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康梁并称的缘起与流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3 次 更新时间:2019-06-28 00: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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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风动天下,令人鼓舞激愤。梁启超擅长报刊文字,笔尖常带感情,又学有根底,兼得今文家放任不羁的文风和敢于六经注我式的格义附会中西学知识,任意驰骋,毫无拘束,不仅赢得新进青年的欢迎,不少饱学之士也对其刮目相看。

   当然,尽管梁启超声名鹊起,而康有为的学问及人品则引起越来越多的质疑非议,甚至革新同道对其不满的情绪也日益增长,梁启超的一切成就影响毕竟还是在康有为的笼罩之下获得。孙宝瑄在日记中批驳康有为考古不当,出示宋恕,宋恕认为:“子以考古贬长素甚善。然长素非立言之人,乃立功之人。自中日战后,能转移天下之人心风俗者,赖有长素焉。何也?梁卓如以《时务报》震天下,使士夫议论一变,卓如之功,而亲为长素弟子,亦长素功也。”(23)

   随着梁启超声望的增长,他与康有为之间的差异日渐显现。开始还是平时言谈偶尔流露,相近熟识的同道有所察觉。吴樵曾写信给汪康年,为赋闲的梁启超传话并说项:“卓如近在闲住,意欲到沪助公,或在鄂译书局觅一事。渠未写信,属代致,均望公筹之。康徒唯此人可与也。迩日与之极熟,窥其旨亦颇以康为不然,而不肯出之口,此其佳处。公不可无以报之。”(24)继而师弟二人的异趣透过报刊文字公开显露出来。杨养浩称:“长素说多不经,诚如尊谕。然敢言二字,可以当之。卓如通达治体,言不背道,可谓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矣。”(25)连孙诒让也承认:“于卓如则甚佩服其《变法通议》之剀切详明,不敢以其主张康学之执拗而薄之。此薄海之公论,非不佞之臆论也。”(26)邹代钧甚至直言不讳地劝与梁启超不睦的汪康年道:“报论卓如主笔极佳,甚明通又不为时人所诋。公此后万勿出笔,缘前次所撰,已为梁大痛斥,且公笔亦逊卓如,各用精神于所长,庶能有济。”(27)

   对于和乃师康有为之间治学行事的分歧,梁启超自然心知肚明,后来他承认:1895年陈千秋卒后,“启超益独力自任,启超治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28)“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29)

   不过,敢于另立门户,已是后来之事,而在当时,梁启超面对分别康、梁的各种说辞却断然否认,严词批驳。他向鼓动自己改弦易辙的汪康年声言:“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前者变法之议(此虽天下人之公言,然弟之所以得闻此者,实由南海),未能征引(去年之不引者,以报之未销耳),已极不安。日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为人?弟之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闻南海而恶之,亦不过无识之人耳。即如去年强学之举,京师、上海应者如响,自倾在桂林开学会,全省响应,可知公理固在人心也。若因强学之中止而谓然,则宁可谓杭州书院之中止。汉、申各报之诬谤,而谓恶穰卿之人多耶?欧阳锜谓谭复生为穷凶极恶,亦将避之,而不敢征引谭说耶)。”(30)后来梁启超更明确为康有为抱屈,指责“公等在上海歌筵舞座中,日日以排挤、侮弄、谣诼、挖苦南海先生为事。南海固不知有何仇于公等,而遭如此之形容刻画!然而弟犹面然为君家生意出死力,是亦狗彘之不如矣。”且不惜与汪康年等分道扬镳,在《时务报》主办权上做非此即彼的抉择。(31)

   《时务报》新党分裂,令人叹息。1898年4月,陈庆年与汪康年谈及《时务报》事,汪康年“言梁卓如欲借《时务报》以行康教(康长素为梁师,其学专言孔子改制,极浅陋),积不相能,留书痛诋,势将告绝。殊非意料所及,可叹也。”陈庆年不禁慨叹:“彼等日言合群,而乃至此,可为发喟也。”(32)张美翊表示:“卓如良金美玉,前劝公曲加保护。盖虑其年少气盛,享名太骤太早,必致横决,乃竟不幸而言中。昔鲁通有尝言,世风日下,人才最难,何苦自相攻伐如此,读之每为浩叹!公虽不与较,窃为卓如深惜之。”(33)

