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建:自我民族志:整体人类学的路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 次 更新时间:2019-06-29 11: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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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建  

   内容提要:民国以来,国内民族志作品大多呈现为聚焦中观族群或社会的他者表述,对人类整体与个体缺乏足够关注。建构整体与个体、自我与他群相互关联的整体人类学,需要回归人类整体,也需要回归个体、回归自我。自我民族志是整体人类学路径反思的重要维度之一。

   关 键 词:自我民族志  整体人类学  民族志  人类志

  

   一、人类学的多维表述与个体转向

   (一)人类学的多维表述

   无论在汉语还是西文表述里,人类学/anthropology都指关于人类的研究,是一门强调整体性的学科。它的核心在于追问和揭示“人是什么”,若深入一点,还会力图以第一人称的复数方式解答“我们从哪来,在哪里”,以及“到何处去”。①由此,人类学还可理解为人类以自身为对象的“自我研究”,通过研究开掘出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自反式知识,参与(适应、调整或改变)人类种群的整体演进。在此意义上,人类学写作的主要成果——“民族志”——亦可视为人类文化的自表述。

   一段时间以来,人类学被片面地界定为研究“异文化”的学问,人类学家的写作不过是针对“他者”的描写和解释而已。②此外,也有人持中和态度,如刘海涛一边赞同“主体民族志”对新空间的开拓,一边仍坚持认为“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本体应该还是异文化”。③人类学工作被概括为到他者的“异文化”中做较为持久的田野考察,然后返回自己的“本文化”,写作并发表作为“他表述”的“民族志”作品。其中的佳作,或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提供治理帮助,或为学术史与社会实践相关联的“世界档案”填补空白。在这种理解方式支配下,学界不但缺少考察者“本文化”的自觉考察,更鲜见叙事者的自我叙事。民国以来,就国内民族志作品而言,大多呈现为聚焦中观族群或社会的他者表述,如民国前期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考察报告》,抗战前后的《凉山彝家》等,对人类整体与个体缺乏足够关注。人类学最核心的“人”不见了,整体人类和个体自我随之消逝。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研究最多可称为“群学”或“他者学”。

   当然,也应该注意到,先秦时代的中国就已出现荀子式的整体观察,把人(类)的总体特质阐发为“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④留学美国的李济将此说与现代人类学的“智人”名称Homo sapiens巧妙结合,为全体的人起了中西合璧之称——“有辨的荷谟”。⑤近年来,考察人类生物属性及其演化的考古学、体质人类学与基因人类学相互联合,引发了人类学整体研究,不但通过实证材料把“国史”叙事往前推至数以万年记的新石器年代,还把“黄帝子孙”与“蒙古人种”加以关联;⑥也有介入智人祖母“露西”的论辩,对人类的开始进行探讨;⑦更有经由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参与,把本土多民族的人种由来纳入以染色体为单位的全球谱系,推动了整体人类研究。⑧

   此外,20世纪早期留学西方的费孝通运用人类学方法,回到本土,考察自己家乡,撰写出被誉为开创人类学本文化研究先河的“乡土中国”(《江村经济》),使一度被当作西方人类学“异己”的中国文化,从被表述对象转为自表述主体。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刘尧汉为代表的“彝族学派”等多元叙事,进一步将目标明确转向关注并阐释研究者身在其中的本土、本族、本文化。⑨也出现过如岭光电所著《忆往昔——一个彝族末代土司的回忆》⑩那样的自述之作,对本文化的个体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发。

   总体来说,人类学具有多维表述方式,但国内学界依然缺少人类学意义上的“自我志”,鲜有真正将研究者自我作为对象的人类学著述,同时也缺少人类整体的相关研究。由此,一方面,以往研究史上早已有过的以整体人类或个体自我为对象的表述值得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演变至今的世界现实急切呼唤能将整体与个体、自我与他群相互关联的新人类学,亦即笔者所称的“整体人类学”。(11)

