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丽:在“逃离”与“加入”之间:从“吴将军”传说看山地族群的国家认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 次 更新时间:2019-06-29 12: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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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丽  
其中互相矛盾的部分恰恰体现了其认知的复杂性。

  

   二、“叛乱—平叛”叙事:历史真实与叙事真实

  

   我们祖宗田开是元朝进士,在南京做官,传说他犯罪,皇帝要杀他,其实是朱洪武恼死元朝蒙古人,所以要杀他。田开本身有几兄弟,老家是广西石头村,他老子也是做官的,是狄青手下的大将,来广西平瑶人叛乱。周、蒋两姓来得较早,姓蒋的有两兄弟,现在已经绝后,田家过继给蒋家两个仔,田家还有三个仔,三个仔定居在广西,在平乐把守、落户,但现在田家只有一个仔传下来,而姓周的有五六家。(17)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关于祖先来历的口述与传说中的吴将军身世颇有相似之处,都是因“犯罪”而“皇帝要杀他”。在清代的县志中,“吴将军”也被描述为一个辅佐狄青讨平侬智高的真实人物(18),这与有关田氏祖先的叙事更加明显地构成某种互文关系。有关田氏祖先的这段口述内容的真实性已经不那么重要,它所透露出的,是讲述者对自身的认知。进一步说,对自身的认知需经由历史叙事来达成,而历史叙事又需借助正史和传说来建立,有关吴将军的传说和有关史实不着痕迹地融进田氏祖先的故事当中。

   这段由宋朝至明朝绵延三百余年却又时间模糊的历史叙事所透露出的信息十分耐人寻味:一方面,田氏祖先的历史与广西的“瑶人叛乱”直接关联起来,这或许显示出当时依智高叛乱的巨大影响力;另一方面,田氏祖先在叙事中却是平叛的一方,而非叛乱的瑶人。然而,自称为瑶人却又声称其祖宗“平瑶人叛乱”,这岂不矛盾?实际上,据史籍所记载的内容来看,“叛乱”与“平叛”自宋以来成为江永一带的常态,而在当地人保留下来的族谱中,大量有关祖先来源的叙事都与“叛乱”或“平叛”有关。在清人眼中,“楚南苗猺杂居,自宋元明来,叛服不常”(19)这一说法并非夸张。

   有宋一代,对生活在江永的居民影响较深的一次“叛乱”,应该是咸淳七八年(1271-1272)“广西巨寇”秦孟四的叛乱:“先是破贺之富川,极其荼毒,已乃破我永明(今江永),杀死知县,又杀伤县尉一人,主学一人,卷去县印,屠戮居民,掳妇女,掠财物,城市为空。”朝廷派出名相江万里及文天祥前往镇压。回看这段历史,清人称其为“有宋来一大变也”(20)。正是这场“大变”,间接导致了朝廷对江永一地之管控的加强,而“四大民瑶”群体也由此时起渐次演化形成。

   秦孟四的声势席卷广西贺州、静江(今桂林)、昭州(今平乐县、恭城县)以及湖南道州,这一带群山连绵,各族群交错杂居,“秦孟四所出没巢穴处,其山重冈复峤,连跨数州,林翳深密,苍蔚延袤,山猺木客聚族其间”(21),而“秦之党,或为平民,买卖于军市之间,甚者秦盂四亦在焉”(22)。想要从人群中明确分辨出哪些人是“贼寇”,对于外来的官军来说的确是个难题。朝廷军队不但难以制服秦孟四,甚至还引起反弹:“当来广西只有秦孟四一火贼,只因稽于勦捕,致上下相挺,于是遍昭贺境皆寇。”(23)因秦孟四出没无常,无迹可寻,官军转而攻打那些势力弱小者,擒获诸如广西毛丫头、倪崇七,而“桂路分所申打扶灵源寨”(24)。扶灵源寨即四大民瑶之“扶灵瑶”的前身,其所处的位置非常关键,位于永明与昭州的交界处,是从永明入昭州的必经之地,而昭州正是秦孟四的据点所在(25)。此地有山曰扶灵山,属于都庞岭的一处小山峰,这里是扶灵水的流经之地,而扶灵水从今广西恭城三江乡发源,穿过江永境内的扶灵山又迂回广西。官军曾因“昭贺路梗”,计议“寄粮于扶灵源口”,因此“连日或打扶灵源,或打申家峒”。扶灵源与申家峒直到清朝都依然因瑶人聚居而闻名当地,其中申家峒位于恭城(南宋时属昭州地界内),与扶灵源紧邻,也是扶灵水的发源地。