   唐才常说梁启超“外似温柔,内实刚劲”,果然。“缪小山来书,舍弟节其大略来,已阅悉。弟之学派,不为人言所动者,已将十年;然请告缪君,弟必不以所学入之报中,请彼不必过虑,不然,书目表后之文,早登报矣。所以不尔者,自信吾学必行,无取乎此,不徒为人之多言也。若夫吾之著书,则彼乌能禁?我今直恨所著之书未成,刻书之资未充耳。他日鄙志苟逮,则将褒然成巨帙,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缪氏抢地呼天,又奚益乎?考据之蠹天下,其效极于今日,吾以为今天下必无人更敢抱此敝帚以自炫者,而不意缪氏犹沾沾然,志得意满,谓其字字有来历也。此等人,吾亦以待林乐知之法待之;我固不与之较,彼亦无如我何也。”(34)此番表白,可见梁启超是何等自信!

  

   二、清廷通缉

  

   戊戌政变发生,康、梁等人被迫逃亡海外。清政府随即发出一系列上谕,通缉捕拿新党。各种文书中指名对象,基本使用全称。所指名缉捕者不限于康有为、梁启超二人,或仅标名康有为一人,而以同时标举康、梁两人之名者为多。如“谕军机大臣等:逆匪康有为等煽乱远遁。朝廷宽大为怀,不肯概行株连。惟近闻该逆等仍复往来各处,结党蓄谋,肆意簧鼓,为人心风俗之害,未便任其倖逃法网。著沿江沿海各督抚随时严密查拿,毋稍松劲。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罪大恶极,均应按名弋获。朝廷不惜破格之赏,以待有功。其胆敢附和邪说,显与该逆等结为党与之徒,一经访拿确实,亦应一并严拿惩办,以遏乱萌而肃法纪。”(35)

   “又谕:电寄李盛铎。闻康有为、梁启超、王照诸逆,现在遁迹日本,有无其事。该逆等日久稽诛,虑有后患。如果实在日本,应即妥为设法密速办理,总期不动声色,不露形迹,豫杜日人借口,斯为妥善。果能得手,朝廷亦不惜重赏也。”(36)

   “又谕:逆党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外洋,日久未能弋获。该犯等罪大恶极,神人共愤。其广东本籍坟墓,著李鸿章查访确实,即行刨毁,以儆凶邪。”(37)

   作为乱党的首领,清廷偶尔也会使用康梁之类的简称来指康有为和梁启超。朝廷的态度直接影响了相关者的称谓。翁同龢函称:“今日太后临朝,问康、梁甚急,略有怒容。弟之举康、梁也,衷心无一毫不能告人处,足下所知,而世人所共见也。康、梁有其经世之才,救国之方,此弟之所以冒万死而不辞,必欲其才能得所用而后已也。今遭时忌,必欲抑之,使不得行其素,究何为哉?是何心耶?太后且有不得康、梁,翁某亦有罪咎之语。呜呼,翁某岂畏罪之人哉!徒以有梗在喉,不吐不快耳!足下知我最深,将何以救之耶?方寸已乱,书不成句,惟知我者谅之耳。”(38)

   亡走海外的康门师弟,康有为不久就因为清政府的干预,被迫远走美洲,组织保皇会;梁启超则在日本创办《清议报》,痛批发动政变的慈禧太后和一干后党,鼓动保皇勤王甚至暗杀行刺。这些活动,使得康门更加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而梁启超与康有为同为康党代表人物的地位因而进一步确定。其他人则基本退出代表之列。1899年12月20日,清廷发布上谕,令沿海各地督抚“悬赏购线,无论绅商士民,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者,定必加以破格之赏……即使实难生获,但能设法致死,确有证据,亦必从优给赏。”(39)公然鼓动滥杀。同时派遣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办理除康事务,破坏保皇会在广东及海外的组织与活动。