   (二)人类学的个体转向

   在如上背景下,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近年来的相关论述值得关注。首先是他在《民族研究》连续刊发的“主体民族志”系列文章,继而是最近陆续出版的“对蹠人”系列民族志专著。这些论述目标明确,力图通过“三重主体”式的新民族志叙事,回应后现代实验民族志再度陷入的“对话性文本”困境,从而以中间道路化解由科学民族志引发的“表述的危机”。这些论述聚焦于民族志的不同表述,涉及如何重新界定人类学及其书写意义。在笔者看来,朱炳祥从民族志角度提出的“自我的解释”,开拓了人类学写作的多重意义。其中的重点在于聚焦个体、自我表述和多维叙事。

   所谓“聚焦个体”是指人类学观察与书写从群体转向个人。这种转向十分重要。或许是受以科学理性为前提、偏重描写“异文化”的民族志类型误导,人类学家向世人提供的作品差不多全是画面模糊的文化“群像”,不但聚焦模糊,个人消失,更几乎看不见具体鲜活的心灵呈现。因此,无论《萨摩亚人的成年》《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还是《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考察报告》,其中呈现的都只有被叫作萨摩亚人、航海者、赫哲族和苗族的抽象整体和模糊群像。此类人类学的写作主旨,正如《努尔人》一书副标题坦诚的那样,重点在于描述某一特定“人群”及其关联的生活方式与政治制度。(12)这种样式的描写把人类学引向只关注抽象的“社会”和“文化”,结果如巴黎十大人类学教授皮耶特(Albert Piette)批评的那样:使人类学丧失了人。(13)

   面对这种状况,朱炳祥教授呼吁人类学的研究要转向聚焦个人,强调人类学写作的当是“人类志”“人志”而不该只是“民族志”,因而主张“不是通过个体来研究‘社会’,而是通过个体来研究‘人’”。(14)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但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将ethnography由“民族志”改译为“文化志”“社会志”或“人志”,而在于是否要从仅关注中观群体的民族志陷阱中走出来,回归联通个人与人类两端的人类学整体。(15)

   结合全球一体的学术演变来看,国内人类学的个体转向并不突兀。当代法国人类学家尝试运用“真实的小模式”聚焦独立个人,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不间断地、跟随式地观察”一个对象,强调要在传统的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之外构建关注个体的“人本人类学”。在德国,勇于创新的学者则与相关机构合作,组建了可随意阅读的日记档案馆(Deutsches Tagebucharchiv),将所收藏超过三千名德语圈市民的日记向大众开放,期待更多的读者光临,通过日记“了解‘大家的历史’,甚至可以看到自己”。(16)

  

   二、自我民族志何以可能

  

   即便挣脱了“群像”笼罩,个体的含义也有两极:一是作为他者的别人,另一才是作为主体的自我。聚焦个人的人类学转向,叙事焦点仍然面临两种选择。在笔者看来,若人类学写作能够产生出“主体民族志”,唯有自我书写的类型才与之相配,其他一切被代言的叙事——无论聚焦族群还是个体,都只能叫作“对象民族志”。为了呈现叙事主体的转型,朱炳祥《自我的解释》借用了富于想象的“对蹠人”比喻。一方面与“他者”相对,凸显虽同为表述对象,却已转换为“自我”的表述者本人;另一方面,形成个体本人之表述和被表述的自我对立、对照与对映。

   人类学的“自表述”会呈现什么样的特征和困难呢?让我们来看看油画的例子。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到毕加索的《梦》,世界各地的油画行业盛行人物的肖像画绘制,通常方式是画家面对真人临摹,而倘若画家打算绘制自画像的话,则每每需要借助镜子反观。不过那样一来,虽说也看见了自我,然而眼前出现的却不是真身,变成了被镜面折射的镜像。换句话说,虽然画家还是一人,却在绘制过程中延伸出若干“自我”:一是正在作画的画家(本人);一是正被观察的他/她(对象);此外还有画布上逐渐显形的自画之“我”(作品)。