   秦孟四所盘踞之处,不仅复杂的山地为其提供了有效的隐蔽之所,而且这里也是地方权力的含混地带,正是斯科特所说的最适于那些边缘群体逃离统治的地区。因此,文天祥撤兵之前曾多次建议“置寨留屯”:“闻全道州边广去处,无岁不避寇,大抵兵来则去,兵去则来,极以为苦。若建寨更戍,有数百人常在界上,则广寇无敢复犯湖南,”并认为这是“湖南防制广寇之第一策”“湖南永久保障之计”(26)。

   文天祥的建议是否被采纳,尚无文献可考。但到元初,广西湖南一带的瑶人依然不服统治,元廷开始对这一带加大统治力度,其中永明境内的瑶人被多次招降:泰定三年(1326)“五月,乞住诏谕永明五洞蛮来降”,“十一月……扶灵、青溪、栎头等源蛮为寇,湖南道宣慰司遣使谕降之”,“十二月……湖广屯戍千户只干不花招谕扶灵洞蛮刘季等来降”(27)。但招降之举似乎未能奏效,泰定四年(1327)四月“永明县徭为寇……湖广徭寇全州、义宁属县”(28)。元统元年(1333)十二月,“广西徭寇湖南,陷道州,千户郭震战死,寇焚掠而去”(29)。元统二年(1334)九月,“徭贼陷贺州,发河南、江浙、江西、湖广诸军及八番义从军,命广西宣慰使、都元帅章伯颜将以击之”(30)。十二月,元廷“立道州永明县白面墟、江华县涛墟巡检司各一,以镇遏徭贼”(31)。

   但白面墟巡检司的设立并未确保这一带的长久安定。至正初年(1341),“县境猺獞乘乱窃发扰害乡村者数十次”(32);至正十二年(1352),“土贼邓四构乱,招降复叛者数次,至明洪武二年(1369)六月县丞彭德谦率轻兵出其不意捣穴擒渠,乱乃平”(33)。

   明朝定鼎以后,湖南、广西瑶人的反叛活动有增无减,规模亦不断扩大,由湘南桂北进一步向广西东部、广东北部及湘西延伸。面对越来越失控的南岭山区,明王朝投入了比元朝更大的兵力。明初,湘南地区先后设立了永州、宁远卫以及桃川、枇杷、锦田、江华、宁远、桂阳(今汝城)、郴州、宜章、常宁等所,各所紧密排列,互为呼应,不少卫所设在五岭山中湘粤、湘桂省界上,其目的在于控驭这一带的瑶、壮各族人民(34)。其中洪武二十九年(1396)所设立的桃川守御千户所与枇杷守御千户所就在永明县境内,这成为该地方历史进程中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南宋以来永明及其周边即南岭一带“叛乱”与“平叛”的历史,或模糊或清晰地刻写在生活在此地的人们的记忆当中,并通过一代代的口传或书写,逐渐演化成地方族群一种程式化的历史叙事,保留在当地的传说、歌谣或族谱中,这一历史叙事可以概括为“叛乱—平叛”叙事。这一叙事模式可以在各种有关宗族或族群历史的口述或文字资料中找到踪迹。如恭城县莫氏的族谱中称:

   恭城北溪莫姓,原籍山东青州府临淄县九德峰村,明洪武初年,势江源梁朝天,雷虎子等在西乡八角岩“谋叛”,朝廷震惊,采取“以夷制夷”政策,命莫祥才率庆远府(今河池、南丹等地)之药弩手三百,民壮五百前来征剿,因平乱有功,授白面寨土司巡检之职(衙门设村西龙头庙),事平后居于莲花南平江一带,然后定居白面寨。(35)

   在江永县松柏瑶族乡枇杷所村,我们在王姓家族的族谱中看到如下记叙:

   余族枇杷所王氏鼻祖(官讳)义公原籍隶河南归德府宁陵县大同乡延长村人,实系中洲之地也。自大明洪武二十四年因粤东八排扰乱西六寨猖狂,奉御旨特饬湖南永州府永明县建立枇杷所城,屯军此地,守御斯土……本朝康熙二十四年八排解甲向化,六寨投戎拱服,世际升平,裁汰军卫,隶入民籍。(36)

   在兰溪乡黄家村,我们也看到类似的叙述:

   始祖善从公原籍宁远西洞磨头人氏也,双姓欧阳……朱太祖……于洪武二十四年将有功军士结发边疆设立城垣,名曰枇杷守御所,号曰龙泉,弹压六寨,卫国安民,世守斯土。(37)