   1900年2月14日,清廷再度颁布上谕:“戊午谕:前因康有为、梁启超罪大恶极,迭经谕令沿海各省督抚悬赏购缉,严密缉拿,迄今尚未弋获。该逆等狼子野心,仍在沿海一带煽诱华民,并开设报馆,肆行簧鼓,种种悖逆情形,殊堪发指。著南洋、闽、浙、广东各省督抚,仍行明白示谕,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逆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万一该逆犯等早伏天诛,只须呈验尸身,确实无疑,亦即一体给赏。此项银两,并著先行提存上海道库,一面交犯,即一面验明交银。免致展转稽延。如不愿领赏,愿得实在官阶及各项升衔,亦必予以破格之赏。至该逆犯等开设报馆,发卖报章,必在华界,但使购阅无人,该逆等自无所施其技。并著各该督抚实力严查,如有购阅前项报章者,一体严拿惩办。此外,如藏有该逆等从前所著各逆书,并著严查销毁,以伸国宪而靖人心。”(40)虽然分别指称康梁名讳,却将两人等量齐观。

   在私人日记中,康党的代表不仅是康有为,也包括梁启超。己亥“十二月十二日(1900年1月12日),(孙宝瑄)诣昌言报馆,枚叔、浩吾咸在,问傅相作何语,傅相自云:‘奉懿旨捕康、梁。’且曰:‘如获此二人,功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进爵。’语毕大笑。傅相询余是否康党?余答曰:‘是康党。’相曰:‘不畏捕否?’曰:‘不畏,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相曰:‘吾安能执汝,吾亦康党也。濒陛辞时,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枚叔等闻皆大笑曰:‘奇事,康以六品官,而宰相为之党,未之前闻!’故都人多目为康党。比召对,太后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合肥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太后默然。”(41)虽统称康党,依据清廷的旨意,主要人物就是康梁。

   配合清廷的缉捕和反宣传,1900年初,有人撰写了《绣像捉拿康梁二逆演义》的小说。作者或为镇江人氏,反对变法甚力,所著名为演义,多关史事,而杂以仙侠怪异之词。以康梁分别为二十八宿的心月狐和虚日鼠,因为贪恋人间繁华富贵,私自投胎凡间,惑乱人世。该书凡四十回,以康梁和戊戌变法为主,写至康梁出亡海外,成立保皇会为止。原来作者打算续写故事,内容有西国各教在英国大摆迷云阵,维护康有为,儒释道三教破阵后,康有为逃往美国,儒释道三教又设十面埋伏阵捉拿康有为等等。不过,续书似未写成刊刻,倒是四十回本不断翻版印制,书名及署名屡有变更(如子明氏著《绣像康梁演义》等)。原版有署名“古润野道人”的序,后来翻刻本大都删去。序谓:

   自古佥壬邪佞,挟阴险诡谲之计,以济其贪婪诬罔之私,辩言乱政,蠹国害民,上与下交受其祸。至今读史及之,犹令人眦裂发指,废书三叹焉。而当其时,里党相揄扬,僚友争推荐,君若相亦深信不疑,鲜有能发其奸者,何也?采虚声而不察实行故耳。世有君子而不敢自信君子之人,断无小人而自居于小人之人,且微特不肯自已小人己也,阳与君子附,阴与君子仇,甚至援君子于小人,而以小人冒君子,植党羽,结奥援,互相标榜,为之游扬延名誉,致令正人志士误入牢笼中而不悟。迨变乱成章,排击善类,天下骚然不靖,然后知其前之误也,不已晚乎?(42)

   以作者对康梁维新党以及变法之事所知相当翔实看,其真实身份还有深究的价值。此书内容的社会影响如何,待考。至少在康梁合称一事上,当有强化二人一体的效应。

   保皇会的组织及其活动,确立和巩固了梁启超在康门中稳坐在第二把交椅的地位。他担任保皇会的副会长,在自立会等组织中,其地位仅次于康有为,这些进一步凸显了梁启超作为与康有为并列的康门代表的角色。尤其是在自立军的武装密谋中,梁启超赞同中原大举的方略,采取积极参与的态度,所起的作用实际上较康有为大得多。因此,在清政府各级官员的文书中,康梁并称变得越来越普遍,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保皇党的代名词。

自立军事发,从被俘会党首领身上搜出的文书,不仅康有为、梁启超分别位列正副龙头,而且在假造“八月十六日谕正副总理”的清帝诏书中专门列名“乃于工部主事康有为、举人梁启超、新军机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朝野志士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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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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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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