   相比之下,朱炳祥尝试进行的自表述也如自画像一般,只是关联的问题各不相同。首先,他同样不能像观察别人一样观察自己,只能借助镜像。人类学的自我镜像何以呈现?又何处寻觅呢?有趣的是,在题为《自我的解释》的著作中,朱炳祥用以观察的“镜像”主要选自他本人从1964年以来50多年间的24则日记。作者把这组日记当作人类学写作的“本体论事实”,依据是“日记是自我本质的符号式呈现,由日记出发,是达至我人生内核的高速通道”;将它们呈现出来的目的,是“希望以此表达主体的一种目的性建构”。这种建构的内容,“包括了我在学科之内的某种理论反思以及在学科之外的某种人生理想诉求”。

   这些引述虽出自题为《自我的解释》的同一部自表述作品里,但此刻的“我”实际上已跳出叙事框架,扮演起集作品设计者、介绍人、总结者及解说员于一身的角色来。宛如达·芬奇或毕加索分别出现在陈列各自作品的美术馆或拍卖厅,忽然对着观众言说起来,解说员的出场无疑使被表述的“自我”再度叠加,摇身变为身处局外的“爆料者”了。不过仔细辨析,仍可发现此时的“我”只是一种叙事策略,充当的角色其实就是人们认识的教授朱炳祥,只不过在其周围,一下多出了一排被他勾画出来、与之构成多重“对蹠关系”的若干“自我”罢了:军营列兵、首长秘书、大学科室干事及至专业教师、田野工作者等。在叙事者朱炳祥笔下,这些角色都被同一个“朱炳祥”名号统称着,却被以人类学方式对象化(客体化)成了多个不同的自我——自他。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能代表朱炳祥?是日记中的“他”(们),还是解说日记的“我”?换成人类学之问在于:个人日记能否等同于人类学的本体论事实?如果日记即可认定为对象化的资料田野,如何确定此田野中同一个体的前后参与与观察解说为真?换句话说,从人类学出发,此朱炳祥能研究彼朱炳祥(们)吗?

   作为个人经历的自我记录,日记具有私密性,对于深入了解记录者本人的内心世界及真实看法,其价值每每超过通常的公开演讲或正式访谈。也正因存有太多个人秘密,日记在习惯上大多秘而不宣,差不多都随记叙者一同消逝归隐,故而也很少被用作学术写作的主材。正由于这样,《蒋介石日记》与马林诺斯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的分别出版,即被认为改变或推动了史学与人类学的相关研究。(17)但二者所起作用的共同点都在于为旁人的研究提供材料,充当被考察、分析和阐释的对象。朱炳祥作品中的日记则不然,他以本人的日记为材料,通过自选择和自分析方式进行对象化研究,进行了多重交错的自表述和再表述。此外,在用以自我分析的段落里,在很多场合出现的“他”,往往并不是事件主角,而是沉默的观察者和分析员,日记转述的是别人的故事和他人的思想。于是,叙事者朱炳祥仿佛让我们对着镜子中的镜子,观看镜像的镜像。例如,其中摘录的写于1986年的第14则以《小韩》为标题的日记写道:

   9月13日:“小韩”

   今天和小韩、黄河、隔壁的小胡说明年暑假骑自行车去游历,到神农架,700多里,磨炼意志,锻炼身体,了解社会,扩大眼界。小韩激动得生怕不带她去。我说每人准备一个日记本。她说:“我早就想到了,这么大这么宽,第一页记什么,后面怎么写。”她用手一边比画着。

   由于采用场景转述的叙事手法,日记中不仅出现了特定的第三人称人名,还出现了代表不同人物的“我”和“她”。第一个对大家说话的“我”看上去应该是当时在场的朱炳祥,另一个是在直接引语中呈现的“小韩”。

   9月21日的另一则日记《我的八个音符》以同样手法作了继续描述:

第三件事呢,是买盐。母亲走的时候,留了几角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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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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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研究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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