   与之相类似,在富川县富阳镇观塘村,该村最大姓氏周氏家族在自述自身历史时称其祖先是由江华“白芒营磨头村”迁来;而另一大姓汪姓则称其祖先是从“安徽定远县”迁来,其祖汪云田于“洪武二十三年被朝廷派来剿匪开边”,后定居在此。

   令人疑惑的是,以上文字记录中所呈现的其实都是“平叛”一方的叙事视角,那么,县志中所记载的那些叛乱者去了哪里?导致这一结果的,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说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原有的“叛乱”者被招抚,纳入国家编户,从而逐渐远离了曾经叛乱者的身份;二是不同人群频繁的接触和融合,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模糊了原有的身份边界。

   清道光年间由扶灵瑶村老所编纂的《扶灵统纪》中有如下说法:

   洪武九年四月初十日奉蒙张丁爷招安下山,给赏红袍玳瑁与猺把守;奉蒙钦差户部侍郎曹踏拨边山五里,俵猺陆续开垦成熟,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设立桃川所,招留一千八百八十名军概占民猺田五百八十一顷,永乐二年董顺千户带猺人石午碑赴京报立猺籍,纳粮不差。(38)

   这段自述的真实性姑且不论,我们至少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叙事真实”,其中透露出的是,宋元时期不服王化的扶灵等“源蛮”,至明清时期则逐渐被驯服。在扶灵瑶的叙事中,“招安”一事与桃川、枇杷千户所的设立大致发生在同一时期,甚至比后者发生的时间还要早二十年。这一叙事一方面表达了对作为拥有“猺籍”者所应得之权利的申明,但同时也是对这一“猺籍”身份的肯定和认同。尽管“猺籍”不等同于“民籍”,但都是国家的编户,至少在名义上,获得了“猺籍”便意味着被正式地纳入国家的统治秩序当中。无疑,民瑶通过“平叛”叙事而获得了某种正义性与合法性,而这一叙事抹除了曾经的叛乱历史和“叛乱者”的身份。

   另一方面,这段自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口变动的大体状况,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人口迁徙、士兵逃亡又变身为民籍等情况也属常见,并非完全杜撰。明中叶以后,卫所渐渐废弛,永明的桃川所也不例外。大量所军逃亡,“至万历九年奉旨清丈田亩,所军陆续逃亡,止得二百三十八名”(39)。那么这些逃亡的所军去了何处?很大可能是变身为瑶人或汉人。瑶汉之间由通婚导致的融合更是常见,如嘉庆年间湘南城步等地的汉人为贪图“轻纳粮赋”而以入赘或认假父的方式变身为苗瑶:

   城步、邵阳、武冈、新宁四处非苗即猺……汉民中之贪黠者隐知苗猺田产,轻纳粮赋,于是利其土地便于开垦,欺其椎鲁易于愚弄,始则尚止单身携赀往贸,借称拜同年认假父,渐且携家人入赘以联姻(40)。

   类似情况十分常见,如永顺府(今天湘西自治州)臬司严有禧将这一情况总结为:“本欲以汉化苗,反致以苗变汉。”(41)

   由以上推论,生活在湘南桂北也即南岭山地中的各族群,其自宋朝以来的历史进程实际上也是各族群不断接触、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土著与客民、汉与非汉、军与民等不同人群历经了漫长的接触,其中既有冲突、战乱和纠纷,同时也不乏缔结婚姻、贸易往来等正向接触。在接触和融合的过程中,一代一代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其原有的身份疆界日益模糊,所置身的现实与记忆中的历史不断叠加、重置,自我的历史记忆和他者的历史记忆互相采借和融混。这些地方的人们渐次形成一种普遍的、共有的历史叙事模式,其中既包含了对纳入国家秩序之前的“叛乱”阶段历史的模糊记忆,也有在被纳入国家秩序之后对历史的重构,而对地方、国家的想象和认知也处在不断的形构当中。我们可以将这套叙事模式称作“叛乱—平叛”模式,它大约在地方社会秩序相对稳固的帝国晚期形成。

   在这一“叛乱—平叛”的历史叙事中,最为微妙的是,作为叛乱一方的族群逐渐隐褪不见,甚至连曾经多年“为寇”、掀起无数次“叛乱”的瑶人,也借助“守隘”叙事而摆脱了叛乱者的身份、跻身于平叛者之列。基于此,在“叛乱—平叛”的叙事中,曾经的“叛乱”历史被刻意遗忘、抹去,而只保存了一种正统的“平叛”者的历史。

但我们需要看到,“叛乱—平叛”的历史叙事模式其实是含有内在的逻辑矛盾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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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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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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