交叉,但却保留了大致相同的结构与情节,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广西壮族地区流传的“莫一大王”传说。在笔者所走访过的田野,如湖南江华,故事主人公被称作“仁王”;在广西富川,故事主人公为磨石大王。在前人的调查中亦可发现类似故事,如在广西龙舟县的布傣村落则化身为“黎王”(46);费孝通与王同惠在对广西花篮瑶的调查中发现一则“甘王”(47)的传说,内容亦大致接近。此外,有人在广西京族(48)当中也采集到类似的故事,甚至在香港新界也有流传(49)。这一类型的故事已然具有“母题”或原型的意义,劳格文、科大卫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反映出征服和投降的历史传说的底层本质。”(50)在笔者看来,“征服与投降”仅仅只是故事本身的情节,属于表层叙事,它意味着某种历史真实;而其深层认知则隐含在对这些历史情节重新加以撷取然后将它讲述出来的过程中,其集中的体现,就是对既非征服又非投降的“复仇”情节的保留。

   应该说,“朝廷”在瑶人的认知当中,从无到有地演化为一种不得不正视的权力存在物,只不过对“朝廷”的认知过程却是曲折微妙的。在瑶人手抄的《过山榜》(又称《评/平王券牒》)中,“先有瑶人,后有朝廷”(51)的说法非常普遍:朝廷是必须正视的强大存在,但瑶人似乎并不打算顺服于它,而是试图与之建立一种协商的、可共存的关系。也就是说,尽管承认其存在,却未必要“加入”;与之共存,而不是“逃离”。吴将军传说最终落脚在“生要护朝,死要护瑶”这一主旨上,正是对中央王朝之认知的最好表达:“护朝”是方式和手段,“护瑶”则是最终目的。在手段和目的之间,是并未被遗忘的、根植于“叛乱—平叛”历史叙事当中的更深层对边缘无权的自我和有权的他者(朝廷)的认知。

  

   注释:

   ①[日]白鸟芳郎编著,黄来钧译,喻翔生校:《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1980年。

   ②林耀华:《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类型及其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民族学研究》1991年第10辑。

   ③李绍明、杨健吾:《我国山地民族学的现状及其前景》,《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

   ④纳日碧力戈、龙宇晓:《迈向中国山地民族研究的新天地》,《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2013年卷,总第1期。

   ⑤程美宝:《国家如何“逃离”——中国“民间”社会的悖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4日,第011版。

   ⑥[美]萧凤霞、包弼德等著,刘平、刘颖、张玄芝整理:《区域结构秩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文史哲》2007年第5期。

   ⑦David Faure,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Modern China,Vol.15,Jan.,1989.

   ⑧James C.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

   ⑨江永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jiangyong.gov.cn/Category_1/Index.aspx

   ⑩任涛:《湘桂边界平地瑶述略》,《民族论坛》1996年第4期。

   (11)刘秀丽:《从四大民瑶看明清以来“南岭走廊”的族群互动与文化共生》,《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2)讲述者:田树生,江永县粗石江镇清溪村人。

   (13)讲述者:江永县源口乡功曹村禅山寺守庙人。

   (14)Spence,D.P,Narrative Truth and Historical Truth: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 in Psychoanalysis,New York:Norton,1982.

   (15)盘达玉口述,盘承举整理:《唐朝敕封云溪朝显仁王简传》(未出版),2009。

   (16)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17)讲述者:田树生,江永县桃川镇清溪村人。

   (18)万发元、周诜诒:《永明县志》卷24《祀典志》,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版,2002年,第409页。

   (19)陈宏谋修,范咸纂:《湖南通志》卷53《理苗一》,湖南省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20)周鹤修,王缵纂:《永明县志》卷14《寇难》,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版,2002年,第179页。

   (21)(22)(23)(24)(26)文天祥:《提刑节制司与安抚司平寇循环历》,《文天祥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295,295,300,300,305页。

   (25)“自湖南入昭贺有两途。一曰全州灌阳,自灌阳入昭贺……而去秦孟四下界巢颇远。一曰道州永明,自永明入昭州界,曰平源,便是贼巢。”文天祥:《提刑节制司与安抚司平寇循环历》,《文天祥全集》,第296页。

   (27)宋濂等:《元史》卷30《泰定帝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76页。

   (28)宋濂等:《元史》卷30《泰定帝二》,第678页。

   (29)(30)(31)宋濂等:《元史》卷38《顺帝一》,第819,824,825页。

   (32)(33)万发元、周诜诒:《永明县志》卷33,第471,471页。

   (34)游俊、李汉林:《湖南少数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48页。

   (35)《广西恭城莫氏系谱》,广西恭城莫氏系谱修谱委员会编,2004年。

   (36)《新辑王氏家乘序》,《王氏族谱》(道光二十年),采集于江永县松柏瑶族乡批杷所村。

   (37)《欧阳氏族谱原序》,《欧阳氏族谱》(年代未详),采集于江永县兰溪乡黄家村。

   (38)(39)(40)首德胜辑,何可训续辑:《扶灵统纪》(抄本),采集于江永县源口乡小河边村。

   (41)严有禧:《民苗不许结亲疏》,载于(乾隆)张天如等:《永顺府志》卷11《檄示》,湖南图书馆藏,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

   (42)钟人文:《宁远县志》(二)卷13《艺文》,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2014年,第613-614页。

   (43)文天祥:《提刑节制司与安抚司平寇循环历》,《文天祥全集》,第295页。

   (44)《鼎建总管庙志》碑,刻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现存于江永县兰溪乡黄家村。

   (45)此说采纳Nicholas Tapp的说法,见其The Kings Who Could Fly without Their Heads:"local" Culture in China and the Case of the Hmong,in David Faure and Tao Liu eds.,Unity and Diversity:Local Culture and Identities in China,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6,pp.83-98.

   (46)潘艳勤:《金龙布傣的村落、信仰与仪式空间——以广西龙州县金龙镇横村的“求务”为例》,载劳格文、科大卫编:《中国乡村与墟镇神圣空间的建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31-247页。

   (47)费孝通、王同惠:《为调查研究桂省特种部族人种》,《宇宙旬刊》1936年第4卷第3期。

   (48)《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广西京族社会历史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49)科大卫:《明清社会和礼仪》,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4页。

   (50)劳格文、科大卫编:《中国乡村与墟镇神圣空间的建构》,第19-20页。

   (51)《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平王券牒》,《瑶族〈过山榜〉选编》(修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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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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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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